——对恢复财富尊严、建立财富持久积累机制的几点思考
在杀鸡给猴看这个游戏中，鸡、猴和杀鸡给猴看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其结果只能是弱势的鸡白白丧命，杀鸡给猴看的人越杀越残暴，而猴子很有可能逃掉或者趁机把这个肆血的恶人撞毙，就象报载的四川峨眉山那只因受到伤害而专门把游人往悬崖绝壁下推的猴子……
今年以来，传媒的焦点和公众的注意力吸较高频率的集中到了富豪们的身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周正毅与孙大午这两位中国富豪，只所以说能再度究其实是因为他们两人有着颇多的不同之处：前者号称“上海首富”，身价据传在50—150亿之间；出事前为反击自己“缺钱”的传言，一次性向上海市SARS防治部门捐出2000万元人民币，后东窗事发，就有多个金融机构的要员锒噹入狱，据坊间传言，其所有的钱几乎全是贷银行的款，现在已经关押了大半年了还没有下文。后者拥有上亿的资产，由其掌控的“河北大午集团”也曾被列为“全国500家优秀企业”，并在当地通过18年的努力在一片荒坟堆上建起一座较为现代化的大午城，18年间，仅从银行贷过政府奖励性质的两笔款子且都按时返本还息，但他却从银行里贷不出钱来，只好在当地民间借贷，用这些资金带领当地群众共同致富，并因关注“三农问题”且到高校四处演讲，后因“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被捕，在关押5个月后又判他“判三缓四”的法庭上嚎淘！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既有发展前途又有偿还能力的企业贷不出款来，而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上海小瘪三却能把国家的银行当成自家的魔法钱袋子！难道银行不是企业？不需要赢利？
我就觉得，倘若能够把作为国家信条悬挂在英国唐宁街首相府的怀特黑德的名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注定要没落”这句话，改上几个字变成“不尊重财富和财富的合法拥有者的国家是注定要没落的”并能使之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对我们这个所谓“转型期”社会眼下的平稳和未来向程序化社会过渡，其意义将是长远而务实的。但这个提法必将遭到各个阶层的反弹甚至于谩骂，这是因为若你能骂骂富人，起码能获得替弱势群体代言人的美誉，而若选择了后者，其境况显而易见！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国家若是富人的监狱，那末相对多数的穷人极有可能坠入地狱般的惨境，因为一个社会的安稳要靠社会的总体财富的恒久良性积累！我只所以这样说有如下的缘由：
其一，在中国财富几千年来一直是权力的附庸和衍生物，说通俗些就是“有钱人一直是有权人随用随取的大钱包”，此点从“红顶商人”胡雪岩给权贵送小老婆到福州首富给官员送处女再到官员离开管辖地时身边抢着买单（包括为其行贿买官）的富豪“朋友”足见此言不虚。因为极端权力的结构形式无法在其机制内公开公正的完成利益分配，而权力在公共事务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又能轻而易举的获得巨额财富，这个时候灰色富豪就出现了，但是如此产生的富豪，既然分得了全力的利益那末你就要承担社会公众对全力操纵者的仇恨和怨气，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些富豪就真正成为“杀鸡给猴看”中的鸡了。
由于富与贵的词意指涉，在中国传统的价值积淀中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在几千年一惯制的权力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独占话语权的极权机制下，富豪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坐大并与权力分利，在社会各阶层中几乎成为惟一的可能，而从权力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过渡，本身就又是一种进步。故富人一直被贬在“士农工商”中最轻贱的一个阶层便是历史的必然。
一个富人，要获得世俗社会价值观的肯定，自甘堕为权力的附庸可能是惟一的路径。因此，无论是哪朝哪代，富人只要事业上刚刚有点起色，投机政治便成为一种本能，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由“富”到“富贵”的质地飞跃。“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所以能被今人们奉为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楷模和弄财的最高境界，那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假设做为一个即将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富豪的人，真的如此向权力妥协了，而你此举同时却又会为你带来新的恐惧与原罪感：官商一体，必然倒致获得财富的方式经不起考量，财富的积累也不在公平、公正的规则起跑线上。这样你既要承担由此而引发的大众层面上“仇富心理”的结果，又要随时准备着若一出事便要当“灭门籍财”的替罪羔羊。而至于平常变成为权力随用随取的“大钱袋”，则是应当应份的。这点从秦、汉两朝开始，只要皇帝有事（大到边关开战，小到封后娶小），全都靠打商人的秋风！
在要么当自甘自愿的贱民，要么在沾点权力的“贵”气的同时，再把自己的脖子伸进权力的绞索之中的两难境遇下，中国富人命运的周期律是毫无规则性且显而易见的。难怪由那句“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而改成的“每一个暴发的富豪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高官”的著名格言，在坊间几乎尽人皆知呢。而权钱交易的额度和腐败官员的官阶，自然也是同比递增了，而高官腐败也就必然地愈演愈烈了。伴随着一个富豪的出事，往往又会出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有趣现象，而杨斌和周正毅这两个硕大的萝卜“，自然也带出了他们各自赖以存活的”泥“——中国第二富豪杨斌牵出了声名赫赫的沈阳”慕马“，而后者周正毅所带出的银行高官刘金宝可能仅是冰山的一角。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关键是逐渐在公共领域和空间中尽可能的限制和约束权力，建立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社会财富的总量才能良性增长，民众的价值趋向才能多元化，财富和财富的合法创造者和拥有者得到尊重和保护才可能成为现实。其先决条件必需是让权力从经营领域中退场！
其二，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吃大户心理，即所谓的“劫富济贫”。远的不说，这点从刘晓庆被抓后传媒一片夸张失态地叫好，还有年初山西首富李海仓被枪杀后，网上幸灾乐祸的言论就能得到佐证。尽管后者在当地有着“闻喜县一天三顿饭，两顿是吃‘海鑫’的饭”的誉称。我以为这是一次“仇富”、“均富”心态的危险反复和回潮，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富人占总人数的多寡以及富人财富积累时段的长短，是一个社会稳定度与文明度的标尺（前提当然是财富的取得手段必须合法）。否则，整个社会赖以完善所需的财富就难以积累起来，而一个崇尚“越穷越光荣”的社会必将陷入一种更加恐怖的极端。
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我们虽有几千年的历史，却少有能延续百年以上的企业，若有也仅是一些“烤鸭”、“烧鸡”之类的百年吃货，或者剪刀、菜刀之类的真可谓“老”的百年老店。而西方的不少国家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其百年以上的集团化大企业却不在少数，就连三、五十年前尚与我们处在几乎是同一起跑线上的香港和台湾，也不乏王永庆、李嘉诚们的庞大财富帝国。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相对于中国富豪的“短命”化这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还是让我们从历史文化和人文传统上做一个较为简要的回顾；在中国社会历史的不同段落里，最能挑动老百性神经末稍的，莫过于“劫富济贫”或者“均富贵”这样的口号了，当然若再能“到财主小老婆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就更具诱惑力了。为此，哪怕日后被杀头、抄家也在所不惜！
纵观几千年来的王朝更替，无论是“苟富贵”的陈胜、吴广，还是“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分田粮”的李自成，“杀富均田”才是众人随之揭杆而起的真正动力和精神支点。而这种在历史上屡屡翻版的犹如蝗虫过境般的“吃大户”，在对社会财富积累程序破坏的同时，也孳生了不劳而获的心理期盼——什么时候再这么来他一次，让这些富人们狂。
而这点表现在现实中则是颇有市场的“杀猪理论”：显摆什么？过几年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再搞一次公私合营！而正是这种心态，弄得穷人和富人都不能自持，使双方都长时间地陷入“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急功近利的非理性状态，这样便很难建立起一套低成本的良好财富、权力和社会价值体系。
一直以来，我们最高政治层面的话语逻辑与私有财富的归属权都是嗳昧不清，甚或是相悖逆的。藉此，让我们理性地反观我们的历史文化，就不难看出个中端倪：在我们民族对财富的价值取向及其概念界定中，权力合理剥夺私有财产的理论和根源，均来自于以抽象的道德为基础的“公”“私”观念。而在这一点上，历史上著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人就连你行走或着站立的土地都是“王”的，那么你还能拥有何种财富呢？
与之相对应的同为帝制的古罗马，其《罗马法典》则规定：罗马皇帝可以杀大臣的头颅，可要想没收其家产就绝非易事！再打开我们的史籍：“家产籍没，子嗣充军为奴；身首异处，诛灭九族”等字眼则比比皆是。而近世以来，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批判：“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肮脏和血泪”。却又给中国的富人们贴上了一个威权而固定的西式道德和政治标签！
但凡有人要为富人辩护几句，在道德上你便先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即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在这里我们先抛开”文革“中对刘少奇的种种政治构陷不论而我以为在刘少奇当时的所有”帽子“中，最能在普通大众中激起愤慨的，便是那顶由其”剥削有功论“而扣上的”工贼“帽子，可其真实却是这样的：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城市工作会上讲到”希望你们（资本家）多剥削一点，今天你能剥削1000个工人，我希望你将来能剥削2000个工人、20000个工人！因为今天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应使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当然也就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是这段在公开场合讲的半带鼓励半是幽默的话，在后来的权利斗争中，却被置换成最能点中大众敏感神经死穴的”剥削有功论“。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也就成为任人唾骂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了。财富处在如此境遭和前提下，一个普通人若想在通往成为富人的道路上行走，不和权力结盟几乎是寸步难行的。而且既使侥幸成为富人，只要不攀附权贵，其命运也永远难逃”杀富济贫“的结局和”为富不仁“的道德指证。
曾记得，当1994年《福布斯》杂志第一次对国内私有财产排名出笼时，笔者因为在深圳主持一张经济类的报纸，有幸在一家堪称豪华的酒店里，陪一位手眼通“天”的豪门公子喝早茶，其当时对上榜首富的不屑一哂的倨傲，至今仍历历在目：就他？傻B一个，就这点洒洒水的身价也能称得上是中国首富？全国就是再排上几千人，也轮不到他的头上！
我认为财富的合法性与财富获得者手中拥有财富的可持续增值保障，是突破“富不过三代”历史周期律的关键。同时此点又是把财富的正当积累与暴发区别开来的最好的度量衡。
故而，只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使得社会的总体财富得到良性的发展与积累，而随着制度的完善，富人们更多地被置于法律和传媒的监督之下，逐渐地建立起富人为赎买财富原罪而付出代价的良性价值体系和社会机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走上理性的富足轨道。
而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喊了20多年的今天，如何使富人们走出这尴尬难耐的历史周期律？又如何能规避由此带来的种种针对个人与社会的不同风险？已成为一个迫切而重大的社会命题：因为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结果指出，目前财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在中国，已超过10000人，而这些富人又都是中国2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标志性景观之一，他们做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一举一动对整个社会都有着强烈的社会示范效应，而他们本身的定义除了财富的拥有者外，其公义与道德的影响力在这个中国新兴的阶层中的彰显所产生的能量，也不可忽视。
中国的新一代富豪，既是新时代的产物，又带着旧机制的烙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转型的灰色地带，从“价格双轨制”到“国有土地准入市场”的每一次经济政策出台，都随着一大批富豪的产生。我觉得在这一时段通过市场体系摸爬滚打而发展起来的或曰富人企业家的原罪，大都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我们虽然说搞的是市场经济，但在运作中却往往又是审批、指标什么的，这就很难保证发财机会的公平、公正。而且这些人当中的象孙大午们靠着蚂蚁啃骨头的勤劳和敢于出头的胆识（“福布斯”榜上的富豪平均年龄44.5岁，他们全都是在“文革”因富招祸的阴影中长大的）积累了财富的人们，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起了先导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而在企业或者说企业家面临和政府职能部门法规冲突时，尽量使用行政诉讼法，应该让相关单位单位派代表去应诉，这样可能公平一些，也可能减少职能部门犯错误的机会，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不受无辜的损失和伤害。要加大对企业家的保护，因为现行企业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
让我们再将“惹事”的“福布斯”富豪排行榜2002年的名单和前几届的排行榜名单做以比较：2000年榜上的前50位富豪，还有29位留在2002年的排行榜上，而1999年上过排行榜的富豪，只有9位还在2002年的榜上，再往前的1994年上过排行榜的，仅有4人还留在榜上！而另一桩笔者亲历的事实，对于今天仍生存在相同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中的中国富豪，以及由他们所掌控的企业，更有其警策意义和特定的指涉性——1980年代中期，笔者曾供职于西北一座省会城市的期刊，由于当时刊物总量少，故而我就有机会较长时间同省里当时的“十佳企业家”接触，今天可以负责任地讲，在当时无论是从把企业由小壮大创造的巨额利润，还是从正直廉洁的人品上讲，我多次访谈过的这10位“明星企业家”（当时的称谓），人人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他们身上的勃勃血性和工作热忱，至今都令我敬重并受益。
可时间过了不到三年，当我再回到那座城市打听这10位昔日的风云人物时，其各自的结局都着实令我惊诧：他们中有5人因经济问题坐牢，3人正处在“收审”阶段，1人在家待岗，而另一位曾被北欧商人当着我的面誉为“在西方您就是一棵摇钱树”、且在抗战时当过儿童团长的手表厂厂长，其结局尚算差强人意：年近60，举家迁往珠江三角洲，去为一家过去他根本就不屑一哂的日本厂子作生产厂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率与周期律呢？
再说“《福布斯》排行榜”这个在西方以权威性、真实性和严肃性而著称的富豪榜，移植到了中国，却就变成如此不尴不尬的滑稽儿戏？而富豪们上榜下榜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的晃眼，再加上一些媒体的误导与搅合，《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演化成为上榜富人们的“自危榜”和普通公众“杀富济贫”历史情结的渲泄孔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再说在常玩的杀鸡给猴看这个游戏中，鸡、猴和杀鸡给猴看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其结果只能是弱势的鸡白白丧命，杀鸡给猴看的人越杀越残暴，而猴子很有可能逃掉或者趁机把这个肆血的恶人撞毙，就象报载的四川峨眉山那只因受到伤害而专门把游人往悬崖绝壁下推的猴子！
传统意义上的违法经营并非中国富豪们的原罪根源，而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缺陷，财富经营过程中法律的缺席与道德文化的乏力，为中国富豪们注入了不可避免的“短命”基因，我们是将其视为秋后算账时可供“杀鸡儆猴”中的“鸡”，还是开始检讨并完善与我们致富相关的制度呢？我则更趋向于后者，因为我们的政府能为“摸着石头过河”而溺水的职能部门的官员“买单”，近而保证政府行政能力的连续性，而为什么又不能对先富起来的这一群原本就不多的人们也宽容一些呢？
《周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