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4日的《自由时报》上刊登了署名土耳其总理YILDIRIM的题为《我们的民主赢得大胜》的评论文章。文章宣称：“土耳其人民向全世界表明，土耳其捍卫了民主，并将一如既往地捍卫民主。”
这是我读到的一篇极为罕见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宣传文章，它将独裁描述成民主，将暴政改写成宪政，宛如中共让刘晓波的兄长出面感谢党和政府，宛如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希特勒最热爱和平。我不明白《自由时报》为何刊登独裁者撰写的劣质文章，多元的言论平台并不意味做可以让独裁者来此胡说八道，这篇文章严重地玷污了“自由”之价值。
这篇文章花费了超过一半的篇幅谴责流亡美国的教士葛兰是造成土耳其乱象的罪魁祸首。这是独裁者惯用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法，如同斯大林导演的对列宁的“近卫军”、知识分子及地主富农的大清洗，如同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如同中共御用媒体攻击刘晓波等人权活动人士是“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早在乔治·欧威尔的小说《动物农庄》中就有类似的情节：独裁者“拿破仑”将逃亡的反对派塑造成可怕的颠覆势力，将生活中所有不如意的事情都推卸到他们身上，使之成为所谓的“公共污水沟”。
那么，土耳其的现状如何？是大步迈向民主吗？那些被土耳其政府抓捕的数以万计的作家、记者、律师、教师、公务员、军人都是这篇文章所定义的“恐怖分子”吗？都是所谓的“幕后黑手”葛兰的信徒吗？
其实，只要看看国际特赦台湾分会为国际特赦土耳其分会秘书长艾德尔·伊瑟（Idil Eser）发出的呼吁书就一清二楚了：
土耳其自去年流产政变以来，政府开始以肃清“恐怖主义”的名义大力打压各行各业的人权捍卫者，包括记者、律师、NGO工作者以及扫荡公务体系。包括我们远在土耳其的同事——艾德尔（Idil Eser）和泰纳（Taner Kili？），在不到一个月内陆续遭到土耳其警方以不实的荒谬罪名逮捕。
国际特赦组织理事长泰纳被控手机上曾经下载“葛兰恐怖组织”常用来联系的通讯软体，而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德尔则在一次例行的资讯安全工作坊中，和其他9名与会者，遭以“未加入恐怖组织但以恐怖组织名义犯罪”逮捕。这两项证据均毫无根据，泰纳和艾尔德长期以来为土耳其的人权境况而努力。他们不是恐怖份子，他们只是勇于为他人的权利挺身而出。
艾德尔·伊瑟只是无数失去自由的土耳其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自从去年7月15日土耳其未遂政变后（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怀疑，这场拙劣的政变是土耳其政府自编自导的，是为大清洗寻找藉口），土耳其的人权状况急速恶化。独裁者埃尔多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停止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大肆清洗异己，镇压反对派和少数民族，至今已有4万人被投进监狱。紧接着，当局主导了修改宪法的公投，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之下，公投得以通过。土耳其百年来的世俗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被颠覆，从此埃尔多瓦拥有了帝国时代苏丹般的绝对权力。这场公投如同当年希特勒对魏玛共和国的终结。
就言论自由而言，土耳其更是进入了连皇权帝国时代都不曾有过的黑暗。在715未遂政变后，迄今已有170多家媒体被封，162名记者和作家因为发表异见或批评政府被捕，有的仅因为发表了十几条推文，即被诬告煽动恐怖言论或参与政变罪。在狱中的作家受到了虐待和死亡威胁。今年二月，德国《世界报》记者Deniz Yuel被捕，他拥有德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被控间谍罪。另一宗案例是土耳其女艺术家兼传媒人Zehra Dogan，在三月被判刑3年9个月加22天，她的罪行是发表了一幅被战争破坏的库尔德城市的图画。到今年1月底，在狱中的土耳其作家、记者、出版人已高达191人。以往关押作家、记者、出版人作家最多的是中国，但现在“全球最大作家记者监狱”的恶名已让位给土耳其，中国只能排第二了。
在土耳其享有很高声誉的资深传媒人康顿达尔沉痛地说，土耳其进入了言论自由最黑暗的日子。康顿达尔曾被埃尔多瓦以叛国罪投入监狱、甚至在出庭受审时候险遭公开暗杀，在去年未遂政变后被迫流亡德国。
而土耳其著名小说家阿什莉·埃尔多安声称，在监狱中遭到的恶劣对待给她造成了“永久性损伤”。与阿什莉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议程报》20多位名记者和雇员，他们被以“参与恐怖组织罪”和“破坏国家统一罪”起诉——这家报纸跟《自由时报》名称相似，《自由时报》应当为被捕的同仁发出呼吁，而不是为侵犯人权的独裁者提供说谎的平台。如果那些在狱中遭受酷刑的作家和记者得知《自由时报》以显着版面刊登加害者的谎言，不知会怎样地愤怒和伤心。
阿什莉·埃尔多安曾被法国文学杂志《里拉》（Lire）评为“未来50位最有前途的作家”之一。阿什莉日前通过律师纳什茹拉·奥兹告诉外界：“我的胰腺和消化系统都有点问题，但他们已经五天没给我药了。我患有糖尿病，营养供给也需要特殊对待，但在监狱里我只能喝到酸奶。即使我患有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自从入狱之后我还没能呼吸到一口外面的新鲜空气。”
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己任的国际笔会展开了营救行动。英国笔会主席莫琳·弗雷丽（Maureen Freely）说：“从这起逮捕土耳其最知名的、同时也是享誉世界的作家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在埃尔多安总统治下的土耳其，没有一个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是安全的。”一份请求释放阿什莉的请愿书已有大约25000人署名，请愿书指出阿什莉是“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这一事实，并说“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为此，她“为这一愿望创作了许多作品，并在全世界推广土耳其文学”。这份呼吁对身处危难中的土耳其作家说：“你们并不孤独，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有三位诺贝和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南非的科茨和秘鲁的略萨参与了联署。
国际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言论自由在土耳其前所未有的衰落有目共睹，这在土耳其现代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即使以政变为名，也无法将打压批评和反对声这一行为合法化。阿什莉·埃尔多安是目前身陷囹圄的记者中的一位，并且面临着糟糕的生存环境和未知的命运。我们强烈要求土耳其政府停止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迫害，并在目前的非常时期遵守国际法义务。”然而，与中共政权一样，土耳其政府也是“蝨多不痒，债多不愁”，反正在国际社会已经声名狼藉，反正监狱中已经人满为患，根本就对国际上的一切呼吁置若罔闻。
在土耳其发生的、持续至今的政治清洗，如同昔日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国正在发生的律师大抓捕，只是规模大得多。土耳其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世俗化、民主化道路，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土耳其停止了加入欧盟的谈判，因为土耳其当局深知，他们所作所为跟欧盟保护人权和自由的核心价值相冲突。土耳其正在迅速“伊朗化”，埃尔多瓦正在蜕变成一名政教合一的独裁者。
我在美国接触过几位如同我一样流亡西方的土耳其作家、记者，他们对土耳其的未来极度悲观，认为土耳其共和国开国之父凯末尔所开创的共和国已经被埃尔多瓦所终结，短期之内看不到民主扭转独裁的希望。
今天的土耳其，不是民主赢得了大胜，而是独裁压倒了民主、谎言掩盖了真相，任何有良知的媒体，都不应当成为暴君的传声筒。
《纵览中国》September 5，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