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曾建元。刚刚承蒙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跋热．达瓦才仁董事长介绍我多年在关心中国民主、以及在中国境内被压迫民族这方面的问题。我本身在大学教授宪法、人权的课程，因为我是台湾人，台湾也是受到中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这是让我对于受中国政府压迫的人民有高度的关心与支持的原因。其实在台湾我们很少接触到有关于维吾尔议题。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台湾有非常众多的信徒，这几年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在台湾的努力，另外在台湾也有相当多的民间社团支持西藏的自由运动，所以西藏问题在台湾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对维吾尔、南蒙古的问题，大家都感到比较陌生。不过，为什么在台湾我们谈这个问题呢？或者说对于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运动，我们在台湾可以帮助他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在这里做个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伊力哈木副主席谈话的回应。首先，台湾是华人世界当中是最自由的地方，言论自由获得充分保障，拥有诸多自由的媒体，因而不论是西藏人、南蒙古人或是维吾尔人，他们在中国的处境都可以通过台湾这个平台向华人世界、华人社会来传播。刚才伊力哈木先生有提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它境内侵害人权的事件，经常是封锁新闻传播管道，再来制造舆论，或是编造事实、混淆真相。但是，如果有任何可以看出蛛丝马迹的证据，只要在台湾有机会传播，这个世界就有机会来进行探讨、研究，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挖掘出来。台湾作为一个资讯交流的平台，对于真相的探究，对真理的追求，甚至诉诸良心的道德审判，台湾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第二，维吾尔的问题在台湾，特别是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热比娅．卡德尔主席为主题的一部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在2009年高雄电影节展出，当时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的反应，反而导致台湾社会对于维吾尔问题的高度兴趣，然后就有民间团体如闪灵合唱团及其主唱Freddy林昶佐希望邀请热比娅来台访问，现任行政院江宜桦院长刚就任内政部长的第一天，就这问题在立法院公开的答询，就公开指控热比娅以及同时受邀的世维会秘书长多力坤．艾莎是恐怖分子，这件事引起国内外轩然大波。后来经过不论是民间或是立法院向国际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查证之后，发现全部子虚乌有，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恐怖分子当中没有热比娅和多力坤．艾莎，这就表示我们国家的治安首长说谎，这样的人今天更成为我们国家的行政首长，他有没有向维吾尔民族或世维会道歉，或在任何的行政措施上做进一步的补救，我们其实从没有看到他的诚意表现。热比娅主席有没有可能再次访问台湾？我想这一问题可以放在两岸政治关系上来进行评估，或进行政治算计，但对于他曾经做过这样公开的，对于一个民族领袖公开的污蔑，身为国家领导人最高行政首长的地位，他做出这样的行为，真的是我们台湾的耻辱。
针对我们台湾政府对中国与维吾尔民族问题的反应，我们或许应该努力让立法院和更多的台湾人了解维吾尔民族运动的现状是什么。我们向来依赖媒体或外界的报导，大家对维吾尔民族解放运动状况，包括我在内，都不是很了解，反而都受到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民族恐怖主义的污蔑和指控影响，对维吾尔民族状况真的非常陌生。但我们要知道，这个民族从有史以来，除了唐朝时一度存在的回纥汗国曾经非常强盛以外，我们看到的，许多都是外来政权的镇压平定和大肆屠杀。当代历史在1949年以后，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然后在当地建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军事屯垦。我们看到中原政权对当地的殖民，带来的是大量的种族灭绝行为。在我们的历史课本当中，从没有点出来中原政权违反人性、违反民族平等、违反人权的这个面向，反而常常在颂扬中原政权如何镇压当地的叛乱，或收复“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我们接触维吾尔议题，希望跟维吾尔领袖菁英进一步对话，经由对话，重新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国家品格，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反省。
第三点、我呼吁大家重视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一连串悲剧事件，包括七五事件，大都是有关民族的冲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和维族的冲突，背后又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为汉人撑腰。在自己的土地上，维吾尔人为了反抗，很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变成自己故乡的异乡人。昆明事件现在众说纷纭，除了昆明事件以外，我们在报上也看到其他几桩，有的在火车站、有的在大众交通系统当中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发生，然而真相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除了治安问题之外，背后政治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这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那它背后的政治因素是什么？若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要放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民族政策根本的检讨来处理？我想这各个方面的思考非常重要。也许在中国大陆境内，这方面的讨论不能有有别于官方的看法，而台湾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让关心中国民族议题的民族学者或宪法学者、政治学者来此共同研商，或许我们可以找出一些方向，而能尝试从人道关怀的角度，尝试为中国和受其压迫民族之间如何和解，怎样打开僵局，贡献一些微薄之力。
最后，我们台湾跟维吾尔过去历史的关系，其实很有意思，伊力哈木先生或是世维会，可以关注这个问题，去发掘这当中的历史意义。1951年，末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尧乐博士抵抗失败，率部由青海、西藏逃抵印度，再由中华民国政府接应来台湾，在台北市设立新疆省政府主席办公处。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在电视或报纸上看过一些有关新疆省政府活动的报导。尧乐博士于1971年逝世，新疆省政府主席办公处改制为新疆省政府办事处，设主任，而不再任命省主席。新疆省政府办事处是到了李登辉担任总统的1992年1月才裁撤掉。中华民国政府、国军或尧乐博士所领导的新疆反共复国军，在台湾留下怎样的史料，当时跟着尧乐博士来到台湾的新疆省政府文武官员和人民，在台湾各地发展的状况为何，有待进一步了解。新疆省政府的历史也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这是台湾跟新疆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中华民国曾经如何支持维吾尔反抗共产党，我想这一部分也许可从冷战时期台湾在地的角度来理解和体会，未必代表当年中华民国对于维吾尔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也未必是中原政权殖民主义的继承和延续。我们或许能够跟当代维吾尔民族运动领袖、学者就这段历史来合作展开研究探讨，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以上是我就台湾的角度来看新疆。那个地方对我而言是既遥远又陌生，但是因为全球化或是传播的力量，我感觉到维吾尔议题如今却已无所不在地围绕在我们身旁。今天我们已有机会可以亲自看到优秀的维吾尔领袖或菁英到台湾来访问。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人是非常热情、非常有同情心和爱心的，许多人对于台湾受到政治压迫的事情十分愤慨，也不希望在别人身上看到。我希望台湾能善尽平台的角色。过去我们受到世界的帮忙，我们也要帮助其他被压迫的民族。谢谢！
（本文为在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于2014年9月20日假台北市台大校友会馆主办的之《昆明事件与中间道路──解析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2014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昆明事件发生根源及结果》场次发言）
民国106年8月28日晚6时3刻
台北晴园定稿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北京之春
201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