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四笔会平台会议旨在打造一个新的多方位交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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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流芳

第一届“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于8月底在瑞典城市马尔默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分别为:瑞典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维吾尔笔会和藏人海外作家笔会。会议的宗旨是:寻求共识空间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会议的主持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法广:主办方将这次会议定位为“开放性的文化会议”,但从会议内容看,许多话题并非单纯文化问题,也牵扯到中国方方面面的政治议题。首先请简要地介绍一下会议的大致情况。

廖天琪:这一次四笔会议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到快要开会之前的六七月的时候,出现了刘晓波先生这一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次会议作为一个纪念他、献给他的会议。其实,原来会议的宗旨只是寻求共同空间。我们提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这四个笔会-除了独立中文笔会以外-,还有维吾尔笔会和藏人的海外作家笔会,瑞典笔会作为东道主加入。瑞典笔会一项非常支持自由写作和人道关怀的一个笔会。

我们只所以提出寻找共同空间,是因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认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最近这么多年来,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民族问题不断地出现。我们原来认为民族问题是可以在一种和平共存、互相宽容、互相扶持的基础上解决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化。我们发觉问题所在,是因为中国当局的民族问题是有非常大的不公平和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为笔会定了这么一个题目。当然,这是一个笔会的会议,我们的主题还是维护写作的自由、维护言论自由。我们在这个笔会上请了不同民族的(作家),比如:除了维吾尔族的作家、也请了蒙古人和藏人的作家来参加,让他们谈谈在当前的中国的局势下,他们的写作自由受到了怎样的限制。这方面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另外我还想提到的是土耳其。土耳其笔会也派了很多人来参加。他们的前任会长和本届会长,还有几位领导的同事们。土耳其与维吾尔族非常近,他们的语言90%是可以互通的。土耳其最近这一、两年以来,他们的总理埃尔多安是一个逐渐走向独裁方向的国家领袖,最近这几年来跟欧盟其他的国家起了非常大的冲突。他对本国的自由空间打压得非常地厉害。抓捕了很多的记者、作者和文化界的人士。所以土耳其的笔会这次也派了代表来参加,他们想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

法广:会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为什么确立“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宗旨?

廖天琪:这个会议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但是中间事实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刘晓波先生病危的消息传来。刘晓波先生是我们中文笔会2003年到2007年的会长,也是我们一向以来的荣誉会长。他病危的消息传来以后,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接下来,晓波先生去世,中国当局立即将他火化,扬灰大海,不让他在故乡有一席安息的地方。这件事情传遍全世界,使得大家心里感到非常的愤怒、悲伤。我们知道,“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是刘晓波先生在法院审判他的时候最后陈述上所提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精神非常非常地重要。我们都能够理解刘晓波这样说并没有讨好当局的意思。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如果他软化、跟当局妥协,他们也不会这样对付他。这是他真正的、真心实意地、发自内心的一种说法。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暴力之气的社会。人人都是或者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报一些私仇,心中充满了一种报复的心态。他提出这个(主张),我想不仅是对中国社会有所启示,全世界的文化界都非常感动。他们认为,刘晓波是继甘地之后,一个非常伟大的、不仅是一位作家,一位异议分子,也是一位思想家。我们这次提出的第一个会议宗旨,就是寻找共事空间;第二个就以“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作为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

法广:不久前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话题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话题之一。刘晓波最终未能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的逝去将对中国民主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廖天琪:我认为,刘晓波的去世不仅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损失,也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损失。实际上也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损失。自从柏林墙坍塌以后、冷战结束后,全世界的人都非常高兴,觉得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东西两个对峙的阵营已经取消了,不存在了,世界会和平地发展,会更进入一个繁荣的时代。但是二十世纪一开始,恐怖分子发动了9-11的突袭,结果引起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这个战争虽然结束了,虽然萨达姆-侯赛因被杀,后来连发动空袭的头子本拉登也死亡以后,大家以为战争就可以结束。事实并不如此。一直到今天,战争仍在继续。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太平、越来越不安稳。这个战争不仅在中东、已经扩散到了西欧、西非、甚至于亚洲。大批的难民涌进欧洲和美国甚至亚洲。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和平。仇恨越来越强烈,敌人好像四处都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晓波的这种思想“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安慰了很多的人心。也使人们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刘晓波的逝世不但是在思想界的一个损失,具体来说,这种和平、宽容、谅解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影响本来是很大,但是很多人发觉:提出这种宽容思想,和平思想的人,居然被这样一个政权迫害致死。我们现在还说,没有敌人、没有仇恨,是不是很虚伪呢?是不是软弱无力呢?其实并不是。这个议题我们在会上讨论了很多。西方人都能够理解刘晓波的这种说法,不能理解刘晓波的说法,倒是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作家都在会议上表示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种提法非常软弱。所以不难看出,东西方的这种差异非常大。这从思想层面来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刘晓波是一位有魄力、有见识、有胸襟的人物。老实说,我们大家都尊崇他,不仅将他看作一位了不起的异议分子,他也是知识界的一位领袖人物,也是民运界一位受到崇拜的人物,也是我们笔会的倡导人和一路以来带领我们往前走的人。现在他去世了,这个损失真的不可低估。我觉得中国的当局者,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一切的反抗的力量,或者一切的优秀人士都要压制下去,这样就没有危险。刚好相反。他们往往把最温和、最理性的人关进监狱,或者迫害致死,像刘晓波,像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被判刑、无期徒刑,这个是绝对的错误,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法广:本次“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为首次,主办各方计划今后继续将此类会议进行下去。召开此类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廖天琪: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其实是针对国际笔会的组织的一种补助的办法。国际笔会是一个世界上的组织。它包括148个笔会。包括了100多个国家的作家组成的笔会。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组织。它下面有很多的工作委员会,比如说: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平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语言和翻译委员会等等。同时它有些地区性的组织,比如说亚太地区。但是这个笔会组织毕竟太大了,我们每一年召开年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即使是分组讨论,常常很多问题都谈不透。

这一次我们举办四个笔会,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议题,举办了这次会议,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国际笔会的两个会长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几个工作组的负责人,如:和平委员会的主席,英国笔会、瑞典笔会更不用说了,还有土耳其笔会、芬兰笔会的人,都有人来参加、来观摩。他们发觉我们能够在集中的两天时间内,把这些问题谈得这么透、这么深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其实我已经跟国际笔会的几位副会长、还有其他几位领导进行了比较进一步的座谈,就认为:以这种模式,不但可以推广,我们的这一模式希望它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机构,就是说我们每一年能够举办一次这样的会议来讨论。这四个笔会,除了瑞典笔会以外,其他的几个笔会都与中国有关。我们共同地面临一个不自由国度的政府和国家的权利来压制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如果在一起讨论我们的问题,交流我们的经验,我想对追求我们最高的目标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能够为其他的笔会提供这样一个参考的系数。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打出一个新的模式来进行文化、学术、语言、甚至于政治、思想的交流。

法广
11-0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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