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3
2015年2月20日晚间：刘霞摄影展上的廖亦武图片和真人。（廖亦武提供）
2015年2月20日晚间：刘霞摄影展上的廖亦武图片和真人。（廖亦武提供）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每期“访谈录”，我们都会为您邀请一位专家、学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感悟、思想精华。访谈录的这一期嘉宾，我们为您请到还是旅居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家廖亦武先生。
（廖亦武朗读“大屠杀”）
大家现在听到是廖亦武的长诗“大屠杀”。说真的我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廖先生的朗读，真的有点惊到了，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朗读者，声泪俱下、竭尽全力，仿佛是用生命在仰天长啸“大屠杀”。
这首在1989年“六四”前夕写成的长诗“大屠杀”，最终让廖亦武身陷囹圄，他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坐牢4年。下面就让我们和廖先生一起回到他作为行吟诗人的1980年代，回到那个充满激情又充满残酷记忆的从前过往。
记者：好，谢谢廖先生，我们来聊聊中国的1980年代。有人说80年代是诗意的年代，所谓“不读诗，无以言”。廖先生您作为一名诗人，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廖亦武：我不认为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翻译的狂潮。那些老的一代，他们悄悄翻译了很多东西，到80年代就发表了。我当时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在此前我只是接受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古文教师，接受古代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忽然就接触到西方的这么些翻译，小说、诗歌全都有。包括那个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铁皮鼓》也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包括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歌、包括自白派诗人西尔维雅？普拉斯（Sivia pluen）的，还有“垮掉的一代”金斯伯格Ginsberg的《嚎叫》。当时我们作为前卫青年，也听到了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音乐，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时就开始反叛我的父亲，父亲让我走东，我就走西。
记者：刚才您说了很多，具体您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最受影响的是哪些人呢？
廖亦武：受影响最多的是惠特曼，当时读到他的“大陆之歌”非常振奋——无论你是谁/请来和我同行吧/和我同行/你永远不会感到疲倦。然后那个什么——地球为了你而有路有水/太阳为了你而悬挂在天上/船舶在海上航行/首先是为了你。当时我读到这些完全和看到了天书一样，写得这么好！他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后来又读到金斯伯格的《嚎叫》，西安的岛子和他老婆翻译的，当时还是油印的。我当时读他第一句我就傻掉了——我看到我们这一代最好的头脑/被疯狂所摧毁。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最好的头脑，被疯狂所摧毁。”然后逐渐知道“垮掉的一代”的那些事情，我觉得既然“垮掉的一代”是这样，我们也应该去流浪啊。然后我信奉的是“无政府”，反对一切政治。
记者：反对一切政治的您最终还是被卷到政治当中来。不过在这之前您能不能和我们讲一讲，当时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生活日常呢？您现在回忆起来，有哪些事情让您至今难忘？
廖亦武：我们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去海南岛，1988年。那个时候火车非常慢，先是成都到广州也要三天三夜，我们铺着一个报纸坐在座位下面。然后忽然听到上面在探讨文学问题，我还记得有一个姑娘在争论之类的，我就忽然从她的两腿之间伸出一个头，说我也要发言！那姑娘感到很诧异。后来我回忆起来因为我那个角度是从下面上来的。当时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不可能象我们这样睡在下面，就像流浪汉一样。但是当时我们觉得那种姿态特别前卫。
记者：所有那个年代真的人人都在谈文学诗歌，我听说当时你们四川派诗人是自成一派，我很好奇你们这一派诗人和其他地方的诗人相比差别在哪里呢？
廖亦武：四川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比较有意思，比方说“莽汉主义”。四川的那些诗人功利性还是很强的，很妒嫉“朦胧诗”，也要打倒北岛。
记者：那您自己是什么样的诗人呢？您怎么评价您自己呢？
廖亦武：我那个时候很盲目，到处流浪。坐慢车带了一包脏衣服回到家，家里面当成客栈。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写完了诗又上路。
记者：当时您写的最得意的诗您还记得吗？
廖亦武：那我写得得意的诗多了。什么《死城》、《黃城》和《幻城》。我当时写了“先知三部曲”，觉得自己是先知。因为金斯伯格也认为他是先知。
记者：所以那个时候您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吗？
廖亦武：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是一切天才的反面。我当时也在官方刊物发表作品，也得了二十多个诗歌奖。然后一方面我也在办地下刊物。好象是1987年，那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当时在涪陵地区艺术馆，我当时办了一个刊物叫“八股文风”。把这个“八股文风”办成一个地下诗刊。那个时候印刷厂都是用铅字字钉，我还端着铅字字钉帮助排版。正在排榜，最后一本样书刚刚出来，还没有装订，忽然文化局的人带着警察来了。后来我从二楼往下一望，发现下面全是警察。我当时抓了一本没有装订的书，从二楼另外一个窗口跳下去，摔了一个狗吃屎。然后马上就往船码头跑，就到重庆我一个朋友家，然后就开始复印。当时我还记得复印了50份。寄出去了然后他们又再复印，当时那个地下刊物就是那么传播的，当时有一本就是寄给刘晓波的。然后我的一个同案犯就是一个加拿大人戴迈河，就是在刘晓波的家里看到这个地下刊物的，然后到涪陵来找我。
记者：您的这个“大屠杀”是不是因为他给您的一些讯息您写的这个“大屠杀”？
廖亦武：对，他当时在场。“六四”凌晨，他给我录了音。
记者：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写这个“大屠杀”的。
廖亦武：就是6月3号那天下午，涪陵当时已经有带枪的武警在全城巡逻了，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肯定会开枪。然后我那天下午十几个小时以前，写那个“大屠杀”，当时有种预感。陈希同发布戒严令，薛飞和杜宪穿着黑衣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然后过了一会我就开始朗读这个大屠杀，戴迈河当时在录音。
记者：所以您后来被判刑也是和这首诗有关。
廖亦武：戴迈河被当成文化间谍驱逐出境。然后我这个因为涉外，秘密审判的时候两个法警抬了一个很大的箩筐，满满一筐子全是在全国各地收缴的磁带。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抓了很多，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包括后来好多同案犯我都不认识，刘晓波的老婆刘霞当时也进去了三天。
记者：嗯，在上一期节目中您提到过自己在监狱中遭受过的种种酷刑，我看到您提到您出狱后去拜访四川老诗人流沙河。当时他这样告诉您：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这是不是您开始写纪实文学的一个契机呢？
廖亦武：刚出狱不久去拜访他，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当时是想活下去，因为也没有收入啊。我也没有外国的基金会来支持我，我当时就出来么，出来在各个酒吧卖艺，吹箫、唱歌。苦难是一个方面，受了苦又被人遗忘，这反正让人受不了，相当于你受的苦都白受了。
记者：但是这些经历您觉得对您以后的写作有哪些帮助呢？
廖亦武：然后开始就把这些人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些底层人的经历。这些底层的人蛮无耻的，他教训你的时候教训得特别无耻。中国人的这些历史特别是当代史，就是苦难无耻无耻苦难，无耻让他们更加苦难，苦难让他们更加无耻。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和我们说一下？
廖亦武：我和一个碎尸犯关在一起，他就老是和我讲他肢解老婆……我恶心死了.然后他老是说你是我最后一个听众，你必须要听下去，我当时恨不得给他两个嘴巴。但是后来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给写下来（写成《中国底层访谈录》）。
记者：您觉得写下这些您所谓的无耻人的访谈录，您觉得意义在哪里呢？
廖亦武：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你首先要把它给写下来。因为他和你讲了很多遍，你做梦都要梦到他，写了之后差不多就好了。
记者：您说写了之后就好了。其实我正想要问您，残酷的监狱生活，以及长期访问那么多比您的经历更悲惨的人物的悲惨故事，您自己心理上会受到哪些折磨？这些折磨会不会让您自己心理也变得有些扭曲呢？
廖亦武：总之把他们写出来就好了，你想着这是你的职业，一个作家如果说你不写出来那才是变态呢。
记者：您说过见证的意义比文学意义更高，您说“第一是真相、第二才是文学”，您为什么那么说？
廖亦武：那当然了。有一个标准，你看那些中国的作家敢不敢碰那个天安门大屠杀，他们不敢碰的。无论是阎连科还是莫言，他们在诉说他们的苦难、残忍，你看他们有一个字提到天安门大屠杀吗？这就是我的一个标准。你想前苏联还有些作家会去碰斯大林、肃反运动，会去碰那些禁区。他们明明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是他们要这么写，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性，我觉得太伟大了。中国那些作家就是蒙西方人吧，西方人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最后莫言就得逞了。
记者：那您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很好奇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您还在写诗吗？
廖亦武：两年以前我写了一首长诗叫“监狱祠庙”——监狱就是一个修炼的地方。我未来很自由，要么写海外流亡的生活。我还有“最后的地主”，我有很多采访，采访土地改革。
主持人：真的非常期待可以看到更多廖先生的新作品。虽然廖先生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却因为热爱诗歌成了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最终流亡到德国。关于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廖先生一直有一个特立独行的说法，就是中国“这个帝国必须分裂”。那么在下一期的访谈中，我们就要请廖先生谈谈他的这个观点从何而来，到底有多少现实意义。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了这一期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这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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