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淼:大哥,你在他乡还好吗?(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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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大哥,你在他乡还好吗?”

这是农村女孩小丽写给在城里砌房子得大哥信中的第一句话——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了心头,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甘萍演唱的一首歌《大哥,你好吗》。

大哥不仅是小丽的大哥,论年龄他也是我的大哥,四十四岁的大哥尽管身材魁梧,但因为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漆黑的脸庞似乎永远都洗不干净,总是沾满了尘埃,满唇的胡须多日不刮更加掩饰了他的真实年龄。天蓝色粗布“中山装”几乎没有一处能现出本色来,脚下的雨鞋无论下不下雨都没有换过——这就是大哥——一双布满了老茧的粗糙大手在我看来比起电视里任何一个明星的玉手,要自然,亲切得多。

大哥住在这个工地差不多快半年了。白天,他和他的工友拿着砖头一块一块地堆砌,虽然动作是重复的,单调的,但他们干得时那么的专注和执著–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一天天茁壮成长而感到高兴。也许,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孩子长大的时候,也就是离开他们的时候,孩子永远都不可能是他们的。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充满了异味的工棚里,大哥抽完一支劣质的香烟后便安然地睡去。而他的工友——一群外表和大哥差不多的男人,有的在一起下着象棋,有的在一起玩着扑克,还有的在旁边讲着一个又一个“黄色”笑话。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相互倾诉对故乡的思念。长夜漫漫,对于某些人是何等难熬。但对于大哥他们来说,又显得何其短暂。因为只有在夜晚他们才能够如此的悠闲,如此的安逸,才能够享受劳累一天后的美好梦乡。

对于这群人,在我生活的这坐城市,他们的数量明显多于下岗工人,他们干着的是连下岗工人都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难以想象,假如这座城市没有他们,将会时个什么样的可怕情景?垃圾泛滥、臭水横流、工地荒芜、马路稀烂…….然而,他们还是要遭到充满敌意的仇视与莫名其妙的厌恶。某某人家遭窃,会马上怀疑是他们所为;某某少妇在公车上,发现身旁站着他们的时候,会立刻吐出一声,讨厌!

尽管如此,大哥他们没有丝毫的怨言,仍然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为自己,也为这座城市。余杰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个情景,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一家小杂货铺的门口摆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银屏上布满了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当杂货铺主人任意调换频道的时候,他们也最多只是为没有看到好看的节目发出一阵轻轻的惋惜声。而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其实,这种场景我也多次碰到过,甚至我也曾混迹于他们之中,感受着看露天电视的滋味,同时也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原来,他们也和城里人一样,有着共同的痛苦于欣悦、烦恼与快乐。他们同样能对某部电视剧、某个电视节目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麻木不觉、素质低下,他们在得知周XX、薄XX受到严惩的时候,同样也会大舒一口气,然后喊道:好!好!好!虽然城里人不愿和他们交流,但他们仍然努力地从电视这个窗口仰望这个都市。

新年就要到了,大哥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准备回家。我叮嘱大哥小心藏好那只装满了钞票的塑料袋——这可是他一年的血汗,千万不能被人扒去。然后把他送到汽车站,目送他离去。我在等待开春时他再一次地到来,因为工地上的事并没有作完。

大哥,愿你在家乡过个好年。

躺在花坛里的老妇人

每次路过这个花坛,总会见到老妇人躺在里面仰望着天空。她当然不会是在数星星,对于一个流浪街头的老妇人而言,数星星应该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是说她不能数,而是她不可能有这样一份心情。数星星的人一般只有三种,一种是未谙世事的小孩,一种是饱暖思淫欲的无聊者,最后一种是冷静的思想者。老妇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休闲人,更不是思想者,因此,她仰望天空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发呆。

与大多数流浪人一样,老妇人衣着褴褛,皮肤黝黑粗糙,满脸的皱纹仿佛一棵百年老树的树皮,突兀,斑驳,深浅不一。尽管如此,我依旧能够肯定老妇人的年龄绝不会太大,顶多与我母亲的年龄相仿。因为,对于一个经年遭受风吹日晒雨淋的妇人来说,其衰老速度比起正常的女人要快得多。

花坛上的老妇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时候,老妇人并不是在发呆,而是阅读一本破旧的杂志。我曾留意杂志的封面,是那种很畅销的大众读物,名字叫《知音》。作为一本大众读物,《知音》虽然没有任何深度,但我还是担心老妇人能否读懂。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老妇人这一类的流浪者,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猜测。那天,老妇人依旧拿着一本《知音》,等我路过的时候,她竟然炫耀般地将书举起向我挥手示意。也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她把书捏反了。想到平日间老妇人认真读书的严肃模样,我不禁哑然失笑。

一直以来,我是觉得奇怪的,老妇人显然并不属于这座城市,理应被收容遣送,但她居然奇迹般地留了下来,且与城市融为一体。大概收容站的人在她的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只得任由她将花坛占做自己的“家”。花坛实际上并无鲜花,因为它早已被废弃,留下的,只是两三寸长的野草。就算是野草,也是枯黄的,毫无生气可言。大概在老妇人身体的压迫之下,它们也觉得生活没有了生机。老妇人是这个城市最弱小的个体,最底层的垫脚石,但相对于野草而言,她又是那么的强大,强大得令野草们根本无力反抗。

弱势从来都是相对的。表面看来,我与老妇人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是,我的生活与另一些人相比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正因为如此,只要身上有一块或两块的零钱,我都会在路过老妇人身边的时候,将之轻轻放在她面前。我从不用掷,更不会甩,我知道,如果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尽管老妇人不一定会介意,但在内心深处,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呢?

评论家谢有顺曾经与一位作家共同走在大街上,当一个乞丐向他们伸出双手的时候,作家大喝一声“滚蛋”。为此,谢有顺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这位作家的是没有同情心的。我却以为,这已不是一个可以用“同情心”的有无来衡量的问题了。一个作家如果仅仅是缺少甚至根本不具有同情心,倒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暗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可笑的高贵感,一种对于弱势生命的歧视。难以想象,一个对人的生命毫我敬畏感的作家,会写出一种什么样的作品?

老妇人对于我的意义当然不仅仅于此。每次见到老妇人用一双污浊的手扒着破搪瓷碗里的剩菜剩饭时,对现状的不满与悲观可能就此消解于无形。同时,又仿佛感觉到一支利箭在背后向你射击过来,使你不得不奋勇向前。

老妇人最终的消失是无声无息的,或许她厌倦了这座城市,或许她想去更加温暖的南方。总之,她走后,花坛里的野草似乎一下子得到了解放,一夜之间,变的郁郁葱葱起来。月光下,我躺在老妇人曾经躺过的地方,不时感受到路人异样的眼光——或许他们在想,难道又有了一个新的流浪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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