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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要在俄国搞共产主义时，他用自己断定的所谓俄国国情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言，共产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晚期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工业化已经实现的国家才足够强大。列宁则断定可以越过生产力不发达这个所谓的“卡夫丁峡谷”，在当时尚处于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化极为落后、产业工人占人口比例极低的俄国率先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领先于发达国家实现共产主义。
当毛泽东们要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时，同样根本不顾1927年前后的中国还基本没有产业工人阶级，生产力也极不发达，他及其当时的中共中央，都毫不在乎这个“国情”；同样，当毛泽东要搞“赶英超美”，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也根本不顾忌什么中国国情，头脑一发热，说搞就搞起来了。结果呢，祸国殃民。
另一面，当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时，他实际上是主张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无异于否定了那种宏观的国情论。
所谓国情，就是国家的整体情况，是个整体主义的命题。真正的国情，是人言人殊的东西。如同哈耶克所言，市场经济由分立的个体竞争者组成，每个个体都只掌握其所知晓的那部分知识或事实，每个竞争主体都是用自己的那部分知识参与竞争。市场之上，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全知全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掐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五百年的诸葛亮，只是文盲算命先生瞎诌的胡话。同样的，生活中的每个人也都是从自己角度看社会、看国家和看世界，每个人看到的国情都仅仅是自己眼中的国情，无论是最高领导人，国家领盗集体，还是国家统计局，还是所谓专家，或者人民，等等，其所知道的，无一例外，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所看到的局部。任何号称自己知晓中国整体国情者，无一例外，都是在夸大自己的智力，索取更多的权力。
至于那些宏观的统计数据，且不论大陆数据普遍存在造假，即使是真实的，它们的价值也只对那些需要这些数据的竞争者或治理者有意义。对于国民，这些数据由于将个人生命的价值、尊严和需要等缩小为一个个冷漠的数字。当它们被灌输给自己时，公民一定要清醒的意识到，这是掌握宏观权力的人们在借宣扬整体以俯瞰万民，宰制万民，强调掌握宏观信息这一权力的重要性；一定要意识到，随着这些冷冰冰整体数字而来的，很可能便是官家对民众尊严权利的压抑、“专家”对只掌握局部信息和意见者的傲慢和公权对私权的侵夺。包裹着宏观数据的国情论，是变相的官本位论，或所谓专家本位论，是官家或专家在从自己的视角看国家，看人民，看问题，并通过宣传机器强加给人民。国情论也是过度迷信智力的伪命题，长期以来，被反复宣扬灌输的国情论，不过是掌权者刻意制造出来，借以操纵国家社会的舆论工具。
一个有几亿十几亿人的国家是极其复杂的，任何建立在统计数据之上的所谓整体国情，都难免会有所遗漏，或隐藏有“反国情”。“重要人物”“重要事件”掩蔽了普通人群和普通事情，相对于所谓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普通人和普通事情很可能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重要有不重要为镜像，主流对应着末流，不重要、末流相对于“重要”、“主流”未必就不重要。如果说真有“国情”这个东西，那么，它也只存在于公正的民意调查和选举之中，准确说来是“多数倾向”。而且，这样的“多数倾向”是流动不居的，因为民众今年倾向于这种政策、这个人，不代表四五年后倾向不会发生改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人在重启公众号后的半个月左右时间里，接连有十篇左右发在公号里的文章被“风沙”，这是今天的新作，还透着热气。欢迎交换意见。
2017.9.18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