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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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由祭司演变而来的。任何文明，小至任何部落，都需要共同的意识形态，因为群体的组构依靠信约——共同的认同与约定。原始部落的宗教即其公共意识形态，它是维持部落组织与延续的核心。原始宗教崇拜的出现即人类文明的诞生。祭司是宗教信仰的专职主持者、守护者及传承者。如果该宗教发展得足够大，就需要有足够多的专职的祭司——僧侣阶级。
欧洲近代知识分子，首先是由文艺复兴时期教士阶级分离出来的，因为中世纪教会是储藏知识的中心，而教士又是掌管知识与意识的专职人员。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科学家、思想家、学者多是教士。文艺复兴，欧洲由中世纪宗教社会转入近代世俗社会，由此其宗教精神文化也随之转向世俗精神文化，与之对应的即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其中关注社会、人文文化者即公共知识分子。任何一种意识，当其成型为有影响的社会形态，都会有其“卫道士”，以传播、解说、维护该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学说、思想、主义等等，均如此。如果我们理解教士与宗教信仰间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当今普世精神与公共知识分子间的关系。
工业革命时代，由社会学来看也可以称为平民革命时代。在前，欧洲国家由王室、贵族、僧侣统治，由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平民阶级兴起，最终将前者赶走，而主导国家与社会。贵族时代，其精神文化由贵族和僧侣掌握。欧洲自平民阶级兴起，便产生了一支新的力量——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早的“反对派”，代表平民阶级，挑战国家、统治者、社会制度及正统意识形态——宗教，对之激烈抨击批判，同时提出新的社会理想：自由、平等、人权，这也就是其后欧洲的民主制度与精神，当今的普世精神即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及发展。
启蒙运动产生了近代欧洲公共知识分子，也即平民只是分子，伏尔泰、卢梭最有代表性。其一，他们分立于政权、宗教、财富，身份独立；其二，他们是反对派，批判当下国家、社会、宗教、制度；其三，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代表公义；其四，他们代表平民大众，为之发言；其五，职业化，以为公发言为职业——即以公共话语为职业。其六，由于职业化，其个人存在依靠公共话语，包括人生意义、价值、生存方式，就功利而言即声誉、地位、权势，甚至财富——比如作家。
这些知识人在早都属于异端，因为其挑战国家、权力、传统精神伦理，因此遭到国家权力、贵族、教会的打压，比如伏尔泰、卢梭都曾遭到迫害，而流亡。虽然如此，但旧时代逝去，新平民时代来临，因此平民知识分子的声誉日隆，且必将主导新时代的精神。由王室、贵族、教会而言，伏尔泰、卢梭大逆不道，但他们的思想为第三等级——平民大众所欢迎。正是伏尔泰、卢梭的思想孕育的法国大革命，他们是其精神之父。
由于平民阶级是下层，被压迫的，因此其思想自诞生便是叛逆的、激进的，其意义是批判既定社会，推翻旧制度，呼吁公义，提出理想；而并不承担治理国家的具体责任，因此也就不顾及现实的可能性。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概念都是没有边界的，可以无限地拔高、放大。也就是说，这些新的时代精神光辉美好，但是却含有乌托邦色彩。路易十六在读了伏尔泰、卢梭的著作后，说“这两个人毁了法国。”他看到了伏尔泰、卢梭思想的革命性。
伏尔泰、卢梭的思想激进而极端，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其后欧洲思想的走向，并形成了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之普世精神已是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基督教文明于此世的最高体现。但是从启蒙思想到当今的普世精神，都含有民粹、脱离实际，乌托邦的色彩。现今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确”即来于此。“政治正确”所体现的种种问题，也正是这一传统本身的局限。文明是一种生命，其成于此。也衰于此。
在专制时代，作为激进的叛逆思想和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带来了社会革命；创建了人类文明的高峰自由民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中，其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由而模式化，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模式化是成熟、稳定的标帜，但这也意味其分离现实，失去敏锐与活力，精神思想走向僵化。当国家、民族精神思想僵化，它们就开始老化，走向衰落。精神思想也是一种生命体，有它的诞生、成长、成熟和衰落。中世纪后，基督教精神在数百年的平民时代，转为世俗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精神，近乎走成了它的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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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平民时代，在政治上就是自由、民主时代。自由、民主是平民政治，也可以说是市民政治，其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工商业文明。公共知识分子是平民时代、城市社会及民主制度特有的现象。批判、理想、公义、民众，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四要素，他们为此发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就国家政权而言，但三权分立可以保障法治，但是不能保障民主——不能保障民权。好的威权政体同样可以做到立法、司法、行政分立。在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之外，民主制度尚需要另一重意义的“三权分立”：权力、财富——资本、公共话语。这三种分立力量，相互制约、平衡，方能保障民主制度之实行，也就是说保障民权方是民主。
人类社会，权力、财富、话语这三者是组织社会，也是控制人的根本力量，或者说是人类建立群体组织的三维。其中，权力和财富永远都是由少数人掌控的，并且核心操作是在“幕后”，唯有话语与民众直接相关。话语的力量在于背后的民众，民众对之一旦认可，便是民意，并可以转化为民众行为。比如，所有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由话语开始的，法国革命、共产革命、美国黑人运动，等等。因此，公共话语是一种社会动员力，可以对抗政权与财富。
因为公共话语可以影响民意，可以转化为民众行为，因此在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是民众制约权力与财富的保障。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即使实行三权分立和全民投票选举，民权也仍得不到保障。因为民主制度是代议制，权力最终是由少数精英掌控，没有言论自由，民众就没有监督、制约权力的可能。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美国宪法》，没有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因此1791年12月，美国颁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该法案的中心旨意是：“公民有权反对政府。”言论自由、公民集会自由保障了民众监督及抵制政府的权利和。从某种角度说，言论自由及公民自由集会、结社比选票更重要，选票毕竟是公民的间接权利——代议制，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直接权利。
公共话语立足民权，是权力与财富的“反对派”，其意义是对之监督、制约，因此它们多是批评的、理想主义的、高调公义的、为弱势民众说话。特别要强调，民主体制中——包括追求民主的斗争，公共话语代表民权，对抗政权与财富，它是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它是批判性的，代表民众的诉求——公义，但却不对国家的实际治理负责——那是政权的事。
政权的功能在于对国家与社会实际管理，它的立足是实际与责任；财富——资本的意义在于组织经济活动，分配利益；话语“一无所有”，那么它的资源就是“公”——大众，与“义”——社会公正。也就是说，“公”与“义”是公共话语的旗帜及意义，唯此其才可能制约平衡权力与财富。公共话语代表“公”与“义”，意义在于制衡衡权力与财富，为其戴上“公义”的笼套，这是其角色的要求，但也是它的致命欠缺。因为，它仅对道义和民众的诉求负责，却不负责实际事务，即不对国家、社会有实际之担当，也不负实际之责任，更不管后果。也就是说，它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只要提出批评及民众的诉求，体现了“义”就得，至于现实的局限、有无可能、后果好坏，那不是它的考虑。这是其角色功能所然。
但是，任何国家、社会的存在都是有局限有欠缺的；而“义”和民众的诉求是无止境的，不可能完全在现实中兑现。国家的最佳状态是权力、财富、公共话语三者的力量平衡：不仅“公共话语”制约权力、财富；而后二者也能制约前者，而不能让其牵着鼻子走。如果权力、财富的势力过大，民权就会被压制；而公共话语的权势过大，就有可能将国家、社会推向乌托邦化。
权力、财富、话语的三权制衡是好的框架，但是平衡本身是很难把握的，没有谁能给出安全的系数，其是自然力的博弈。因此在现实中，平衡总会被打破，发展为不平衡。就公共话语所扮演的角色，它只是“说”，不对现实及结果负责，而且其是高调理想主义的，面向大众，因此在民主社会的危险不是权力专制，而是不断拔高的公共话语用乌托邦、民粹绑架国家与财富。
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及发文化运动，是由公共话语动员、凝聚起来的，想想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知道话语的力量。美国六十年，公共话语充分展现了它的能力，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公共话语对民众的巨大动员、引导的力量，也给美国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反文化运动颠覆了美国新教传统精神伦理，致使其后美国几代青年人浸染虚无主义。
当下，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确”——尤其是欧洲，显示出其“公共话语”的权势过大——即民权过大，国家权力及财富受其绑架，有乌托邦的倾向。比如，不断提高的社会福利，使制造业凋零，资本纷纷逃向金融及国外，特别是金融，因为金融资本是符号化的，高智能的，并可以随时逃离，民众对之无奈。金融本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保障，但当“圈钱”成为其目的，国家经济即虚化、泡沫化。再，政治家要讨好媒体，通过媒体——公共话语讨好民众，以争取选票和支持，这就是政治庸俗化。此次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是媒体犯了错误，由于其“官僚化”，脱离实际，忽视了中下层白人。川普上台后，遭到主流媒体的一致抵制，致使他的政策难以实施。以致川普用个人媒体——特推，对抗庞大的主流媒体。当然，这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公共话语对于国家政权的制约；但是就2016年大选至今，将川普参选、当选及执政看作川普事件，可以看到美国媒体的任性傲慢，其势力过大，已经“官僚化”，脱离实际。
“政治正确”的教训是，公共话语本身也是需要制约的，不能唯“说”至尊，道义傲慢。既然普世精神已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不能再像挑战性的“异端思想”，只讲道义、理想，而不计实际；其需要尊重现实，有责任感，对结果负责——即责任道德。并且公共话语需要自我约束，特别是需要来自文明传统的制约——在美国即新教精神伦理，要接受传统，维护传统，融汇传统，使传统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内容；也就说美国传统新教精神伦理，也应该成为国家、社会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不是被排斥到边缘。
（未完待续）
2017年7-9月 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9/19/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