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中央起草 了一份文件，《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文件第八条提出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改的本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但是一般不宜让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详见《毛泽东选集》1282页）。1963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二 十三条》，其中明确规定了干部的”回避政策”。回避政策，其实并非始于中国共产党，更非说明共产党特别清廉。中国封建时代早已有相当明确的限定。回避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后汉书。所谓回避，是指侦讯、弹劾之对象的家属、子弟不宜被任命为执行侦讯、弹劾的官员，科举考试中考官也因自己的子弟应试 而回避公务作业。国际上，法律规定为防止对案件审理的不公，凡与案件可能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的侦讯、检察、审判人员必须回避有关案件，以避嫌疑。
从封建朝廷，到专制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明白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道理，尽可能地避嫌，让上下两清，何况我们追求”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
我的建议是，凡是在国内有经济贸易项目的人，不论投资是否已经盈利，不宜在海外民主运动的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这里的国内 ，当然是指中国大陆，是否包括港澳，可以存疑，而且不论独资、还是合资， 都包括在内。这是一种合理的回避政策。
民主社团是与一个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共产党执政集团作一场”生死”较量。我们虽然没有提倡暴力斗争，没有杀害共产党干部的计划，可是对方却几乎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死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结束一党专制，就是拆除了中国党政 当局的特权基础，掀翻了国内贪官污吏身边的人肉筵席。党政机关势必使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威胁利诱，使之软化，使之丧失斗志，无所不用其极。而国内的项目，国内的资产正是国内当局用以要胁、利诱的最佳筹码。
国内近年来发生的杨斌案、仰融案，刘晓庆案和孙大午案，说明当局对名人大款是相当注视的。海外民主社团可能会产生名人效应，当事人在国内的投资或项目就会成为党政当局反制的杀手锏。一旦受制， 几无招架还手之力。
民主社团虽然不是暴 力阴谋团体，但是面对残酷的专政机器，毕竟可能保持一些机密，关系到国内外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处境、联系和人事关系。国安部门的盘问、”聊天”，打听的就是这些大小消息。除了涉及一些人员安危以外，组织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势需要表态，未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千变万化，所有制、土地政策、香港立法、对台湾的战争状态，等等等等，都需要高瞻远瞩、超脱私利的决策。
现代民主的原则就是不轻信任何个人，而依靠足够的制度安排。那就是回避政策。这是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民运刚刚起步的时期 是依靠捐款活动，后来资助逐渐萎缩，人们各自经营求职，站住了脚跟。贸易经商，打工领薪，而且国内吸引外资，于是也出现投资国内的可能。但是，毕竟民运朋友不是简单的商贾，除了在商言商，还有理念抱负，更有组织的任务和责任。所以对国内经贸的资源必须有所回避。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为理念 必须有所牺牲。上世纪末，共产党也已经禁止党政军公检法干部直接经商，不仅是为了避免贪污腐败，也是为了减少私利干扰公正。美国官员也不得经商， 而且阳光法案要求公开个人资产。中国的海外民主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的自律精神 ，如果自己确有国内的资产项目，也应当主动告白，申请回避，（但不要求公布财产）。国际上的司法人员还有详细的申请规定。已经担任民运组织领导的人，如果国内投资成功，就应当立刻主动申请回避。
2003 10 20
《彭小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