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乃忠:前希腊社会的政教合一和一党专政——希腊的西方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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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遗迹

古希腊遗迹(网络图片)

【关键词】前希腊社会;政教合一;一党专政;王位世袭;王权专制。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提到希腊,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西方文化之母。在这种认知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而且这种观点还包含着更深层的含义:西方特别是希腊,自古以来就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东方∕中国和西方∕希腊是世界上两种本性不同的民族,而且这种不同的本性将永远保持下去;惟其如此,才构成丰富多彩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多元世界。本文和本系列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就是用历史史实说明,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包括希腊,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即便是希腊,在远古时代,在文化上也完全是东方性的。希腊的西方化或西方性是在历史演化中产生的。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本文主要从政治形态的角度进行考察——,对于中国的文化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的政治形态的产生和存在都离不开相应的经济形态。前希腊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天然的特点是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这些特点在前希腊社会中也全部具有。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在希腊城邦“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1]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很不发达。无论在克里特时代,还是在迈锡尼时代,都没有货币这个概念,实物货币、以物易物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人把赚钱作为生活的重要目的,相反,以钱赚钱的观念一直受到贬抑。

与农业经济中表现出来的东方文化相适应,前希腊社会的东方文化本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制度中的东方文化本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教合一。

在前希腊的历代社会中,国王都像埃及的法老一样,同时兼任祭司的职能,以君权神授的名义进行统治。而君权神授论下的政治体制必然是政教合一。关于克里特时期的政教合一,默·蔡斯等指出:“正如所有其它的早期文明一样,在米诺斯时代,宗教和生活密不可分。国王履行着最高神职人员的职务,神器和供品在宫廷和民宅均可见到。克里特艺术则表现了宗教主题,对母亲神及其它神的崇拜都很常见。”[2]关于迈锡尼时期的政教合一,让—皮埃尔·韦尔南指出:“迈锡尼王国的社会生活以王宫为中心,王宫同时具有宗教、政治、军事、行政和经济的作用。在这个被称为王宫经济的体制中,国王集政权和王权的所有职能于一身……严密地控制和管理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在所有政教合一的地方,国家必然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在前希腊社会,国家干预信仰的遗风甚至一直传到希腊文化兴起的时期。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之被判处死刑,其主要罪名就是所谓犯有败坏青年罪,犯有信奉他自己捏造的神而不信奉城邦公认的神之罪。

鉴于前希腊社会的国家和教会的这种关系,英国的希腊政治理论史家厄奈斯特·巴克在论及柏拉图及其之前时代希腊社会的城市—国家时写道:“必须始终记住,在城市—国家中没有什么国家和教会的区别。希腊宗教,除了神秘主义而外,就是‘外在的公共崇拜’。希腊没有罗马那种独立的教士。……希腊城邦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某个声称与它平等或高于它的社团的限制。它不可能容许这样一个社团来倡导道德并为道德真理寻找约束力,它本身既是教会又是国家”。[4]巴克在这里所论的希腊,实际上指的是前希腊。据此,我们看到,国家与教会没有分化,没有独立教士,国家没有也不容许有与它平等或高于它的社团对它的权力进行制约,一句话,政府“既是教会又是国家”,这就是前希腊社会的政教合一。

第二,一党专政。

与政教合一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必然是一党专政的社会。前希腊社会既然强迫全体国民必须信奉国家规定的神,那么它就是一教统治的社会;而一教统治的社会也就是一党专政的社会。这不仅是逻辑推演,而且是历史事实。在前希腊社会的晚期,斯巴达城邦是一党专政的典型。黑格尔说,斯巴达社会实行“一党专政,被征服的他党被强迫地听候差遣”;而这种情形“早就在克里特可以看到了”。[5]这就是说,从有史可考的公元前30世纪至前16世纪的克里特时期,中经公元前16世纪以后的迈锡尼时期,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时期,前希腊社会实行的都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前希腊社会中一党专政的制度,在其统治手法中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亚里士多德曾经详细地揭示过前希腊社会中僭主政制时期的僭主们常常使用的巩固一党专政的统治手法,这里摘其要者抄录如下几点:

1.禁止结党结社:

(僭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它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它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6]

2.枪打出头鸟,或(用希腊成语来说)砍掉田里长得太高的谷穗:

相传……(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棵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7]

3.扼杀独立精神,培养依附人格: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

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埸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官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8]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党专政的社会才能够采取禁止结党结社、枪打出头鸟,以及扼杀独立精神、培养依附人格的手段进行统治;而采取禁止结党结社、枪打出头鸟、扼杀独立精神、培养依附人格等统治手段的目的,无不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一党专政。所以说,前希腊社会实行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

第三,王位世袭和王权专制。

在前希腊社会中,国王不是民选的而是世袭的。在希腊神话中,诸神之王宙斯的子孙们自儿子起连续四代占据和继承王位。[9]据史载,一个名叫Ion的人是希腊人的先祖;Ion的后代之一Cecrops在女神阿西娜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以这位女神名字命名的城市“雅典”,于是,“Cecrops的后代成为雅典世代相传的国王”。[10]弑父娶母的俄荻甫斯的父亲拉伊俄斯,在他的家族中已是连续第4代的世袭国王。而俄荻甫斯之后,王位仍在他的儿子之间轮转。[11]甚至在梭伦改革以及王位世袭制在法律上被废除以后,独裁者庇西特拉图死时(公元前527年)还在未经雅典公民同意的情况下将权力私相传给他的儿子。

在前希腊社会中,不仅王位世袭,而且王权专制。前希腊社会的王权专制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最高统帅、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为了避免阿波罗神对希腊联军的惩罚,在无奈的情况下归还了分给自己的女俘后,却凭借自己的专制权力夺走了已经分配给军中第二号人物阿喀琉斯的女俘,以作为他自己损失的补偿。对此,阿喀琉斯除了消极罢战外毫无办法。史家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指出:“那些在特洛伊作战的希腊人不仅都是一个或另一个国王的属民,而且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就是王权至上,以致较小的国王全都同意服从一个最高王的指挥,即‘万民之主’、‘富有黄金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12] 在《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固然形象高大、不缺领袖风范,但他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专制王权的象征。在前希腊时代,政府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神权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神权政府需要加上一个根本性的附加条件,即国王要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具有并非不值得他们所属的崇高世裔的强力。在这种政府中,无所不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权威,集中在国王身上”。[13]在这种王权专制的体制下,个人权利、个人尊严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民众实际上——或者说事实上——成了奴隶,他们屈从在一些特权贵族的严厉统治之下,这些贵族运气不错,成了一个全能的统治者的门徒。不过,即使是这些贵族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生命都是国王恩赐的。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国王心血来潮,所有这一切都会被褫夺。”[14]

当然,在晚期的前希腊社会中——这里也许是僭主政治时期,国王在掌有绝对权力的同时,形式上的民主还是有的。比如在希腊英雄时代的政府的诸要素中,除了国王以外,还有类似于近代议会的由28位老人组成的元老院,还有作为前希腊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但是,这些元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是怎样召开和怎样行使权力的呢?据史载,“在重要时机,(国王)权威的运用要通过公诸公众的形式:他和首脑会议或长者会议磋商,甚至和他们讨论;在这磋商之后,他向公民大会(agora)传达——公民大会听取并批准,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公民大会,于需要批准或拒绝提给他们的提议时召开,不作什么讨论,或者没有讨论它们的自由。”[15]史书继续记载,这样,我们发现,希腊英雄时代政府的诸要素,实质上和存在于原始的来库古士宪法中的是一样。“在两个事例中,支配力量都集于王身上——元老院的职能相当狭隘并受到限制,公民大会尤甚;在两个事例中,王权是借某种宗教情绪而获得确认的,这种宗教情绪,倾向于排除(王权的)竞争者,保证人民的忠诚到某种程度,尽管在位的王管理不良或品格不善。”[16]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前希腊城邦中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都形同虚设。而元老院形同虚设的情形在斯巴达尤其明显。在斯巴达,“由28个老人组成的会议,人选又不加区别地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它本质上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因为它阻碍其它任何有特权的等级形成起来足以超越它的权威。”[17]这样一个人民无权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议会”不仅形同虚设“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的政治制度,岂不是典型的王权专制。

第四,以暴力维持政权。

在前希腊社会中,国王既然不是民选的,因此其政权也不是靠合法的民意而是靠暴力维持的。威尔·杜兰在论及克里特岛上亚该亚人的王权特征时写道:国王的权力除了很大、世袭而外,“最重要的,他是一位军事统帅,非常照顾他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军队支持的话,他可能就会被认为是错了。他使军队装备良好,食粮充足,训练精良。……只要军队支持他,他便是政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均集于一身”;而他装备军队的惟一目的也只是为了使他的政权不被“为亚该亚人所承认的‘强者为王’的规则所推翻”。[18]在前希腊时代后期,维持政权的力量除了军队还有警察;“政府法令之贯彻与实施责任由军队及警察负责。习惯上民选长官将某些斯巴达青年武装为特别及秘密警察,以侦察民众行动,至于对农奴则可视情形自行杀戮”。[19]以暴力维持的政权必然导致独裁。但独裁并不意味着时时处处直接使用暴力;相反,它在很多时候至少在形式上采取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统治。梭伦离职以后,取代他的是庇西特拉图的独裁统治。庇西特拉图的独裁统治,虽然是对梭伦改革的反动,但是他并不改变梭伦法典的细节;“他也像奥古斯都一样,了解如何依民主的让步和形式来装饰和支持独裁。执政官照旧选举,民众大会和公共法院、四百人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程序和执掌都照旧进行,惟一不同的是庇西特拉图的提议能得到特别的注意。”[20]同时,以军队和警察维持的独裁政权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发动战争。在梭伦时期,王位世袭制在实际上已被废止。“因独裁制率皆有赖群众支持而非承袭权力,故大多数均避免战争,支持宗教,维持秩序,振兴道德,赞成妇女取得较高地位,鼓励艺术发展,并在美化其城市上大量花费金钱”[21];希腊民主制建立前的庇西特拉图的独裁统治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前希腊的以暴力维持的政权还十分重视发展经济。同样如庇西特拉图,他兴建水道和道路系统,他开办矿业修建庙宇,他还通过大量的公共建设以解决就业问题。然而,前希腊的独裁政权所做的这一切非暴力的、和平的甚至具有民主形式的事业,不仅以暴力为其后盾,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巩固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体制。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前希腊文化中的政权不论是前期的直接以暴力形式维持的政权,还是后期的在表面上带有民主形式的政权,在本质上都是以暴力维持的政权。

以上就是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形态的主要特征。在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中,我们能否找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影子?

(未完待续)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

[2]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3页。

[3] [法]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2页。

[4] [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272页。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92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5页。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94、292页。

[9]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56页。

[10]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57页。

[11]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58页。

[12] [英]保罗·卡特里奇主编:《剑桥插图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13] [英]乔治·格罗脱:《希腊史》,顾准译,载于《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14] [美]霍尔顿等:《欧洲文学的背景》,王光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15] [英]格罗脱:《希腊的僭主政治》,顾准译,载于《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16] [英]格罗脱:《希腊的僭主政治》,顾准译,载于《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17] [英]格罗脱:《希腊的僭主政治》,顾准译,载于《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3—264页。

[18]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国民国六十一年,第77页。

[19] G.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Everyman Liberty ,Ⅲ, New York, 1935, P.148. 转引自[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国民国六十三年,第118页。

[20]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国民国六十三年,第174页。

[21]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国民国六十三年,第176页。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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