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05
大卫·霍夫曼《终结冷战：一个被遗忘的间谍及美苏对抗秘史》。（Public Domain）
曾经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最具自由精神和批判思想的前苏联高级官员之一。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中如此反省俄罗斯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歧路：“二十世纪已经结束。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可怕、最血腥、极度充满仇恨和偏执的世纪。看来，是时候了，应当醒悟和忏悔，应当向幸存下来的被囚禁者请求宽恕，应当跪倒在千百万被处决、死于饥饿的人们面前，应当唤醒沉睡的良知并且最终承认，是我们自己帮助体制奴役我们——奴役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如今，雅科夫列夫已经去世，但俄罗斯真的走出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吗？
在苏联高层任职期间，雅科夫列夫多次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和诽谤，一度被外放为驻加拿大大使。后来，作为戈尔巴乔夫身边最亲西方的高级顾问，他多次建议戈尔巴乔夫强硬反击保守派的阴谋，并警告保守派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戈尔巴乔夫并未接纳其建议，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八一九”政变粉墨登场。雅科夫列夫深知，党国体制惯性之大，足以吞噬力量微弱的改革者：“一个人迟早都会明白，他是在同一个多么强大和压倒一切的组织打交道，他个人的能力是多么地微不足道。这是铸铁压路机。无需重复：‘在党-国-惩罚之剑（安全部门）’联合公司里，人连一粒沙子都不是，不过是可更新的资源而已。”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长期寄生于体制之内？他的思路是，只有身居体制的核心，才有能力改变体制：“为了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下去，然后对体制作某些改变并且从内部摧毁体制，就应当对这个体制、它内部联系和关系的每个角落、它的教条和刻板公式了如指掌。”他确实是那样做的，直到他被迫离开权力核心。
当然，也有别人选择其他方式来改变体制，其中最勇敢、最聪明的一个人名为托卡契夫。托卡契夫是一名在顶级科研机构任职的雷达工程设计师，也是冷战时美国在苏联境内最成功、最有价值的间谍。他主动联系美国外交人员，向美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苏联军事科技方面的秘密文件。而托卡契夫的间谍行动中最为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在克格勃眼皮子底下将情报交给了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在多达二十一次的会面当中，大多数都是在距克格勃总部大门三英里路范围内进行的，可是克格勃完全没有察觉这个间谍以及和他接触的中情局特工。直至一名被中情局开除的酒鬼叛逃苏联，才让托卡契夫曝光、被捕并遭到处决。
托卡契夫堪称史上最伟大的“非职业”间谍和最具理想的“卖国贼”。然而，事后美苏双方都刻意对这一事件闪烁其词。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大卫·霍夫曼经由查考中情局解密档桉以及对若干亲历者的采访，为托卡契夫这位被遗忘的英雄树碑立传，写出了一个这个比007还要精彩的传奇故事。
在爱国主义之上，还有更高的正义
第一个奉命与托卡契夫会面的中情局官员桂尔瑟，发现对方视金钱如浮云，送情报给美方并不是为了大发横财。而且，托卡契夫在研究所担任主任，享受若干优待，并非郁郁不得志者。因此，桂尔瑟好奇地询问对方：“基于什么动机，你要如此冒险？”
托卡契夫简洁地回答说：“我心里头就是个异议分子。”
托卡契夫出生于哈萨克的一个普通家庭，霍夫曼未能调查出他本人的家族是否在斯大林时代受过政治迫害，这是本书的一大缺陷。不过，作者发现，托卡契夫妻子娜坦莎的家族是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娜坦莎的曾任《轻工业日报》主编的父亲无辜下狱十年，母亲因在西方有亲属而遭处决。娜坦莎年仅两岁即被送进孤儿院，再见到出狱的父亲时已十八岁，在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所著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中，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成年以后的娜坦莎喜爱阅读被查禁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斯塔姆的作品。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文学杂志《新世界》发表时，她是家人中第一个通读全文的人。后来，任何拥有索尔仁尼琴未刊印作品变得相当危险，她也毫不畏惧地传递地下刊物。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各单位纷纷表态支持，她是小组里惟一投反对票的人，她的主管说：“她没办法不真诚。”有其妻必有其夫，娜坦莎的创痛，以及对苏联体制的深度反感，引起了托卡契夫的深切呼应。
后来，托卡契夫在给美方的信件中坦承，他迈出关键一步是深受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两位巨人的影响。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是苏联异议人士中的佼佼者，托卡契夫虽不认识他们，却读过他们的文章，他们成为启发托卡契夫生命中的明灯。一九七四年，索尔仁尼琴遭到苏联当局逮捕，随即被流放出国。一九七五年，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被软禁在家，未能出国领奖。这些事件深刻震撼了托卡契夫，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说：“身体里头开始有些虫在嗤咬我。我觉得应该有所行动。”
一开始，托卡契夫尝试亲笔写抗议文章，但很快发现自己并非作家或思想家，那么就只能辟蹊径破坏体制了。他想到将手边的绝密文件交给美国人，如此就能沉重地打击苏联政权。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虽然有可能为此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托卡契夫与后来继续跟他联系的中情局特工罗夫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太清楚这场冷战究竟是为何而战，自由与独裁是两种截然对立、无法并存的制度。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在越战中遭受挫败，其全球角色受到普遍怀疑。但托卡契夫和罗夫丝毫不受影响，他们深信美国必须和共产主义作战，也必须为捍卫自由而抗争。这个观点不是出自意识形态，而是出自个人经验。他们都知道苏联在过去几十年维持着庞大的殖民形态的刑事体系以致于有数十万人因思想或言论被抓去坐牢，他们也清楚柏林墙丑陋的事实。
虽然托卡契夫没有受过情报人员的专业训练，却以一名优秀科学家有条不紊、处变不惊的素质，将情报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他从未出过纰漏，却因中情局叛逃人员的出卖而被捕。在被处决前夕，他与儿子有十五分钟的告别会面时间。此前，他的儿子知道家中有若干禁书，也从父亲那里得到来历不明的西方摇滚音乐唱片，却从不知道父亲在做间谍工作。托卡契夫担忧儿子的前途，向儿子说抱歉，但儿子回答说：“不！不！不！”显然，儿子认同父亲的选择，认为父亲不必说抱歉。
苏联塔斯社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宣布，托卡契夫因“间谍叛国罪”被处决。在一般人眼中，托卡契夫的所作所为是让人唾弃的卖国行径。然而，托卡契夫坚信，自己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九三年》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说出了一句真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其实，革命不一定绝对正确，人道主义却历久弥新。如果用同样的句式来表达，对于托卡契夫来说，在似乎不可挑战的国家利益之上，还有一个更崇高的正义价值。加速让苏共政权的垮台，就是让一亿多民众早日获得自由与解放。这个宏大的目标，跟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为了这样的目标，托卡契夫宁愿、也确实付出了生命代价。
他给了美国人什么东西？
托卡契夫居住的高级公寓离美国大使馆只有一箭之遥，当他有了递送情报给美方的想法之后，如何跟美方建立联系呢？他利用晨跑等各种机会，多次往挂外交车牌的美国外交官的车辆内扔出纸条。美方一开始反应谨慎，以为是这是克格勃设计的一个陷阱，后来才冒险派出谍报高手与托卡契夫会面，没有想到他们获得了一笔源源不断的宝藏。
托卡契夫是苏联军事研究机构的雷达专家，他偷偷翻拍了数千页的机密文件转交给美国。光用随手可得的单眼相机，他就提供给美国其他间谍拿不到、也无法想像的情报。他甚至冒险犯难从军方实验室偷出电路板，让美方解开苏联雷达的秘密。他甚至断然放弃美方安排他们全家逃离苏联、到美国过自由生活的计划，继续留在苏联为美国窃取情报。
霍夫曼在书中指出，托卡契夫的情报打开了透视苏联意图和能力的窗口，这正是中情局使命的核心。对于美国高层而言，知晓苏联军事研发和发展的优先顺序，以及他们的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极端重要。数十年来，美国情报界对苏联的意图和能力，有许多漏洞和误判。幸运的是，托卡契夫的情报揭露了苏联未来十年研发武器系统的发展计划，特别是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的空防、战斗机、拦截机、雷达、航空电子仪器和导引系统等领域的成就。由此，美方在对苏战略上、在军事研发上都作出重大调整，中止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无效研究计划，并展开了真正能遏制苏俄的崭新计划。托卡契夫的间谍行动使美国得以主宰天空，如果美苏真的爆发战争，美国的飞机必能在苏联的领空自由飞翔，而苏联的雷达和其他防控设施必将形同虚设。
令人深思的是，托卡契夫从来没有过将这些机密卖给中国人的念头，虽然当时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苏联的敌人。托卡契夫知道，中国与苏联为敌，但这两个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专制独裁政权。反之，托卡契夫狂热地爱上了美国，他在给美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过美国，要闭上眼睛爱它，我没有足够的幻想或罗曼蒂克……可是根据某些事证，我得到印象：我宁愿生活在美国。”
当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托卡契夫的情报在改变美苏双方实力对比中的作用——苏联一度在飞机、航天等领域领先，却并不能改变苏联的经济和科技整体上大幅落后于美国的实际情况。即使没有托卡契夫的情报，美国和西方国家仍然会赢得冷战的胜利。托卡契夫的确为加速苏联体制的灭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真正的冷战终结者是雷根、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和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暴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如雷根总统所说：“苏联违反了历史潮流，它否认人类的自由和公民的人格尊严。因此，历史必将掩埋压制自由、遏制人民自我表现的暴政。”
一九八三年，雷根总统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对一千两百多名福音派基督徒发表了一篇历史性的演讲，他铿锵有力地指出：“世界上存在罪恶。圣经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倾尽全力反对罪恶。……我们要明白，当他们宣讲国家至高无上，宣讲国家对个人无所不能的力量，预言国家终将主宰人类时，他们是现代世界的万恶所集。……我们必须参与正误和善恶之间的斗争。”托卡契夫曾经向美方接头人索取雷根总统的多篇演讲稿，不知他是否得到并阅读过这篇讲稿？如果他读到这样的句子，他必定会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雷根的这段话是他的行为的最准确的解释。
他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
那么，托卡契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数百万美金的瑞士银行账户。不过，托卡契夫生前衣食无忧，并未使用过这笔钱，他要求得到报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情报具有不菲的价值。他死后，他的妻子娜坦莎坐牢两年，失去了工程师的工作，被迫在锅炉房当作业员。一九九零年，娜坦莎患上卵巢癌，写信给美国大使馆寻求援助，她在信中强调，“先夫为美国利益及我国之自由努力多年”。然而，由于外交人员的频繁调动和根深蔕固的官僚主义，美国使馆居然忽视了这份求助。娜坦莎在一九九九一年春天病逝，半年多之后，她和丈夫痛恨的苏联政权终于崩溃。本书未能继续考察中情局为托卡契夫设置的银行账户中资金的去向，读者也不知道这笔钱最后是否转给了托卡契夫的儿子。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对托卡契夫太过凉薄。
跟美国特工会晤时，托卡契夫常常提出需要物品的清单，除了从事间谍工作需要的摄影器材等等，他最渴望得到的就是那些在苏联看不到的“反动书籍”。比如，俄文版本的圣经、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的回忆录等。罗夫曾经送了萨哈罗夫和费多士耶夫的作品给他作为新年礼物，托卡契夫爱不释手。费氏是苏联大师级的雷达和电子仪器设计师，也是托卡契夫敬重的前辈。一九七一年，费氏以苏联高阶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法国巴黎航空展时，投奔自由到英国，写了一本名为《陷阱》的书，叙述苏维埃体制的黑暗真相。萨哈罗夫从意识形态上叛离苏联，费多士耶夫则身体力行投奔自由。托卡契夫以他自己的方式反叛，从内部重重打击苏联。
在托卡契夫交给对方的物品清单中，还包括关于披头士等西方乐团的唱片。他说，这些唱片虽然可以从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到，但生性清高的他不愿跟黑市沾边。这是他给儿子的礼物，苏联青少年尽管深受共产党洗脑教育的影响，但他们生性就热爱西方的流行音乐。托卡契夫在信中写道：“我儿子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热爱西方音乐。尽管我年岁大，我也喜欢听这种音乐。……这份清单显示我儿子的品味，但是他想要西方最流行的乐团，包括美国乐团的作品。”联想到哈维尔与宇宙塑胶人乐团之间的亲密关系——《七七宪章》的前奏就是因为哈维尔等知识分子为被捕的摇滚歌手们仗义执言——就能知道摇滚音乐天生就是专制制度的潜在颠覆者，难怪共产党政权那么害怕摇滚音乐。
托卡契夫索要的一些物品，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在当初确实必不可少。比如，他的儿子有志于学习建筑学，他特别提出要西方产的绘图铅笔，因为苏联的产品品质低劣，常常让使用者无法完成基本的工作。有了高质量的绘图铅笔之后，儿子的设计作业变得轻而易举了。托卡契夫还提出要波兰产的刮胡刀片，因为“用苏联制刮胡刀片刮胡子是很不愉快的经验”。他在信中叹息说：“不幸的是，我们个人生活会涉及到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它们有时候影响到情绪。”对于如此琐细和卑微的要求，中情局当然迅速给予满足——如果托卡契夫走进美国任何一家普普通通的超级市场，就会发现里面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价廉物美的日用品。美苏两个国家以及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从商店中物品的种类和质量就能分辨得一清二楚。
在美国中情局总部，悬挂着一张托卡契夫独自在办公室偷偷拍摄情报资料的油画。其实，今天莫斯科市中心，欠托卡契夫的一尊塑像，如果没有若干像他这样的勇敢者前赴后继地“推墙”，苏联共产党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掌权至今——正因为中国人更加卑贱和怯懦，缺少托卡契夫这样的“卖国贼”，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才看上去稳如磐石。当然，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新独裁者普亭会认为，托卡契夫的故事对于克格勃来说是一大耻辱，他的政府不会纪念托卡契夫。不过，托卡契夫本来就不是为了成为被后人顶礼膜拜的英雄才走上那条不归路。当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之职、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之时，有谁在托卡契夫的墓碑前摆放一束白花？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