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法国政府改革的成功,会保证全欧的普遍改革,并且促使他们的人民的复兴,使之进入新的生活,而现在这些人民则在统治者的权力的滥用下被蹂躏成为尘埃。”——托马斯·杰斐逊

托马斯·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中并不是一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袖手旁观者。他不但密切关注法国革命的进展,进行评论,定期向国内汇报,而且还为法国革命领袖出谋划策。因而,他不自觉之间成了法国革命的参加者了。其实,这也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一则他在法国知名人士及自由主义贵族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也是美国革命的参加者,既有经验也有理论,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法国人士难免要向他请教。二则,他对于人权事业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国界,因而他同情法国人民,希望他们早日摆脱封建主义压迫。三则,他期望加强美法友好关系,并且建立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以便对抗英国对美国的欺压。然而,只有在法国打破封建桎梏,实现自由,把民主要素引进政治机体中去,才能实现这个期望。

一个民主的美国和一个专制的法国是不可能成为基础巩固的、真正友好的伙伴。而且,他也深深认识到:如果法国前进,欧洲也必然随之前进。只有这样,美国革命才不是孤立的。

1787年2月,为了摆脱财政上的困境,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新的财政总监卡伦的建议下,决定召开所谓的“名流会议”,希望这个贵族的代表会议能同意国王政府向特权等级征税,以便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

在“名流会议”快要召开的时候,拉斐德侯爵特意向杰斐逊请教。杰斐逊向他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我祝你在这个会议中一切顺利。如果把它分为两个议院,…我就对它抱更大希望。有你的邻国(指英国)的优良的模式在眼前,你是可以一步一步走近好的宪法。尽管那个模式并不完善,比起任何其他建议,会博得更多人的赞同,所以以它作为争取的目标更好些。”

显然,他是在劝法国人学英国的榜样,争取建立一个有两院制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由于“名流会议”反对征收新税,拒绝向国王政府提供金钱。1787年5月,国王便下令解散“名流会议”。

杰斐逊写信给拉斐德,劝他到法国下层人民中去了解情况:“从你的考察中了解你自己国家所有各省的情况。对你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他们将为你的所知而感到快乐”。这封信无疑极大影响了拉斐德,促使这位出身贵族的革命家更加注意人民的命运,因为后来拉斐德在国民会议中提到“人民的汗、泪以及还有血”,并且后来在关键时刻他还能够放弃自己的特权。

爱国者的努力争取到国王一些让步,而且政府同意于1789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1月19日在致普赖斯书中,杰斐逊对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作了预言:“如果三级会议在开始时候在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会议的表决程序)上不犯错误的话,…那么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会争取到:一、将来的三级会议定期召开。二、他们享有征税及拨款的独占权利(其中包括制定文官薪级表的权利)。三、参加立法。大概他们最初将只享有法院现在行使的立法权的一部分,即提议修改法律及否决权,但是最后必定取得提出法律的权利。四、大概他们会制定一个权利宣言,至少将有这个企图,也将企图达成另外两个目的,即人身保护法及出版自由。但是在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们也许达不到这些目的,或者只是取得某些改进,为了彻底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让国民自己进一步成熟起来。”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五天后杰斐逊写信告诉麦迪逊说:“法国革命到目前为止进行地很成功,这种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在王国的不同地区由于缺乏面包而发生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人丧了命,人数大概在12-20人之间。这些暴动一般与宪政革命没有关系…三级会议的开会呈现严重的障碍,人们希望理性的进步会使他们克服这些障碍。”

三级会议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便是按等级投票,还是按人投票。两个特权等级—贵族和僧侣按等级投票。第三等级(即平民)则要求按照人投票。,因为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与两个特权等级地代表人数相等。如果以等级为单位投票,特权等级就会居统治地位,如果按人投票,则第三等级就会取得统治地位。杰斐逊同情第三等级,认为在表决问题上,贵族的态度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拉斐德是贵族等级选出来的代表,他们的行动受到贵族选民的指示的约束。杰斐逊鼓励拉斐德凭良心行事,不要按指示办事,而且他建议拉斐德采取一个妥协的办法—由两个特权等级组成一个议院,第三等级组成另一个议院。杰斐逊认为这样做要比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分别表决更好。他认为三个等级组成一个议会会影响会议的效率。

到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会议。这时,杰斐逊在给约翰·杰伊信里对法国政局做了如下估计:“这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国王和他的大臣。假如他们站在平民一边,革命就会由于制定一部完全自由的宪法而顺利完成…”

在这个阶段,杰斐逊对国民会议中的代表有很好的评价。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谈到这些代表的才能、坚定不移的精神和温和的态度。他说:如果出现麻烦,那么过错是在上层贵族身上,这些上层贵族一般地都是才能平平,而且发疯得连辩论都不可能了。

实际上,杰斐逊在法国革命问题上抱温和态度:

首先,这是因为杰斐逊怀疑法国人民的自治能力。他通过在法国的观察,认识到法国的政治条件与美国迥异:法国缺乏民主和自治的条件。1787年在法国南部旅行期间,他注意到法国人民与美国自耕农很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贫困和愚昧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法国农民对于自己的处境抱默默忍受的态度,这使得杰斐逊认识到法国还缺少民主的前提条件。

1786年8月13日,杰斐逊在致威思的信中写道:“在欧洲诸国(包括法国在内),愚昧、迷信、贫困及各种形式的身心方面压抑在群众间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没有希望把他们从其中拯救出来。”他感到法国人民缺乏美国人民那种民主觉悟和民主训练,如果骤然实行高度的民主,必然要导致混乱。

其次,杰斐逊感觉到,过火的革命及过度的民主,会激发被推翻的阶级的不顾一切的反扑,结果会葬送革命的成果。

后来,法国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杰斐逊的这种顾虑。当然,杰斐逊在提出温和、妥协性的建议时,他并不希望法国永远停留在君主立宪制上面,他在内心是希望法国人民通过渐近的过程,最终实现民主共和国。他并没有由于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2017-09-10

本文编写参考资料:

1、刘祚昌先生著《杰斐逊全传》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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