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娴:不再幻想,坚决抗争——中共治港二十年政策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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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议中共干预

香港抗议中共干预(网络图片)

香港回归中共政权的二十年,也是我写作的二十年。我第一篇关于中共在港地下党的文章于1997年2 月在《开放杂志》刊出。

经过二十年对香港政情的分析和思考,特别是对梁振英五年管治的深入观察,笔者现在可以明确无误地相信,中共早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己经在党内订定要把香港改造成可以为党所控,为党所用的伪资本主义特区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取得香港的全面统治权。中共有三大法宝:党、军队和统一战线。二十年来,运用建党和统战这两大法宝(军队则作备用),中共己经成功地加速推进改造香港的目标,尤以近五年更见成效。这一切都是通过中共在港地下党的作用而完成的。

中共不是要把香港变成中国城市如上海,广州,而是像澳门,可以让赌业存在发展,容许有反对派和议会以及假民主选举制度的伪资本主义城市。一个仍然竖起“一国两制”招牌,暗地里却由中共全面管治,以中共的利益为先,特区政府完全驯服于中共的党控的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中共的理想目标。

为了说明这个结论,需要认识中共的特质和行为模式。

首先,请看辛子陵在文章:《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中所引述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讲话: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实行宪法的。1954年6 月14 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但是,同一年,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后,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作了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

‘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儍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笔者按:何清涟证实,毛泽东反宪讲话的1954年版本,她曾于文革时期流传的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上读过。)

据上述毛泽东的讲话可以认定,他为共产党确立了三层行为模式的范例,第一层是重现中共向有的公开及内部两手操作传统。公开有一套,党内另有一套。公开所讲的政策并不代表党内所定的政策,一切以党内的指示为准则。另一层是公开的说法都是为了争取民心,国际认同,也是为了将来实现革命目标制造条件。如果党内的说法与公开的说法相异,违反“承诺”时,党员并不以之为骗,以之为耻,而是革命需要。再一层是视一切宪法,法律和条约为约束党领导的废物,示范了如何蔑视,如何自行随便演绎之的榜样。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说谎,并不是违诺,他们只是有做无赖的特质。

综上所述可知,当邓小平为了争取民心,为了实现未来将要改造香港的目标,公开地把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地保证“五十年不变”,令港人心花怒放,深信不疑,以为这就是中共的“承诺”,未来将会逐步民主化的时候,共产党内部早己认定基本法就是约束党的领导,而订定了的回归大计就是取消基本法,夺回党的领导权,制造一个以“一国两制”为招牌的伪资本主义香港。

其次,中共早有“革命阶段论”的说法(有别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中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放弃一次革命论,实行革命二阶段论的建国理论(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建党初期所订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是实现党最低纲领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为了更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更有革命分上篇和下篇的说法。当共产党未取得全面政权,不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做或缺乏一些必备条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需要这么一个阶段性,以便发展力量,创造机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是现实考虑。

1949年取得政权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时间是十五至二十年。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组织联合政府,似乎是真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于1953年,他便违反“承诺”,改口说“新民主主义”只是过渡时期,在二,三年时间内就推动了“一化三改”,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共产党不会把政策和策略当作原则问题,而是当作权宜之计,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群众的支持,实现终极目标。

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完全建基于为达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所需,“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是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一国两制”的提出正如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一样也是过渡期,地下党未成气候,不能担起重任,中共尚未有足够力量完全控制香港时,容忍“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明白这样的行为模式可以适用于对中共治港过程的研究。

香港回归二十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1997年至2001年是潜伏,观望,摸索时期。基本上沿用五十年代共产党内部传达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对港政策。(后有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提法)。董建华上台需要委任叶国华为特首特别顾问以便辅助执政。

第二阶段由2002年至2005年是牛刀小试,初尝反抗时期。董建华在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催促下,公布《实施基本法第23 条谘询》文件,开始向民主派发动首次进攻,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反抗。中共进攻失败,董建华辞职下台。

第三阶段由2006年至2012年7 月是表面韬光养晦,妥协让步,实质养精蓄锐,积极发展秘密力量时期。200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2017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的决定,是一种让步。2010年民主党首次接触中联办,与副主任李刚讨论政制改革,最终达成的区议会改良方案在立法会通过,是中共的妥协。2012年7 月反国民教育运动迫使梁振英搁置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也是再次妥协。

第四阶段由2012年8 月至2016年是全面强硬进攻,打击民主派,破坏核心价值的梁振英时期。2014年,因中共下达“一国两制白皮书”和831 决定,激起民众强列反抗,引发过百万市民参与的“雨伞运动”,警方施放催泪弹镇压,运动失败。其间政府派出林郑月娥与学生代表谈话。

全程二十年可见,中共要改造香港的目标从未停止。每次推进目标,遭到民主派人士坚决抵抗时就退让。中共四个阶段的进或退,全系于民众的反抗程度,并非什么左或右路线所至。不过,改造香港目标至今未能完全得逞。

至于2017年,中共为了平息民愤不淮梁振英连任,却没有改变改造香港的目标,将会以另类手法继续打压,进迫民主派,令其就范。笔者就这几个月的观察认为,中共己在很多领域内发展了党员,党组和统战对像,包括在法律界,大学,警队,港府等等之内,基本上可以直接指挥主要部门机构。

中共正在初步尝试,正式由以中联办这个公开招牌掩护下的地下“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以地下方式在各条战线上实施全面管治香港一切事务,也就是香港工委书记,以中联办主任名义的掩护下成为香港的最高领导人。香港己经有一个“地下太上皇”了!共产党己经直接统治香港了!(笔者按:中共工委是县以上党委派出的地区党组织,接受派出他的党委领导,其领导成员由派出他的党委任命,工委书记是工委的主要负责人,与党委和党委书记的称谓有所不同。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表白,他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才是“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香港回归后,港澳工委分为香港工委和澳门工委。)

香港“太上皇”以中联办主任身份公开活动,发表演讲,不会以工委书记之名走上地面,将会躲在中联办内透过地下党,绕过林郑月娥这个特首,向目前己能掌控的各种部门机构直接发出指令。林郑不再是全面管治香港的特首,而是被指挥者之一。执行配合工委书记下达的关键政策,如蔡若莲的任命,“一地两检”的落实等是她的任务。我们再也看不到梁振英那样赤膞上阵发号施令,僭越工委书记职务,让明眼人抓到把柄的现象。难怪潘小涛说社会出现许多争议性事件,好像有双无形的手在背后煽风点火。共产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统治香港,民主派己经感受到威权统治的气息,会有使不上力的感觉,要尽快寻求新的斗争策略。

高王凌在文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有一段对中共性格分析的文字。他说:“共产党的原型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政党组织,其目标就是掌握政权,然后按照理想和方案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共产党这种革命组织本质上就是激进的,一旦出现某种机会,就会不遗馀力地推进革命,即使在条件不够之时。”

也许,这就是我们不应再存幻想的原因。

2017年10月1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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