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西哈努克视察
1973年，在柬埔寨，内战双方的实力是，柬军征兵后有3万多人，拥有火炮和装甲部队，盘踞在金边和各省城“守点”，新兵严重缺乏训练。柬军兵力不足而无法歼灭红高棉武装，而且军火和给养都依靠美军空运和南越的水运供应。红高棉方面已有5～6万人的武装，拥有中国给予的轻型火炮和车辆，占据了广大农村地区，其武器军火和金钱依靠中共的提供。但此时红高棉仍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主要从事破坏性袭击，例如：他们把一枚手榴弹偷偷扔进金边一所学校的师生正在开会的会议室里爆炸。红高棉的恐怖袭击对金边政府还暂时不能构成危害。但此刻真正的威胁露头了：1973年6月美国国会以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为限制手段，禁止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使用任何的军事力量。
此时的尼克森因为“水门事件”政治丑闻而陷入困境，他力图遮蔽真相转移视线。但是美国社会的巨大愤怒和压力，促使美国司法部于1973年3月正式展开调查。尼克森无力再关心印度支那，委托基辛格负责处理柬埔寨事务。1973年2月16日基辛格到北京去见周恩来，他诚恳地说：“我们对（柬埔寨）那个地区没有任何企图，美国没有必要在那里建立基地。外国武装必须撤出柬埔寨和寮国。柬埔寨情况很复杂，我们认为柬埔寨应该举行政治协商。只要能够停火，我们就可以协调出一个让西哈努克成为重要角色的政治局面。但是（柬埔寨）军事叛乱活动一定要终止，否则我们的空军将继续在那里活动，而柬埔寨交战双方将永无宁日。”
周恩来否认中国是红高棉的后台，他兜圈子道：“法国和柬埔寨（内战）双方还维持着关系，苏联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复杂。不仅西哈努克拒绝和谈，还有（红高棉）抵抗力量拒绝和谈。”
西哈努克很想了解“柬埔寨抵抗力量”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在柬埔寨干些什么勾当。1973年3月，在西哈努克的一再要求下，北京安排西哈努克到柬埔寨的“解放区”旅行一趟，名为“视察”。中共派遣“新华社”几名记者（眼线）参加了这次“视察”，拍摄了记录片和一些照片。西哈努克在英萨利的陪同下启程，第一站到达河内。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见了西哈努克，提供了十几辆吉普汽车和保卫人员，护送西哈努克夫妇进入柬埔寨。那时印度支那全面停火，“胡志明小道”很安全。西哈努克一行顺利进入柬埔寨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北越的保卫人员即撤回。在那里，红高棉交通员沿途引路，把西哈努克带到森林见到了“新闻部长”胡宁。然后又见到了“总司令”乔森潘和“内政部长”侯荣。纪录片显示，装束着一条方格围巾（红高棉的标志）的西哈努克钻出布蓬吉普车，已等候在路边的乔森潘目光灼灼如贼。西哈努克与乔森潘拥抱。然后他们在525号桩碑那里拍照留念。此时乔森潘侃侃而谈，再次信誓旦旦说他们是为西哈努克而战斗，保证将来柬埔寨的一切权力都归于西哈努克。然后，乔森潘引导西哈努克一行向西行进，抵达暹粒省吴哥附近的“解放区”。
当时环绕西哈努克的只有乔森潘、侯荣和胡宁。而且这三人似乎悠闲得很，根本没有繁忙的党军政事务去处理。还有一个瓢脸柯袍总在他们身旁转悠。西哈努克并不知道柯袍就是恶毒的红高棉北部大区的“军事司令”。英萨利露面少，似乎是不屑陪同。宋成晚了几天才到场。波布、农谢等人都顶着个“毛式绿帽”悠闲在旁看着这齣戏。西哈努克茫然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也接触不到真正的柬埔寨民众。
此前，西哈努克一直以为“总司令”乔森潘是红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他无法想像，实际上乔森潘远离核心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柬共成员”。在《（1号兄弟）传记》里，有一段录影显示：“隆重欢迎西哈努克大会”的会场只是一片森林空地，大约二百名游击队员排成方阵，还算严肃。方阵之前有老少丑俊不等的红高棉干部在列队欢迎。西哈努克颈缠方格围巾，双手合十，频频鞠躬，一幅既讨好又不失贵族风格的作派。西哈努克身后几步远处跟随着乔森潘、侯荣、胡宁等十几个人，一律方格围巾和“毛式绿帽”。他们边走边装腔作势地挥手鼓掌，冒充红高棉领导人，他们一定排练过，但装得不像。在欢迎伫列的右侧，有13个类似闲杂人员的中年男女，他们中有个人，身材粗壮，咀巴半开，肩搭方格围巾，那就是波布。他距西哈努克十步之遥，眯眼注视着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波布面前木然走过，他第一次与他的生死对手近距离地面对面了，但他毫无觉察──他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谋夺国家的红高棉总舵把，更无从知道那人曾在北京隔着幕帘听取过他和周恩来的密谋。
在这个欢迎会之后，波布、农谢、克多恩几人以红高棉地方干部的身份，随从西哈努克夫妇游览当地的庙群。那一天，中共记者为西哈努克他们拍了一些照片，其中几张发表在当年（1973）6月出版的中国《人民画报》增刊上。“沙洛沙”这个名字唯一出现在这期画报的第20页，一张黑白照片显示：在寺庙脚下横排22人合影，西哈努克夫妇居中，被乔森潘、侯荣和胡宁左右簇拥。戏演得相当好，西哈努克没有注意到沙洛沙这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地方干部”，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化名是波布。中国《人民画报》在这张照片下说明道：“西哈努克、乔森潘、侯荣、胡宁、英萨利、宋成、沙洛沙、贵敦（克多恩）、农谢在荔枝山大菩萨庙前合影”。另一张彩色照片显示：在一个小瀑布前，乔森潘、西哈努克、侯荣、胡宁和英萨利一字排开，摆出笔挺姿势，郑重其事地合影，他们的身后不远处散漫着5个随从，其中有波布和倒背着手的农谢。
通过这次“视察”，西哈努克虽然未了解到“解放区”和柬埔寨内战的真实情况，但他弄清了“解放区”绝不是他的地盘，也没有谁在为他“战斗”。进一步，他察觉到“抵抗力量”是一个形迹诡秘的团伙，有人深藏不露地操纵着这个团伙；乔森潘侯荣胡宁都只是幕布前的演戏者；而北京显然知道这一切，也知道柬埔寨正在发生什么。西哈努克相信那些人就是柬埔寨的“共产党秘密份子”，他感觉到：在柬埔寨本土活动的“抵抗力量”、在北京被操控的“流亡政府”以及中共当局，是三方勾连串通，单单瞒了他，而他成了一个渺小无力的局外人。这次“视察”肯定对西哈努克产生了负面影响，到了6月，他在北京寓所里向义大利记者法拉奇爆发出他的恼火和厌恶，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红高棉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天真到那种地步！我十分清楚，等到他们不再需要我时，他们就会把我像吐樱桃核那样吐掉！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都是恶报，这意味着我在无用的努力中浪费年华！”
1973年4月11日西哈努克回到北京。4月12日周恩来为他举行了接风宴会，邓小平借此宴会亮相，宣告了他被重新起用。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起用邓小平来接管国家政务，以此制衡周氏，使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具有了浓厚的戏剧性。而李德生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丢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头衔，被调动出了北京。同年5月毛泽东把年仅38岁的上海市“工人造反”头目王洪文直接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跃周恩来之上，作为对接班者的筛选和对周恩来的牵制。同时，毛泽东把在“文革”中受益的地方干部华国锋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社会改造的一部分，粗通文字的大寨农民陈永贵也被毛泽东指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头上包着一方白肚手巾（中国北方农民装束）频频在国事场合以国家领导人露面，参加政治局会议无论谁讲什么，他都赶忙热烈鼓掌，既无知又神气活现，在很长时期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笑柄。
1974年，红高棉有些领导人陆续地半公开了身份，例如农谢、宋城。但波布继续保持诡秘并不断换用新化名，他的身世、地位、经历、姓名、年龄和故乡，仍然秘而不宣。普通的柬共干部对党的领袖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人民了。所以国际上习惯用“逃犯党”来形容柬共特征。
在金边，朗诺和施里马达等人的分歧继续扩大。朗诺甚至软禁施里马达。在美国的乾预下，朗诺与施里马达等人达成了合作。1973年3月22日施里马达再次批评柬埔寨的共和政体“最终不能幸存，因为它没有被人民所支持”。1973年5月6日英丹出任金边政府总理。12月26日隆波烈再次出任总理。
在河内，范文同把柬共和北越之间的关系演变，告诉了苏联大使。在1973年4月14日的一次会话时苏联大使提醒范文同，“在越南与柬埔寨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中国的阴谋”，范文同答：“我们知道存在一些中国计划，要制造印度支那人民之间的不合。然而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制那些计划。”为挫败“中国计划”，苏联表达了对柬共的接触愿望：“我们需要通过他们更好地了解柬埔寨的现实状况。”同年6月，苏联大使请河内转递一份苏共中央的信件给柬共中央。
但是，河内暗中阻挠了苏联对柬共的接触。北越人一直在告诉苏联方面，乔森潘是“柬共最高领导人”。苏联方面并不清楚乔森潘在柬共的实际层次。而北越方面知道波布是红高棉的实际首领。苏联官员若干次试着在河内与乔森潘、或者在北京与英萨利单独接触，但由于河内或北京的阻挠都没有成功。1974年5月28日北越外交部根据苏联大使的请求，派人向途经河内的乔森潘提起了苏联的接触建议。显然，乔森潘什么也不能决定，因此莫斯科和柬共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发生突破。这些档使人惊讶地了解到，北越人出于独立意识和防范心理阻止了莫斯科接触柬共。莫斯科试图接触柬共，是苏联实现在东南亚与中国竞争战略的一部分，但莫斯科没有估计到河内、柬共和北京之间的三角关系是多么复杂。
从1974年初，毛泽东接管了红高棉事务。在北京，西哈努克和英萨利这两人是毛泽东最有兴致、谈话最多次的外国人。这可能表明毛泽东对柬埔寨怀有特殊的关心和兴趣。1974年3月中旬，周恩来血尿加剧，癌症扩散，体质恶化。
这个月底（1974年3月），红高棉派遣乔森潘来到北京。4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英萨利、乔森潘、西哈努克。毛泽东允诺全力支援红高棉，还对柬埔寨局势指示道：“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需要10万军队。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5月26日中共以国家名义宣布对红高棉给予无限制的军事援助。中共档承认：这时每月的“中国供应红高棉的物资由几十辆卡车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卡车”，包括重型火炮。一般来说，红高棉那种轻步兵武装，在战时平均每人每天需5公斤弹药补给。红高棉总数约5万人，其中有战斗活动需要补给的数目大约1万人（1975年红高棉几个大区合力围攻金边的兵力也只是2万人）。因此，原先几十辆卡车的补给量即可满足红高棉战斗的需要，而现在1，500辆卡车的补给量超过了10万战斗人员的需要。由此可知中国确实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10万军队”设想在支援红高棉。把这样庞大数量的战争物资源源运到一个小国里，意味着那里将会发生怎样的战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见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红高棉占领金边后的政体建设问题。以前，周恩来与红高棉或西哈努克的会谈，总是着眼于谋取政权的细节上，而毛泽东的兴趣却落在红高棉夺国后的体制上。这是毛、周两人在对待柬埔寨事务上的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日后的事实证明了毛的这种兴趣并不是偶然的无心的，而是有着特定目的和深远用意的。
近几年来西哈努克博得毛泽东的好感。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表示他要保护西哈努克。毛用手指着西哈努克，问英萨利和乔森潘，“你们对他（西哈努克），是要打倒，还是要团结？”在座的中方官员以为毛氏在风趣，都笑了起来。但毛泽东似乎是在认真地预设某些事情。乔森潘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西哈努克则含有深意地强调：“毛主席指的是（柬埔寨）将来的事。”在座者于是又都笑了。但毛泽东抬手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要他们直说自己是代表柬埔寨共产党的，不要躲躲闪闪，而西哈努克是代表另一派（君主派）的。西哈努克强调：“我只是国家元首（名义），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毛泽东爽朗道：“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此次会见表明：在红高棉事务的处理上，周恩来被排挤出局了。直到5月下旬，乔森潘途经河内返回柬埔寨，在河内他收到了北越转达的苏联接触建议并带给红高棉“党中央”。迄今不知道红高棉“党中央”对苏联建议有什么反应。
在柬埔寨，1974年2月红高棉使用中国提供的榴弹炮轰击金边城郊，杀死200多个平民，毁坏房屋使1万多名平民无家可归。3月3日北部的柯袍部队攻击位于金边西北38公里处的欧东镇。3月18日柯袍部队攻下欧东镇并杀害了全部的守军战士。若干守军战士在欧东陷落时亲手杀死自己的家庭成员，然后自杀，以避免被红高棉俘获。
资料记载，柬埔寨乡民不断逃离“解放区”，以致金边的人口膨胀到200万人以上。美国不得不向金边空运大米等民用生活物资。1974年4月1日由朗诺、施里马达、隆波烈和费南德将军（Sosthene Fernandez）四人，组成柬埔寨最高行政委员会。战争逼近金边，局势动荡。6月30日，美国对柬埔寨的物资空运因期限而正式结束，从此柬军的补给只能靠南越政府通过湄公河的水运，而中国则大量增加了供给红高棉的军火和金钱。据红高棉的档说，中国充足供给红高棉的装备有大量的机关枪，迫击炮和火箭炮，还有榴弹炮和加农炮。这些火炮是中国仿制的苏联武器，其中威力最大的是120MM加农炮，使得红高棉能在十公里外轰击金边居民区，而柬军却没有反击的弹药。中国还供给红高棉军服，那是一种不分男女的黑色衣裤，后来红高棉即以“黑衣兵”闻名于世。红高棉的生活物资也由中共全包供应──从轮胎底的胶鞋到无字盒装的香烟。
8月6日红高棉的炮弹打进金边市。从金边实地拍摄的记录片所见，大批柬埔寨人民流离失所，背着孩子，赶着牛车逃难，神色仓皇惊恐；受伤的平民或肢体残缺，或胸腔翻开，或肠肚横流，血迹斑斑，伤口用肮髒的布条缠裹或纸团填塞；孩子被火焰灼伤而半死不活；周围全是不停的嚎哭和痛苦呻吟；城外野地里许多倒毙的死尸横七竖八。种种苦难情景，令人不忍目睹，感觉恐怖、悲伤和噁心。
开放2017-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