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把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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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国内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杂志,去年第六期发表了一篇长达二十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强烈反响。我在去年11月份就得知此文,赶快请朋友帮我买一本。其后不久,互联网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又有朋友寄来文章的复印件,终于得览全豹,一睹为快。

感谢陈桂棣和春桃这两位农民出身的作家,为我们写出了这样一篇好文章。我身在信息自由的海外,对现今中国农民的状况多少有些了解,这篇文章所报道的一切并不令我吃惊和意外,但是读到那些真实而感性的叙述,那些生动具体的细节描绘,仍然感到震撼。作者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把这样一份报告提交到读者面前。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

“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

正如作者在引言里写到的:“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就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这怎么可能呢?九亿农民,几乎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怎么能被遗忘?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当今中国,各种媒体多如牛毛,但是它们统统受到政府的严格监控管制。

在中国,媒体不是独立的,媒体只是政府的传声筒。《中国农民调查》里写到,一个村庄发生了一起十分恶劣的凶杀案,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一口气杀死四个村民。当地的有线电视台却播报新闻,说它是“误杀”。这不能只怪电视台,因为电视台不过是遵照县委领导的指示办事。接下来,一家省报发表报道,把这起案件称为村民的“相互殴打”,字里行间,倒把责任推到受害者一方。也不能只怪这家省报,因为他们采用这篇稿子的程序上并无过错,稿子上是盖了检察机关公章的。

《中国农民调查》里还提到一位敢讲真话的女记者,奉报社之命到一个村子去调查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然而当地的农民却不相信她,不肯接受她的采访。一个年轻农民拾起身边一只大海碗,从田沟里舀起半碗浑水对记者说:“我们怎能相信你们不搞官官相护呢。这样吧,你若不怕水脏,敢喝上两口,我们就相信你也许能替我们说几句真话。”这位勇敢的记者毫不犹豫地接过碗仰起脖子就喝,终于赢得农民的信任。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民一点不糊涂,他们并不把这位官方的记者当成记者,并不把这位记者所在的官方媒体当成媒体,农民把他们都当成官,当成政府的一部分。这位记者后来把采访到的情况写成一份内参上交省委。可见记者扮演的不是人民喉舌,而是政府耳目。说来也是,没有上级的恩准,记者并不能随意采访;没有上级的恩准,你写好了稿子也不能发表。我绝无责怪这位记者的意思,因为这不是记者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除非这位记者安于这样的角色从不关心争取新闻自由。

《中国农民调查》写到地方政府如何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欺上压下,就连作风强势的朱镕基也曾经被蒙骗。作者以相当赞赏的笔调写到了一些官员关心农民疾苦,写到了朱镕基,尤其是温家宝如何精明强干,识破地方官员的弄虚作假,体察下情。然而我要指出的是,当今中国官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早已蔚然成风,更是制度使然。身为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们本该推行政治改革,以求治本之效;倘若自囿于旧体制,只凭一点小精明,又能有多大意义呢?

如众所知,专制统治者需要建造一个庞大的谎言系统,用以欺骗人民,控制人民;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又必须使自己洞察一切,免于被自己一手造成的谎言所遮蔽。精心制造信息的不对称是极权统治的看家法宝。在《一九八四年》里,每个房间都装有一部闭路电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老大哥”的监视之下。“老大哥”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看到“老大哥”——除了他公开作秀。我们彼此也不能在“老大哥”的监视之外互相看见。这当然是极权社会的理想状态。现实的极权社会总不可能如此完美。首先一条,国家大,最高领导人自己根本看不过来,管不过来。因此他们不得不任命各级官员充当耳目代为查看,他们自己则依赖于下面的汇报了解全局。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有可能被自己任命的下级官员所欺骗。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微服私访的故事,有了像温家宝深入基层,突破地方官员的封锁,“头也不回地走进未经安排的老乡家里或田间地头”的美谈。

应当看到,象微服私访,突破地方官员欺骗隐瞒一类故事,多半是专制社会的产物,封闭社会的产物(“微服私访”还常常是影视传播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开放社会,在民主社会,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反对党,各级政府的错误缺失你想看不见都不行,哪里还用得着你费那一番心计?问题是,为什么朱镕基、温家宝们总是宁可受骗失察,宁可费那番心计,却就是不肯开放新闻自由呢?如果《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也向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恐怕他们就不会对温家宝们赞不绝口,而只会忧心忡忡,甚至深感恐惧了。

中国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问题

显而易见,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部分官员的腐败所致,也决不是靠着中央政府充当青天大老爷所能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问题,首先一条就是缺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问题。离开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去解决农民问题,充其量是恩赐,是治标不治本。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吃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的苦头还少了吗?正因为中国农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才有大跃进时期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空前灾难,所以才有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危险局面,然而,中国人民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为惨重的代价,却仍然没能换得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只是换得了专制政府的一次次的政策调整,对农民而言,充其量是“坐稳了奴隶”而已;对权势者而言,无非是“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而已。只要新政策略见成效,马上就又有人为专制政府歌功颂德,从而继续帮助一个作恶多端,捉襟见肘的专制制度精益求精,益寿延年。

关于中国农民问题有三句话我很欣赏。一句是李昌平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告诉我们中国农民的现状。一句是秦晖的“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这句话和毛泽东那句话“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相对,指出农民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一句是于建嵘的“让农民自己说话”。按照于建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把权利还给农民。给人一条鱼,不如给人一套钓鱼的工具。由政府制定出好的农业政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农民自己有发言权,能够影响和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让农民自己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有效地采取集体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

从这份《中国农民调查》我们应该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在中国,推动民主改革实在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结社自由是当务之急,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北京之春》2004年3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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