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回忆刘晓波操持的一次葬礼

Share on Google+

刘晓波(右一)在布置包遵信追悼会

刘晓波(右一)在布置包遵信追悼会(网络图片)

2003年我和刘晓波熟识以后,我每次去北京,和他吃饭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安排,而他有其他饭局的时候,也会经常喊我一起去,这样一来二往,先后认识了很多师友,其中就包括包遵信先生。

80年代包遵信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当年启蒙潮流的重要部分,对那个年代处在高中时代的我们而言,读起来有点似懂非懂,但在各种思想热潮席卷之下,我们也囫囵吞枣的看了不少这类书籍,可以说,正是包遵信先生那代人的共同努力,80年代社会氛围有点自由气息,也给我们后来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铺上了一层底色。

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见到包先生的时候,他已经锋芒淡去,变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先生,晓波和包先生渊源深厚,晓波系狱时候,包先生也四处奔走,对刘霞照顾颇多,因此晓波夫妇和包先生感情深厚,他们亲切的称呼包先生为“包包”。

被牢狱折磨后包先生健康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医生明确建议他不能再喝酒。不过包先生有点贪杯,在饭局里,他必须征得刘霞的同意,才能小小的抿一口。

2007年10月,包先生健康恶化多次住院,晓波夫妇都陪同在侧。10月28日,包先生终于不幸仙逝。

我从新闻里看到包先生去世的消息,和晓波通话时,他语带哽咽的确实了。第二天,我飞去北京,希望能在葬礼安排方面帮点忙,同时和朋友们一起送别包先生。

晓波是包遵信葬礼安排的实际主导者,葬礼安排牵涉方方面面,事务繁琐,十分辛苦。晓波除了和家属商议协调殡仪馆墓地等事项外,还要修订包先生的讣告,同时安排人记录各界朋友发来的唁电,晓波让余世存,薛野等人负责撰写挽联,我在边上打点下手,偶尔跑个腿。

挽联写好后,要一张张铺整齐,卷好再送到殡仪馆。最后汇总挽联很多,需要一个大箱子才能装进去,但我们当时工作场地没有箱子,我提出我去找个箱子,晓波说我不熟悉,他自己亲自出去,不到半个小时,他拿回了一个大号纸板箱子,我们把那些挽联全部放进去了。我一直没问晓波是如何那么快速的搞到那个箱子的。

到了殡仪馆后,我们把一些重要的挽联悬挂在告别仪式大厅四周的墙壁上,这个工作主要是马少方和我做的。一开始,我们把胶水涂在挽联背面,然后爬上梯子,把挽联粘贴在室内墙壁顶上顶,然后悬挂下来。但那个季节,北京十分干燥,或许当时胶水质量也不给力,开门关门带动的空气震荡,会把一些挽联给拉扯下来。后来,马少方找到了一些图钉,他把图钉定在挽联的边角上加以强化固定,我则在边上帮扶着梯子。

包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那个凌晨,我们很早就到了现场,晓波再次仔细的查看了花圈摆放,确保挽联和名字不会被遮蔽,同时也再次核对了挽联和之前记录,确保没有遗漏。

当然,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在北京政治警察监视之下进行的,我们知道,当时数名殡仪馆员工就是北京政治警察临时装扮的。对包先生的葬礼安排,或许出于对死者为大的传统的敬畏,一开始政治警察并没有干涉,但随着后来参与悼念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些惊恐,态度就越来越恶劣,装扮成殡仪馆员工的政治警察也几次故意刁难,一度引起晓波震怒,几乎要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对晓波和包先生家属来说,安排这次葬礼并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但由于包先生的影响力以及对历史记忆的共同感受,这次葬礼成为很多年以来北京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聚聚,先后到场的有300多人,石扉客当时不无伤感的形容,这是一次从广场到陵墓的政治场景的转换。包括赵达功在内的很多外地前来悼念的朋友,参加完仪式之后就被匆忙赶过来的本地政治警察带回了。不久浙江政治警察也电话我,让我尽快离开北京。

我后来写了一篇悼念包先生的文章《薪尽火传——告别包遵信先生》。印象中,马少方后来也写过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那一天,风如刀割”…。

关于包先生葬礼和刘晓波前前后后的忙碌,我见证的只是非常小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却反映了外界未必熟悉的刘晓波的一面。他做事考虑周全,严谨细致,尽心尽力。事实上,他在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期间,主持《民主中国》杂志,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等等过程中,都展示了这种人格特质,这些人格特质,连同他深厚渊博的智识和强大的政治意志力,使得他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多年之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并且依旧难以接受的是,晓波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离开我们,因此,每每我要提笔写点文字,回忆晓波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巨大的伤痛和茫然,不知如何讲述那些往事。我明白我必须走出这些内心创伤,我希望将来能在一个更合适的环境里来回忆和晓波的所有交往,来描述他巨大的感召力,以及他带给我知识和人生历程上的影响。

2017年11月8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1/2017

阅读次数:513
Pin It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