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沉重的记忆,永远的怀念——为刘晓波愽士逝世百日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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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诗人曾写道:“有的人活着,但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刘晓波显然属于后者。他虽被极权专制当局迫害致死,迄今已-百天,按中国民俗,10月22日是他的“百期”。 但他却永遠还活在一切盼望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仁人志士和公民们的心里,所以晓波肯定还活着。而中国还有句话叫“死诸葛能退生仲达”, 死了的诸葛亮的遗像还吓得活着的司马懿魂飞魄散慌忙退兵。而今大陆当局对一切纪念刘晓波、甚至在海边遥祭晓波的民众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予以抓捕关押。比当年司马懿的狼狈样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晓波也还活在这些作恶者的心里,使他们不时感到胆战心惊。更有甚者,还有在海外为天朝效劳的文人,也赶在晓波逝世“头七” 之后,无端捏造事实声称,牛年马月台湾曾有报纸揭露刘晓波是“強奸犯”。并称网上名人曹XX看见过该报内容。结果第二天曹先生便严词辟瑶称并无此事。如此等等,无一不证明刘晓波不仅活在热爱民主自由人们的心中,也还活在那些极力想维护极权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流的心里,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恶梦。

笔者今年已年逾八旬,是1957年毛泽东制造“反右” 政治大灾难的幸存者。虽不敢妄称是晓波的知己,却与他有过几度短短地接触。所谓“管中窥豹”,而略知这位正直、优秀学者的一“斑”。于是在他辞世“百期” 之日,将这段文字写在下面,愿与读者分享。

那是在2007年的春天,本人才刚刚接触到电脑与网络。不好意思,就像曹雪芹先生笔下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似的,尽在出“洋相”。不过本人从来就有那么个毛病,越是不懂的越好奇,越想去探个究竟。同时本人自幼就有个爱舞文弄墨的坏习惯,为此成了“右派”,蹲了大牢,差点把命都搭了进去,但几十年过去了仍累“教”不改。此时,我当年坐牢时的一位朋友黄先生从北京来四川,我们品茗闲谈时,黄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海外的自由媒体电子刊物如今已是名符其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并不无得意地出示了他一篇发表在海外自由媒体上的文章,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倾囊中所有去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便开始了这网上自由撰稿的生涯。

当时就连我老伴、子女都认为我是吃撑了没事干。—个年过七十的人了,还去搞什么写作,疯了不是?我则不管别人的嘲笑讥讽,我行我素地干了起来。不过根据我在大陆投稿的经验,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的作品往往很不易进入编辑的“法眼”,海外媒体是否如此,我更不得而知。于是我向友人、山东某大学教师L君请教。L君早已是网上自由撰稿人了,于是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两个人,叫我把作品寄给他们。一个是《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另一个就是刘晓波博士。这里顺便说—句,洪主编后来对我进行了不少的的指教与帮助,因与本文无关,故按下不表。这里就只谈晓波吧。

2007年3月底,我向刘晓波先生寄去了我的—篇作品题为《搬巨石记》。说的是“文革”结束后各地相继折除了许多遍地滥建的毛泽东的塑像。我当时是监狱里的一名“就业员”,当派我们去折除狱中—座毛塑像时,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老实说我当时不大指望刘晓波会把我的作品当回事,只好很客气地称他“刘老师”,请他斧正示教。可是不到48小时就收到了他的E-mail函,尤其是其热情、谦虚出乎我意料之外,信全文如下:
严老:严先生:
我是晚辈,请直呼我晓波最好。
你的文章已经推荐给几个刊物,请静等回音。
希望您多写您本人的右派经历。你们这些右派,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大书。
晓波上07年4月1日

于是我回他—信,大意是说,论年龄我确实比你蠢长近二十载。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为文述著上你才应是“师”。我今后就称你小刘老师吧!
几天以后,又收到他一信

严老:
此文很好,将由“民主中国”首发,谢谢!
请在民主中国发出之前,不要再投他刊,也不要自己上网。
在境外刊物中,民主中国的稿费算高的,每季度结算一次。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稿子。
晚生再次拜首。
晓波(07年4月5日)

刚过了—天,又收到他一信:

严先生:
民主中国决定采用这篇稿子,但希望把题目改的更直接一点,叫做“右派们在狱中砸碎毛泽东塑像”。
你看如何?
晓波上

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作品,他不仅热情推荐,而且为了一个标题,都在反复加以推敲,实在让人感动。于是我回信说:

小刘老师:谢谢您的热心帮助.题目也改得好。但有一点,当时参加折除的人,并非全是右派.既有其他政治犯还有刑事犯,是不是改为《”阶级敌人”在狱中砸了毛的神象》,或《我们在狱中砸了毛的神象>》?您再推敲一下最后由您决定.再次谢了此问
安好 严家伟敬上

最后,《民主中国》(当时的责任编辑是蔡楚先生)于当年4月用《“阶级敌人”在狱中砸了毛的神像》为题刊发了拙文。以后,他又把我写的《“政治疯子”李景孝之死》和《让谎言见鬼去吧》相继推荐发表在《民主中国》上。并先后向我介绍了蔡楚、陈奎德、杨莉藜、一平、张伟国等诸位海外媒体人及《观察》、《议报》、《人与人权》等媒体的情况,提供了他们的E-mail邮箱。我与晓波先生连“萍水相逢”都说不上,而且他自己都还生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却如此对我进行帮助,用一句成语,真是一片“古道热肠”的感人真情。所以到后来我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了。我们四川有句俗话“师父带入门,修练在各人”,晓波先生是我在网上撰稿带我“入门”的师父,“入门”后就该自己去“修练”了。

这中间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07年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的邮件,突然蹿入我的邮箱,发件人是:”p_knowledge”《p_knowledge@126.com》
—行大字为:此邮件已被监控
为了不给人家多惹麻烦,除了逢节日问候他一下外,便很少再与晓波先生去信了。

2008年秋,我去北京访友旅游,路过成都时,几位“五七右友”在公园喝茶、吃饭,算是人家给我“接风”。几位朋友知道我要去京,便说务必想法去见见刘晓波先生。“右友”朱国干先生更出示了晓波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词谦意恳称朱国干先生为前辈,希望他们一定要把“反右运动”的许多珍贵史料保存下来。所以朱国干先生又亲笔写了—信,托我务必当面交给晓波先生。其实我心里对晓波先生也早已是“久欲一识韩荆州”了。

来到北京以后,虽然奥运会早已是曲终人散了,但那根“对敌斗争”的弦还是绷得紧紧的。10月2号那天我到天安门前转了—圈,只见警车遍地,警察如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个个虎视眈眈,好像游客中有无数个本.拉登或人体炸弹似的。老夫这把年纪了,就因为手上提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的几篇诗词,文章,几张名片,一个小照相机。总重量最多一斤,包呈扁平形,并非胀鼓鼓,一眼就可从外观上断定里面不可能有定时炸弹,或杨佳先生的快刀。然而却引起了一位“人民”警察的“革命警惕”,他走过来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检查我这个小提包。我很客气地请他出示搜查证。却遭到他蛮横地拒绝。声称“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奉命行事,不需要出示什么搜查证”。而且未经我同意便粗暴地打开了我的提包。因此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是可以不依法随意搜查人的!

我回来把这事向朋友们—讲,朋友便劝我:“你还想去见刘晓波呢,谨防人未见着先上了警车。此人和余杰是当局视为最危险的两个人,不抓他们是做样子给外国人看,表示中国还有人权”。我也觉得朋友的话不无道理,必须采取点“策略”,否则又会惹得我们的“人民”警察不高兴。于是我去找到了我的另—位朋友,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Z君。通过Z君的帮忙几经周折才于08年10月20日傍晚,与Z君先乘地铁到公主坟,出站后再“打的”去一家餐厅,约好晓波在那里见面。一路上Z君告诉我“近来晓波特忙,今天好不容易才抽出点时间,咱们尽量长话短说,他真的很忙”。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大的事,只不过就是敬仰他,想见他一面。而且也是家乡几位右派老人托我问候致意而已”。

当我们来到餐厅时,看见有个高大的人拿着手机正在门口张望,我在网络上看见过他的照片,一高兴止不住对Z君大声说“嗨!那不是刘晓波呀”?Z君连忙制止我说“你嚷什么”?我才一下醒悟过来,这“敏感词”怎么能大声喊呢?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晓波文笔的漂亮那是没得说的,但他谈吐并不十分流利甚至还有点口吃。不过他的质朴、谦逊和待人的真诚,一接触到他,就可深深地感染着你。当我向他转达成都“右派”老人对他的问候并递上朱国干先生的问候信时,Z君在旁打趣着说“哎呀,你看成都右派老人都把你当成包公了”。晓波说“我—无权,二无势,一介穷书生,只有笔一枝,什么‘公’也不是”。我说“我们中国绍兴的毛笔有‘金不换’之称,晓波君的这枝笔就是除了真理与正义,万金也换不了的”。他听了连忙说“晚生何德何能,不敢当,不敢当”!

这时我们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既不像餐馆工作员,也不像顾客,就在我们附近转来转去。他既不招呼服务员,服务员也不搭理他。中国的一些事,人人都心里明白,就是不能去说破。何况我们就是聚一聚,道一声仰慕与问候,真是无事不可对人言,你想听,就听好了。不过我当天也感觉得到,晓波好像心事重重,所以餐聚也只有个把小时就结束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肯定是在为《零八宪章》最后定稿操着心,但他对此一个字也未提及,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黑夜中时,我心里既在为他的平安祝福,同时也在心里十分肯定地认为,这个人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我此时的心情,就像一位北师大的学生说的那样:“我为刘晓波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位学生这样讲,是因为刘晓波是他的校友,而我这样讲,是因为刘晓波与我既可算是朋友,也是指引我走上大声为中国民主转型而发声之路的老师和领路人!

《公民议报》(11/11/2017 8:31:30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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