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9 明镜网
文革中的性暴力
在人类历史上，残酷的战乱和屠杀常常使社会秩序严重失控，而身置其中的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常常受到完全违背自己意志的精神和肉体的多重蹂躏。在中国，大规模的性暴力现象，一般发生在改朝换代或异族入侵的极度的内乱外患中。但据广西文革的机密档案披露：在1967至1968年的大屠杀和政治剿匪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不仅在各区、县、市的大事记被频频提及，在整套档案里，完整的强奸、轮奸、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尸、毁尸的记载便有225个案例之多，女性受害者的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
在当时的中国，这还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恶。其一，在我们迄今所知道的其他省市文革两派冲突的史料中，还没有一个省市有如广西那样杀父奸女、杀夫奸妻或为奸人妻（女）而杀人的现象氾滥成灾的现象。其二，它如此大范围出现还直接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性禁忌。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中国，在性关系上基本上是一个上层纵欲和下层禁欲成反比的极权社会。尽管中共的高级干部乃至最高领袖犬马声色和腐化堕落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但这些都是遭到严密封锁的国家机密。而在底层社会，不要说夺妻霸女，就是男女间正常的恋爱关系都可能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遭牢狱之灾甚至掉了脑袋。最后，尽管对四类分子和“四二二”群众的屠杀来自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领导直接和间接的指使，但他们却没有下达过淫人妻女的指令。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大屠杀中的非组织的特殊暴力行为，是广西大屠杀自然衍生出来的极度恶的伴生物。
只要稍稍浏览一下这些案例，便会令人震惊地发现：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
戕害的多重性有两重含义：1）对施害者来说，他们不仅劫色，还劫财甚至害命。一般说来，这种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古代野蛮民族在入侵中国时的暴行，在杀戮了男性被征服者以后，便占据他们的妻女作为战利品。2）而对被害的女性来说，她们要承受的不仅是可以治癒的身体的被占有，更有永远无法消弭的精神创伤。
文革中惨遭轮奸的张志新。
在上世纪80年代广西的整个“处遗”工作中，因为中共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广西文革惨绝人寰的丑闻和罪行，对施害者的审判和处理基本上是“宽大无边”的。在数万名和杀人有关的罪犯里，只正式枪决了10人。但就是在这仅有的10名死刑犯里，有三名是因强奸杀人罪被起诉的。他们是：1，李超文，原广西容县六美乡（大队）民兵营长；2，徐善富，贵县大岑公社柳江大队民兵营长；3，王德堂，原广西凌云县武装政委，现役军人，后任凌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李超文和徐善富来讲，共同点是在陷害和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时，强奸被害者的遗属数十人。而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告发，他们都还进一步策划杀人灭口甚至灭门绝户。有时，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放水”（交给群众暴力批斗）为威胁，在女性受害者的极度惊恐之际达到肆意奸淫的目的。以李超文案为例，他先是诬陷归国华侨周恒志“藏有炸药”，将其打成重伤。又在持枪周恒志回家时，以搜查为名，强奸了周的年仅16岁的妹妹周惠炎。为了防止周恒志和家人告发，他又策划杀害了周和其父亲周德两人。接着，周恒志的母亲也被迫自杀，其妻也被迫至神经失常。这样李超文就达到了霸占周惠炎的目的。与上述两案相比，王德堂案则更具有在权力斗争胜利后占有失败者的妻女的色彩。在所谓的“一月夺权”中，王德堂以武装部政委的名义动用军队和武装民兵夺了原县委书记赵永禧的权。但因为赵其实刚到凌云县才工作了一年，又为烈士之后，民间要结合他取代王德堂的呼声极高。这样，赵永禧和支持他的干部群众便成了王德堂的头号政敌。为了保持自己的夺权成果，王非但策划谋杀了赵永禧，还残酷迫害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群众。在战胜政敌的过程中，如他的死刑判决书所述，他“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取威胁等手段，先后多次强奸被害家属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其中被杀害者之妻四人，被批斗者之妻二人，凌中女生二人（‘四二二’派），病人家属一人，还调戏猥亵妇女五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死刑犯在犯罪的当时都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虽然他们并不是得到上级的指令实施的性暴力，但性暴力是有组织的大屠杀的伴生物，而他们的身分又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国家机器施暴的无法分割的责任。
号称孔雀公主的孟爽在文革中也逃不过被轮奸的命运。
（《广西文革绝密档案中的大屠杀和性暴力》连载6，《内幕》第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