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转型障碍有三：一是利益集团障碍，即上上下下成群结队的大小老虎；二是反儒群体障碍。它们或信奉马列主义，或信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反对和否定中华文化。有的是公开反对，有的是表面尊实际反对，抽象肯定实质否定。
中国大转型障碍最大最根本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障碍，即至今仍然窃据宪位的马学毛思。
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通过民粹实现和维系极权，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共性。马学毛思将两者结合得特别紧密而圆满，其理论比纳粹更加圆满，所以其实践比纳粹更加成功而持久。
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等等，都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相反相成，然有表里、本末、手段与目的之别，民粹是手段，极权是目的。世人对极权之恶容易明了，对民粹之恶则缺乏认知，很容易认恶为善，因为民粹具有似是而非的“道义性”和“人民性”。
现代极权主义最擅于以人民之名义洗劫、压榨、奴役、迫害人民，极权暴政的罪恶，常常假人民之名义以行。所以，现代极权主义最富有煽动性，最方便愚弄、恶化、利用人民，绑架道义和民意，既是造反作乱的利器，又是维系极权暴政的佳具。
一些人为现代极权主义和独裁暴君的罪恶辩护，理由之一是好心办坏事。因为是好心，所以应该被原谅。好心可能办坏事，但不会常常办坏事，总是办坏事，更不至于犯下滔天大罪。和平年代内斗不断，朝野各界自相残杀，按比例杀人，让无数人斗死饿死，反孔灭儒掘圣贤墓……任何一事都是滔天大罪！
极权暴君被认为“好心”，是“为了人民”，其来有自。因为它的暴政暴行，无不打着人民的旗号进行，也确实得到大量暴民的支持。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文革，哪一次运动都是有民意基础的，都煽动裹挟了大量的民众。当然，还有大量知识分子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我早就指出，百年来中国最愚昧的群体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的启蒙派。它们或反孔反儒，或崇马崇毛，倡导民粹，逢民之恶，或杂烩各种歪理邪说于一身。以盲导盲，举国俱盲矣。
知识分子崇毛，最是不可救药，是对良知最严重的背叛。崇毛者丧失了五心：一丧失了疾恶之心，二丧失了是非之心，三丧失了羞耻之心，四丧失了恻隐之心，对死于毛氏的无数冤魂无动于衷，五丧失了责任心，自弃文化责任。崇毛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愚人，愚极而恶；一种是恶人，恶极而愚。
极权与民粹，在毛氏身上结合得空前圆满，堪称马克思主义的巅峰。
注意，极权和民粹相反相成，是因为两者貌似相反，本质上有一致性，极权是暴君暴政之恶，民粹是愚民暴民之恶，都是恶性的。两者结合，就是恶与恶相乘，恶被无限放大。
但相反是否相成，不可一概而论。如孔子与毛氏，一大善一大恶，一文明一野蛮，一光明一黑暗，一圣人一盗贼，截然对立，互为天敌，道德和价值上绝对相反，并不相成。如果说相成，那是作为事实，有大恶必有大善随之而来，有黑暗必有光明相依而起，盗贼不死，圣人不止。
饱受诬蔑打压的圣人开始回归，其标志是儒经儒学开始回归。圣人的回归意味着盗贼的衰微。前不久的韶山祭孔就很有标志性和象征性意义。
韶山祭孔是儒家的光荣，却是毛派的耻辱。虽然孔毛并立，其实胜负已分。毛氏仍据宪位，政治上名正言顺，但社会影响已趋衰微，毛派已经不成气候，并以被称为毛左、毛粉为耻。彼消此长，儒家名义地位上虽不如毛氏，但实际影响力却加速度增长，朝野人心开始向儒，各界开始以附庸儒家为荣。
我很多年前就在海外发文指出，毛家没有未来，毛氏会成为暴君巨恶的代名词，毛派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历史上所有反孔反儒的学派宗派和政权都非常短命，包括杨墨、秦法家和暴秦、拜上帝教等。唯道家例外，原因有三：一得乎坤，二出世法，三道家非儒反儒无恶意。
儒家代表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杂时代终将迈向儒时代，中国终将走上仁本主义道路，即王道。不过，去毛弃马和归儒、实施王道礼制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人心变化、人性提升有一个过程。船大调头难，大转型不能操之过急。所以，我认为习思想比较适合这个时代，尊重现实而略微超前。与时偕宜，此之谓也。
纯正的儒家思想一时倒不适合，因为一时难以让各界接受，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儒学启蒙和王道启蒙。这有赖于体制内外、国内外仁人义士共同努力。努力的程度与民心民意向儒的程度成正比，从根本上决定着去毛尊孔、弃马归儒这个过程的长短。
注意，在对待马学毛思问题上，政治家与文化人有所不同。政治家可以妥协与折衷，文化人不能。政治家妥协与折衷，是政治智慧，是尊重现实，是为国负重，为民负责；文化人妥协与折衷，是善恶不分，不负责任，是苟同，是乡愿。东海对习先生有所认同，但自己坚决反毛，原因在此。
2017-11-16余东海
北京之春
2017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