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仰望神圣的赎罪 ———走上祭坛的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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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让晓波痛心不已的是他关押中居然“认罪悔过”,为之他始终不能原谅自己。

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晓波用了大量篇幅对之做了自我剖析和批判,很是严苛。他写到:“我不但承担了刑事责任,而且主动承认自己犯了刑事罪,自愿地写了《悔罪书》在监视居住证、拘留证、逮捕证上签了字。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悔罪不是违心,而是真诚地说谎,为自我保存而向谎言、骗局和暴力低头。不论我的内心怎么想,行为本身最真实。我的悔罪行为就是对真实、对真理、对自我良心、对‘六.四’死难者的亵渎、甚至强奸。在自我保存和坚守真实之间,我选择了前者,抛弃了后者。”

如果按照西方现代的道德与价值观念,这算不得什么事情。在专横残酷的政权逼迫下,当事人违心“认罪悔过”是正当的,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方式。美国军人在战场被敌方俘虏,即使在电视中向全世界“认罪”,其被释放回国后,仍被视为英雄。但是,晓波为什么如此严厉地拷问自己?

因为有那么多年青的生命死于那个夜晚,那么多的无辜鲜血。他的自责是面对千百死难者的,那是在他身边发生的,因此他感到向屠杀者“认罪”是对死难者和鲜血的背叛、亵渎。真理、死难、良心,面对这三者,他无法原谅自己。

他记述“我几次想去天安门而又不敢去,有两次走到西单附近又回头。我不敢一个人面对纪念碑,不敢再现记忆中的伤痕,多少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往事令我心痛欲裂,常常强忍住欲流的泪水。……。车到天安门广场,正巧我偶尔向车窗外张望,突然看见了纪念碑。一种巨大的压力排山倒海般地涌向我,好像正面临灭顶之灾,全身不住地颤抖,胸口一阵阵绞痛。我想低头,但不能,目光像被钉在了纪念碑上,它的巨大吸引力似乎能把我整个人吸出车窗。泪水慢慢浸出。突然,我嚎陶大哭,全身不住地颤抖……。”

“等我稍稍平静之后,感到恶心,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厌恶。同是参加’六.四’,而我却没流血,被捕后关在秦城监狱,条件远比大多数因’六.四’而坐牢的人好。现在,我还活着,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还获得了自由,得到朋友们和陌生人的关心、爱护。而那些死者和狱中人呢?他们的亲人、朋友呢?那个只身张开双臂拦坦克的小伙子呢?你们的血是否白流了?你们的勇敢、良知和献身精神是否在被戏弄?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润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直到进入坟墓,因为我居然可以用出卖良知来换取自由——悔罪。”

晓波的这些文字是真诚的,发自心底,痛苦之极,渗着血丝。青年晓波反传统、反道德——“五四”传统,但实际他是理想主义的,是出于更高的理想而反传统(《独白》原标题,作者曾想用“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独白”)。在理想中,他有更高更严苛的道德期待。他在反省中引用了他过去的文字“正视和理解人的弱点与迁就和原谅人的弱点是两码事。正视不等于迁就,理解也不同于原谅。恰恰相反,正因为不能迁就人的弱点才必须正视,正因为无法原谅人的丑恶才必须理解它。如果从迁就和原谅出发,就不会有正视和理解。必须理解人为什么作恶,同时决不原谅人的作恶。即使在强调爱一切人、包括爱敌人的基督教中,也有炼狱的烈火焚烧人的罪恶,有地狱的惩罚等待着邪恶的人。上帝就是为了惩罚人的罪恶而存在的。”

这已经是绝对道德了,是上帝的道德法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狂人晓波的另一面,他内心深处的道德理想。很难设想,他一方面反传统,声言需要“将钱与肉强调到极端”;另一反面在内心深处却又有着绝对的道德理想。我们只有看到他内心深处的道德要求,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危难之际,忘我而救助学生?为什么拒绝躲进大使馆?为什么会对自己和“八九”运动有那么严苛的批评?为什么他要持守中国?为什么他最终以身殉道?他的人生神圣价值与其内心的绝对道德理想是一致的,这是他生命中内在动力,将他一步步推上道义的祭坛。

可惜,晓波生于中国当代文明废墟中,因而有他青年时期那一墓扭曲、狂妄,否则那将是另一个刘晓波。但是废墟未能将他掩埋,他在这片废墟上,最终找到文明的始点——祭奠,在血泊中升起神圣意义。这是上天给予他的使命。

晓波逝世后,徐文立对媒体披露:“刘晓波曾向他透露:那次在央视台做违心见证,是因为当局强迫他父亲游说他就范,他痛苦地对地忆述‘平日我可以和父亲论辩至反目,可是当父亲在那种地方双膝向我跪下时,我他妈的彻底崩溃了!” “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这一幕,今天就想对你说,可是还是不能他妈的原谅我自己!特别面对‘天安门母亲们’时!没有借口,只有惭愧,骂自己不是东西!”

在《独白》中,晓波亦对个人生活做了反省:“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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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6日,刘晓波遭逮捕,关押秦城监狱,1991年1月释放;1993年1月应邀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谢绝了朋友们“避难”的建议,于同年5月返回中国;1995年5月,因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被北京公安局以“监视居住”名义关押在北京郊区,1996年1月释放;1996年10月,因与王希哲发布《双十宣言》被判处劳教三年,1999年10月释放。2008年12月因参与《零八宪章》被逮捕,被判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病逝于监禁中。

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八年中,晓波宁可坐牢,而拒绝离开中国。从政治上说,他是为了持守自由、民主的信念,抵抗中共极权统治,推动中国体制的变革。这是晓波对中国的政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他在《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十三周年祭》中写道“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季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流亡,并通过各种努力发出强有力的反抗之声。在她的高贵而无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联盟也一直坚持反抗。可以说,缅甸的民间反对派几乎是用填满军政府监狱的无畏精神坚持反抗的。正是这种无畏的坚韧,为反对派本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义资源和组织资源,1991年,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一个剥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无法承受由此而来沉重的道义压力的。2002年5月6日,昂山素季和她所领导的反对派终于迎来社会和解的曙光。”“而在中国,尽管大屠杀把许多体制内的开明派变成了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尽管民间反对派向中共政权的零星挑战一直没有中断,但是,由于缺少类似昂山素季这样的象征性领袖人物,也没有类似民主联盟这样成型的民间反对派组织,加之八九运动的风云人物大面积流亡,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缺少道义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谈不上组织化和对民众的动员力,只能处在分散而孤立的状态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

由此,我们即清楚地看到晓波为什么持守中国,坚持民间的抵抗。正是由于人们纷纷退却,大部分异议领袖流亡海外,道义资源流失,他决心以萨哈罗夫、昂山素季、米奇尼克、哈维尔为榜样,和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承担起中国的道义责任。

晓波的这份担当,直接源于“六四”血难。他经历了这场惨案,见证了屠杀者的枪弹和大批生命的死亡。而且他认为由于在“八九”运动中他的某些演讲,特别是发起“四君子绝食”,助长了学生们的激进情绪,因此他对这场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在《独白》中记述,“我觉得自己所获得的自由是建立在别人受难之上的。我的获释就是对死难者和狱中人的背叛。……同是深深地卷入‘八九’抗议运动,却没有与他们共同承担恶果——牢狱之苦。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犯罪……?”那么多人惨死,那么多人仍被关在监狱,他要对得起他们,承担其后的责任和使命,弥补自己的过失,以此慰籍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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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生命,晓波持守中国尚有两个隐由:一是耻感;一是“赎罪”。

对于晓波,在监狱中的“悔罪”乃是他的莫大耻辱,他无法将之抹去。中国古语,知耻而勇。耻是中国人深层伦理意识。抗日战争中,张自忠将军如此英勇,战功卓越,最终以身殉国;原因之一就是“七七事变后”,平津地区陷落,他受命留守,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被舆论视为“汉奸”。此后,张将军誓以勇以死雪之。

晓波在《独白》中记述:“悔罪已是既成事实,无可挽回,印在自己身上的这一污点将伴随我的终生。”他痛骂自己:“人们,睁大双眼看看吧,这就是那个在人们心目中被誉为‘黑马’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白色恐怖下,在广场学运日渐萧条之时毅然发起绝食的所谓勇者;这就是所谓的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所谓中国知识界的良心……。软弱、卑鄙、无耻而止于此,也该是中国的一大奇观。而恰恰正是此人,曾经多么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症。善良的人们,长眠于地下的亡灵,你们没有感到被愚弄吗?没有感到吃惊和失望吗?”(《独白》)

这种耻辱,对于晓波刻骨铭心。他在《独白》中引述了一段白杰明的话“中国的精英们都想当殉难的基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被钉了一会儿就要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或叫有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晓波斥责自己“不想付任何代价,却什么都想要,贪婪得好像这个世界只为我一个人所准备的。这就叫民主思想?就叫英雄?见鬼去吧!行文至此,我真的有点对自己丧失信心了。内心的堕落无可挽回。”

晓波的耻辱感不仅是对自己的“认罪”,也还包括他对“大英雄”奢望,对声誉、公共形象的斤斤计较,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就是白杰明所说的那个“走下十字架的基督”。面对死难者的鲜血和牢狱中的同仁,他为之无比羞愧。

这些羞愧、耻辱铭刻于晓波内心,但这是他自己造就的。不在于别人怎样看待他;而是他自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他需要以后半生给出回应,即自觉承担“六四”之后的责任,为之殉道,以此赎回在前的耻辱。1999年,他在给廖亦武的一封信中写道“恥辱地活著,為了無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夠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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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波写《独白》,大致是受到圣、奥古斯丁的影响。晓波曾说“八十年代,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一,读了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冲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刘晓波《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他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致圣.奥古斯丁》,其中写道“为什么你放弃纵欲的沉醉后/ 选择的是圣徒而不是赌徒”,“不知道忏悔时是否真的颤栗/ 赎罪的路是否真那么漫长/ 人会在神的戏剧中/ 表演奉献的悲壮”。应该说吗这也是晓波反省、忏悔之后的生命再选择。

晓波生命中有很强的宗教感,可惜中国当代没有了宗教背景,否则他或许会投身于宗教。他在《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中记述:“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 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晓波的宗教情感与襟怀。

客观地看,《独白》中他对自己的批判过于严厉了,超乎世俗的限界,应该说其已是宗教性的了。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如此严厉地披露批判自己,是很大的自我“伤害”——他的朋友说他是“自虐”。由人性来说,人有罪感,宗教感越强的人,罪感也就越强烈。在宗教中,解脱罪感是神的重要功能,因此基督教中有忏悔的仪式。人只要忏悔,上帝即赦免。基督代人赎罪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晓波最终未信仰基督教,而是人文主义者。他的生命深处有宗教感,却没有宗教信仰;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却没有上帝来赦免。因此,他的良心无法从罪中得到解脱,而要终生背负自己的罪责,靠自己来赎罪。

在《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晓波的内心挣扎与苦痛。他认为自己有“罪”;却不能从“罪”中解脱。“六四”之后,他常常处于“罪”的痛苦中。他在《独白》中记述“我又隐约地感到不安,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总觉得死于戒严部队枪口下的人与我发起的绝食有关。一种挥之不去的推论总是跟着我,直到我被抓进秦城监狱,直到我获得自由,直到我走进坟墓:‘如果我不发起绝食,就不会有新的运动高潮;如果没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许会等待着学运的自我瓦解,不会进行强硬的清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清场,北京市民就不会与军队发生正面的暴力冲突;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暴力屠杀。’……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晓波为什么拒绝离开中国?为什么坚持异议抗争?为什么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为什么坚持非暴力?原因之一,他是以此为自己赎罪。他要和“天安门母亲”们一起看守死难的亡灵,维护死者的荣誉;持守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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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波企望神圣的价值与绝对的道德,他标出的最好的典范即基督。晓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世俗红尘间望到了基督于文明的神圣意义。基督教的终极价值就是为了持守信仰,而不惜献出生命,整部基督教的历史奠立于殉道精神,基督走上十字架就是最高的象征。这是基督教的根基。

我们反复提到,自1949年后中国文明被摧毁为一片废墟。在这篇废墟上,我们如何重建文明?从哪里开始?哪是基点?晓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以个人的生命痛楚经历、体验以及深入反省,在中国当代这片文明的废墟上,确立了两个基点,一个是“六四”血泊,一个是以基督为样板的神圣意义和绝对道德;前者是立足,后者是指向;在这两者之间,确立起当下中国的道义精神,由此抵制极权统治,推动中国走向文明,完成宪政转型。

他说“今天乃至将来,‘六四’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道义激励,那个血腥而悲壮的黎明,作为中华民族记忆中必须解开的悲剧之结,毕竟为我们这个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严、活得高贵的机会,也为民间反对派提供了摆脱贫困的丰厚道义资源。如果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能够肩负起对亡灵和社会进步的负责,那么八九运动的失败就是悲壮,悲壮将成为滋养民间反对派的最好资源。”“在一个全面专制的社会里,无形的道义资源是我们对抗占据所有有形资源的独裁政权的唯一支撑。最血腥的时刻也是道义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时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时刻,我们的道义象征人物能够不畏强暴地屹立着,那么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杀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暂时的失败。””在中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做到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识上的渊博,而是道义上的勇气!”(刘晓波《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十三周年祭》)

他在《天安门母亲的启示——“六四”十九周年祭》中赞扬天安门母亲“‘六四’已经十九年了,经常必须面对恐怖政治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从未放弃过抗争,也从未软化过立场。无论独裁者们多么冷血,也无论大众多么麻木,她们执着地替坟墓中亡灵们伸冤,用母爱化解仇恨,用勇气抗拒野蛮,用耐心较量漫长的等待,用不辞辛苦的寻访拒绝强制性遗忘,用一个个案例解开大屠杀的真相、戳穿谎言化的生存。”“从天安门母亲们坚持十九年的努力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不畏强权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坚韧,更是苦难所磨砺出的超越自身苦难、克服自家丧子仇恨的公益心──由母爱、宽容、理性、耐心、坚韧熔铸成的责任伦理。”

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晓波也正是和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坚毅抗争,将苦难升华为道义。2010年,晓波在关押中告诉律师“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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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前,晓波在给廖亦武的信中说“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像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 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 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晓波于中国更深的痛苦,不仅在极权,而在文明摧毁后,中国的“人”坏了,它的精神死了,道义死了,良心死了。因此,必须有道义巨人殉难,以生命重燃道义之光,唤醒中国民族的灵魂,提升国人的精神品质。在中国民族道义死亡的黑暗中,挺身做道义的“巨人”、殉难者,这是他给自己的最终定位和选择。“为了每个人的自由,而牺牲个人自由”。晓波履行了他的诺言,最终以生命殉道义。

在数十年中国异议运动中,有不少品行高尚的人,有的近乎是圣徒,比如杨天水、陈西、唐荆陵……。作为个人,晓波身上有不少弱点,但是他有严格的反省精神,和很高道德要求。“二十年来,晓波通过更坚定的抗争,更从容的面对苦难,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坐牢,为自己赢回了尊严,从而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的层次。”(胡平《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

晓波并不完美,但是他向着神圣意义不断努力。如胡平先生所说“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那些终生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2017年11月 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November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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