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
2017-11-19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一道鸿沟阻隔在“中学”和“西学“之间，其本质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并非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而是“天朝上国”对“狄夷”的蔑视情结。如果是前者的话，那无论分歧有多深，都可以靠交流和取舍实现调和。中国文人们以自己为整个天下，自秦汉以降从未经历过激烈的思想冲突磨练，一贯以输出者自居。莫说是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即便是以少量的外来文化补充自己，对大多数知识精英来说也是一桩不可接受的羞辱。
纵观整个“西学东渐”的历史，至少在晚清，是一个谋求中西结合并且不断遭受打击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守旧情结的阻挠，又受对西学解程度的贫乏所限。它的进展非常缓慢，并且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内涵。这种政治内涵的狭隘、扭曲是非、断章取义和不分青红皂白，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只能统一到一种价值体系之下。以独大、自负为贵，而以谦逊、包容为贱。
郭嵩焘系曾国藩故友，青年时就读于著名的岳麓书院，这里是当时“经世致用”派的大本营，这一儒家学派反对空泛地说教，讲求实用，是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摇篮。郭几次试进士不第，只好在浙江谋了份幕僚差使。正赶上鸦片战争，目睹了不堪一击的海防之后，他哭天抢地，为“岛夷”凌辱天朝上国而终日忿忿然。他早年对洋人的态度一直充满了鄙夷与愤怒，但有个问题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堂堂天朝上国，为何被这些长得奇形怪状，徒具人形不带人气的蛮夷们打得屁滚尿流？
1839年的战争并不能让中国学界觉醒，他们坚信狄夷猖獗只是一时兴起，他们终将服膺于华夏的煌煌敦化。经历六次应考之后，郭嵩焘终于中了进士。不久，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让大清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英法联军同时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财政危机重重。皇帝派郭嵩焘去山东、河北沿海调查偷税事宜。地方官们一听朝廷要派人来查账，纷纷忙着准备打点，没想到郭嵩焘“一不住公馆，二不赴宴，三不收礼”。所到之处，除了查账就是查账。这一查不得了，他发现从县令到最微末的小吏，个个都在中饱私囊，税外勒索是税收本身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是朝廷征取的五倍！
震惊之余，他也明白了变乱的原因。但这原因的形成，以及更进一步地如何解决？一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1860年前后，中国才陆续出现觉醒的意识，这时期一些读书人亲临内外战争前线，深入民间。现实给他们带来了从圣贤书上无法获取的震撼性冲击，同时也带给他们从圣贤书上无法找到答案的愁苦。
他为人不通“圆润”之道，在官场上处处与人不合，在那点意思方面非常之不够意思。既得罪上司，又得罪属下。对待洋人的态度上，他既主张中外合作，同时又坚决反对李鸿章一党把洋人的强盛归结为“坚船利炮”的浅薄认知，认为追求“坚船利炮”只是毫无前途可言的末节。要寻求富强的根本，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洋人的政治、经济制度。可是当时全中国又没几个人对此道说得出个所以然，因此他也很难自圆其说。守旧派和洋务派都很讨厌他，又都断章取义引用他的观点来打击对方。没几年功夫，他便被发回老家，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本以为将终老此生。到了1875年，朝廷决定派一个人率使团入驻欧洲，朝中没人愿意接这苦活，出使“远番”被认为是和充军发配差不多的性质。总理衙门想起郭嵩焘这个讨厌鬼来，先把他蒙回京师，说是要请他出山办洋务，实则早心怀鬼胎。
此事说来，要追溯到一年前，一支英国探险队从印度出发，准备穿过缅甸进入云南。便是有“南方丝绸陆上之路”美誉，闻名遐迩的“茶马古道”。为中、缅、印之间开辟一条陆上商道，用铁路把中国西南地区直接和印度洋连接起来。英国使馆翻译官马嘉礼——乾隆年间被拒绝的英国使臣马噶尔尼的后代，这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是中国通——奉命到边境迎接探险队。马嘉礼带着中国政府给探险队签发的护照，在中缅边境与探险队汇合后，探险队与边民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有很多版本，有说探险队遇上强盗袭击；有说边民想阻止他们入境，而探险队持有清政府发的护照，双方争执引发暴乱；还有说是因为语言不通，马嘉礼带的中国译员也听不懂当地方言，闹出误会演化成暴力冲突。各种说法皆难以完全取信，总之双方动起武来，探险队开枪打死了人。于是马嘉礼让探险队暂时退回缅甸，自己带四名中国随员找腾越州（笔者故乡）官府商议下一步如何料理。参将李国珍命沿路设卡堵截外国人，马嘉礼一行五人在半路就被杀了，首级挂在城墙上示众。
这一事件已非普通的民间冲突，因为有中国政府卷入其中。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派员到英国道歉。天朝上国去万里之外的夷方谢罪赔礼，真是丢人丢到家了。那么，派哪个倒霉蛋去出这趟苦差呢？总理衙门把郭嵩焘诓出来，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到八月份，才到总理衙门报到不久的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吉利国驻节大臣”（后兼任驻法公使），授四品顶戴。有人偷着捂嘴幸灾乐祸：“这老东西也有今天！”也少数人为他伤心不平：“郭筠仙这样清廉正直之士，居然落得如此下场。”要知道林则徐才被充到伊犁，郭嵩焘被充到遥远的海外，恐怕还没到英国就在海上咽气了。古来被贬官发配的，死在半路多如牛毛，死在流放地的更是数不胜数。
1876年11月，中英双方关于马嘉礼事件终于料理完毕，59岁的郭嵩焘率一支三十余人的使团，从上海登船驶往伦敦，去向英国人道歉谢罪。有人作了副对子嘲笑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本人却兴高采烈，一直想不明白西洋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终于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了！才刚一出海，遇上一艘外籍军舰，两船相互打一些奇怪的旗语，然后对方做出一系列古怪动作后，船员列队奏乐。船长向他解释：我们用旗语告诉他们，有公使先生在船上。他们便用旗语向公使先生致敬，然后请公使先生先行。郭嵩焘大乐：“朝廷里那帮人都说我要去‘事夷鬼’，这分明是礼仪之邦呀。”离开中国，每逢靠岸，他便抓紧时间上岸考察，主要目标是学堂、监狱、军事据点，然后记下每一天都行程，可谓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路上还有不少返回故乡的欧洲人搭船，有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探险家。他感叹：洋人的富家子弟都喜欢干环游世界一类的事，比谁更能吃苦耐劳，更有眼界和思想。和洋人在一起混迹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发感叹：士大夫们吹嘘的“古风”，都在洋人们这里呢。
这位在官场上固执到油盐不进的老者，实际上是位非常温厚风趣的人。航行进入印度洋后，频频遇上台风，好些中国团员晕船卧床，一片惨状。船长告诉他，西方各国都设有气象台，在一地发现台风，就用电报告知各国，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船长随口说了一句：“我航海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今年这么多的台风。”话一出口，很多中国随员面露愠色，以为船长话中有话。船长也觉得失言，尴尬不知所措。郭嵩焘故作正经道：“是老朽失德，拖累大家跟着遭罪。”船长称谢，随员皆释然，气氛重归和睦。
真正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象，是在到达伦敦后。只要没有公事，他就四处参观考察，旁听英国的议会、法庭、参观政府机关、深入普通英国人中与他们接触，悉心地考察每一个角落。他每天都详细地写日记，把所见所闻寄回国内。在他笔下，英国被描述成比中国传说中上古贤明世道还要美妙的世界。国人彬彬有礼相让；政府官员从不在百姓面前耍威风，更无税外盘剥；商人之间诚信经营，有约必践；法庭公正而仁慈；虽然税收得比中国重，但税收都被返还到军备和社会公益事业上，一丁点假公济私的现象，就会遭来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在伦敦期间，他与水事学堂的留学生严复结为忘年莫逆，最大的憾事就是自己年迈，不通外语。严复同样对西洋文明充满无限好奇与疑惑，不知其究竟，二人几乎每晚都在交流对西方文明理解。二人广泛交流了关于对西方的贸易、司法、行政、宗教、文化、科技、工业等各方面理解之后，郭嵩焘得出结论：民主！
“西人立国，本在政教，末在商贾。”他对比了欧洲各国之后，认为英国是欧洲最文明富强的国家，也是欧洲国民最和睦礼让的国家，一切根源在于其民主。他如饥似渴地考察英国的议会、市政选举制度，称：英国的议员和市长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因此国会的议论都在“维持国是之议”；而市长的行政则必须“顺应民意”。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朝廷无非权臣贵胄们争权夺势之所；地方上官僚都在欺压百姓、作威作福。民主让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因而“国运长久”。而中国人盼望的“明君贤相”，根本就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并断称：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差距，就象狄夷之于三代；中国人在英国人面前，只不过处在半开化状态而已。
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给总理衙门的正式公文，悉数为真知灼见。比如在华侨汇集的地区建立领事馆保护侨民；铁路一类的现代工程，“西人为其难，中人收其利”，何乐而不为？在最敏感的鸦片问题上他也语出惊人，详细介绍了英国的禁烟制度，一反过去把鸦片当成外夷带来的毒物之说，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中国的士大夫们自己沉迷于鸦片烟，才会使鸦片贸易有市场。只有断绝吸食鸦片的消费市场，合法的鸦片交易才会自然而然流入到医药领域。禁烟的关键不在于禁止输入，而在禁止不文明消费。
他满腔热忱将所见所闻传回国内，盼望着国内的人们回应以热情。但遭来的却是漫天的攻讦咒骂：郭嵩焘居然颠倒黑白，以狄夷为圣贤，以中华为狄夷，说天朝“猥曰东方一国为中国，余皆狄夷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有人告他“有二心于英国”。几乎没有人替他说话，就算少数几个同情他的人也不敢触霉头。驻德国的使团副使刘锡鸿，向朝廷上奏，罗列他三大罪状：
第一，穿洋人衣服参观甲敦炮台；第二，见巴西国王（实际上是葡萄牙王子）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致敬？第三条更加荒谬，告他听音乐会的时候学着洋人的样子取阅音乐单。
刘锡鸿还上密奏，罗列他十款罪名，都是些无可挑剔的外交礼仪。并称自己容不下这个“京师之内被指名汉奸者”。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被迫请辞离开英国。各国媒体和外事部门对他依依不舍，评价他持礼守节，不卑不亢，无愧于“东方最有风度的人”之称。
回国后，他不愿再在朝廷露面，直接请病乞归，回湘阴（今天属岳阳）老家。在快到故乡时，长沙、善化两县有人把骂他“勾通洋人”的横幅挂在大街上，禁止他入境。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想要传播自己的见闻和思想，他的日记《使西纪程》出版之后，才印了聊聊数册便遭慈禧太后下旨毁版。几乎发不出声音来的郭嵩焘仍疾呼：“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但他的声音致死没有传出去。1891年，73岁的郭嵩焘在凄凉中病逝，著作未能出版。
不过，“流传百代千年后，定有人间识此人。”郭嵩焘虽已千古，而他的思想，则将使国祚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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