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香港民主运动回顾与前瞻
香港民主运动（网络图片）
香港民主运动回顾、总结、反思和前瞻这样的文章，本应由香港民运领袖或学术精英来写，可惜至今未见有鸿篇刊出。当此严峻形势，笔者唯有班门弄斧一番，提纲挈领地写几点个人意见，但求抛砖引玉，以供参考。
（一）民主派取得四次成果：
第一次：2003年，中共开始试图推进夺取“香港全面管治权”政策的第一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强硬推行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引发“民间人权阵线”于7 月1 日发起声势浩大的黑衣大游行，主办团体估计有五十万人参与，而据司徒华先生在回忆录中记载，特区政府将所有用直升机拍得的鸟瞰录像重新点算，得出数字是六十七万五千人，是继“八九民运”百万人游行后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回归后的首次。游行规模超出原先各界预料。
之后，特首董建华提出修订条文，并坚持提交立法会二读草案。自由党不接纳修订，主席田北俊辞去行政会议成员职务以示反对，导至草案无法如期通过，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押后立法。7 月9 日“民间人权阵线”于立法会附近再度静坐集会，有五万人参加。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及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宣布辞职。董建华于9 月5 日宣布撤回草案，没有定下再次立法的时间表。
有一说法应该纠正，就是认为做成中共日后政策日趋强硬是因五十万人上街所致。这是倒果为因之论，事实却是中共先发制人，提出为二十三条立法，是首次挑战香港人的决心，香港人不肯就范才引发大游行。当中共早己在党内确立了落实全面管治香港的总方针时，便没有所谓强硬或温和路线之分，都是为了实现全面管治。
这是一次完全胜利的成果，影响深远。在随后的区议会选举中，中共的外围组织“民建联”惨败，议席减少三份之一，主席曾钰成引咎辞职。民主党大胜，更多民主派人士参政，产生不少新的议员。香港民主力量，公民力量空前壮大。董建华于2005年3 月辞职下台，自此至今，继任的特首无人敢胆重推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这次成果证明有压迫就要反抗，反抗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足可令专制者退缩。
第二次：2010年6月由民主党主导的《区议会功能界别改良方案》获立法会以超过近八成票数表决通过。该方案对民主派有利之处有三：1.增加五席直选议席2.五席区议会功能界别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3.废除区议员委任制。此一改革后的选举方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及完成特区政府进行本地立法后，经历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长官各两次选举而实施至今。区议会选举己经落实了真普选。
过程中，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于5月24日就政改方案与民主党核心成员何俊仁、刘慧卿及张文光会面。民主党促请中央政府先为“确立终极普选原则和过渡路线”作出立场性表述。若中央政府接纳这要求，民主党同意接受改良方案。李刚亦曾就政改方案与七名“终极普选联盟”代表冯伟华、黄碧云、蔡耀昌、李卓人、汤家骅、陈健民及叶健民会面，也就政改方案与“民协”五名成员廖成利、冯检基、谭国侨、莫嘉娴及许锦成会面。李刚与民主派会面之举，是因为“为二十三条立法”失败，必需休养生息，稍停推进夺取“全面管治权”的步伐。这一会面也是民主派第一次正式承认中联办的角式，让它首次出台参与了香港内部事务。
民主党于6 月21 日召开会员大会，近八成会员支持通过“该党立法会议员对特首选举方案及立法会选举方案投赞成票”。民主党发表“告全港市民书”宣布支持政改方案，认为争取真普选，落实取消功能组别的同时，亦不要放弃取得阶段性的，有实质进步的成果，再困在僵局中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撕裂，只会使支持民主的群众感到无力和厌倦。
但是，一批以黄毓民为首的“社民连”人士不接受结果，诬蔑民主党“枱底交易”、“出卖香港人”、“出卖民主”。在公开场合“踩场”、“狙击”和辱骂民主党领导层。当时笔者看到梁国雄向参加七一游行，身患重病的司徒华先生撒溪钱，咒骂他癌病上脑的残忍恶毒的一幕，想起意大利哲学家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罗马遭受火刑，被押上广场活活烧死的情景，被受凌辱的司徒先生也像他一样正被推上刑场受死。我悲从中来，至今未能忘记。
这次政制改革，民主派成功争取到增加民主成份的方案，是阶段性的，有实质进步的成果，是中共及民主派双方均作出妥协而得。有两点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其一：司徒华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在斗争中，能够赢多少就多少，必需审时度势。主要视乎能否达成目的，这才是最重要。”“我们确实没有出卖民主，只是有理，有利，有节去争取民主。”如果有关注司徒华先生于1973年所领导的“文凭教师薪酬事件”和1978年的“金禧事件”就会明白他的经验是多么重要。两个事件因他极力主张作出妥协而最终获得成果。他说：“要在不同阶段争取胜利就需要运用不同的策略”“对话从来都是理性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文凭教师能够争取合理薪酬就是靠对话来达致成果”“如果死抱‘金禧复校’原则僵持下去，错失最好时机，便会势孤力弱，草草收场。必需在适当时机以务实态度解决事情。”
这次政改，民主党充份地实践了司徒先生的经验——谈判与妥协。何俊仁勇于承担，忍辱负重，沉着应战还押上党主席身份。刘慧卿也押上政治前途。务实理性谈判不是出卖民主，而是对付中共的最好办法，民主党勇敢而机智地抓紧机会与李刚会谈提出政改方案是明智之举。可惜这些宝贵的经验并没有作出总结成为民主派的共识，作为日后民主运动的指引。
其二：一股极具破坏力的逆流在这次政制改革中开始出现，做成民主派的分裂。民主党遭践踏攻击，失去光环而变得日趋自我保护。当时民主派人士完全看不透这批人的目的，不愿意相信多种蛛丝马迹经己显示，他们与中共地下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他们的破坏视而不见。许多人听信了他们似是而非的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参与对民主党的攻击和谴责，令民主阵营内公义不彰。只有司徒先生能洞悉其奸，在“五区请辞，变相公投”一役中己经察觉。他在回忆录中说：“社民连的目的是想抢夺民主派的领导地位”。（请注意：不是抢夺司徒华的领导地位）。
由于民主派并未认识在香港争取民主的对手，不是港府而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谎话连篇，懂得变身装假，善长设计阴谋诡计，使后来的运动增加了困难度，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未能分辨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是最大的教训需要反思。首先，民主阵营内应为民主党取回公道，正面肯定他们的贡献，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应向他们道歉，然后才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社民连”后来分裂了，分裂出来的成员发展成后来的“热普城集团”，他们也喊追求民主，也高叫打倒共产党，继续破坏民主运动。最卑鄙的有两件：一是另起炉灶举行假六四晚会，分裂香港支联会。一是在两伞运动中抢夺领导权。终于，这个集团在去年立法会选举中大败，为选民所唾弃而瓦解，是香港的大幸。
第三次：为了向学生灌输爱国感情，培养学生对国民身份认同的自豪感，香港政府教育局计划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于2011年5 月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被民主派批评为洗脑教育。5月29 日以黄之峰为召集人的中学生关注国民教育科组织“学民思潮”成立，主张撤回此科。该组织由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会员，进行游行，街站宣传，追击教育局长吴克俭。事件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本土运动。
包括“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共约二十个团体所组成的“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于2012年7 月29 日发起九万人参与的“全民行动，反对洗脑”大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7 月30 日“学民思潮”发起“全民行动，十区街站，收集签名”运动，有二十万人参与联署。他们于8 月30 日再把行动升级，发起“埋单计数，撤回课程，占领政总”集会，逼使政府让步，高峰时有十二万人参加。10 月8 日政府宣布搁置课程指引。
这次反国教运动获得毫无争议，完全胜利的结果。当时只有十四岁的黄之峰领导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令全城的成年人动容，纷纷加入支持运动。不过，国民教育这个幽灵阴魂不散，正在借尸还魂。初中中史科课程大纲，国歌法，请学校直播李飞演讲等等，正在步步进迫。国民教育是中共全面管治香港的核心环节，不会轻易放手，我们要作好准备再次出战了。
第四次：香港特首梁振英因中共中央不准他争取连任而愤然下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胜利。这是全港市民，包括民主派、亲共自由派如田北俊和地下党员如曾钰成等通力合怍的成果。笔者于2010 年曾有文章指出：中共图谋安排一个地下党员当特首，梁振英上台就是计划之内。我当时大声呐喊：反对地下党员当特首。（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250及254）梁振英五年统治失败，说明中共实施地下共产党员当特首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二）对雨伞运动的反思
2014年，为反对“一国两制白皮书”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8 月31 日通过的“香港政制改革决定”，为争取真普选，香港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雨伞运动，从9 曰28 日至12 月3 日，历时七十九天。市民在运动中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和欺骗性，确立了命运自主的信念，坚定了反抗的决心，深刻认识了公民抗命的理论和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重要性。伞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公民社会在社区中生根，市民对争取自由民主的觉醒在香港史上首见。然而，我不得不痛心地看到，中共现正进行秋后算账，抗争参与者一批批地被捕，被囚，付出沉重的代价。双学三子（即学联及学民思潮）周永康、黄之峰、罗冠聪分别被判入狱作出犠牲。占中三子（即占领中环）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牧师也将会进行一场“公民抗命”的法庭斗争。这样一场近百万人参与的运动，未能获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而宣告失败，原因何在？反思是必需的，是时候了。
运动中，有两个关口需要检讨：一个是当双学发动学生冲进公民广场然后被捕的一刻，当占中三子的戴耀廷同时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然后被困在大台上，没有扩音器材可供指挥之用的一刻，同时亦是市民冲出街道集结，警方发射七十九枚催泪弹的一刻，这一刻，其实运动领导层处于真空状态。这时“热普城集团”人马乘虚而入，迅速占领街道抢夺运动领导权，种下后来叫嚣“拆大台”，“你不代表我”等否定领袖言论的机会，甚至发展成港独思潮。一个规模宏大的运动竟然不要指挥者，真是匪夷所思。
我的问题是：双学有必要冲进公民广场吗？戴耀廷有必要宣布启动吗？这是谁骑劫了谁？由占领中环，到位占领公民广场，到占领街道，一步步地把运动推向激烈是不是我们的初衷？
后来的演变，学联似乎是成为了运动的指挥者，10 月21 日以周永康为首的学联代表与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政府官员会面，是另一个关口。为什么是学联而不是组成一个包括占中三子和民主党派领袖的联盟代表去会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白白错失了一个街上坐着几十万人作为筹码的唯一的机会，我当时非常失望。笔者希望有关人士作出反思。
学联代表实际上只是与官员对话，并非谈判。他们没有准备好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方案，当政府作出四点回应时，也没有实时抓着机会要求定下落实的步骤。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担当不起这个重任。他们心智未成熟，没有实战经验，实在太年轻了。我们要认清学生运动的特点，勇敢但盲动，不能持久。学生运动应及时转化为全民运动，组成老中青大联盟，才能有勇有谋，有策略地控制大局。雨伞运动最大的教训是未能孕育出一个民运领导层，令我想起“八九民运”，实在太相似了。二十年香港民主运动是没有反思与承传的运动。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运动中不敢开枪，这是与“八九民运”不同之处，因为这是习近平的新时代。
（三）当前局势
习近平在十九大的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没有什么新意。所谓“中国特色”即党控特色，党领导一切。而所谓“社会主义”则是掩盖走资的招牌，何清涟索性称之为“共产党资本主义”。倒是“新时代”的提法可以多说一下。习近平就是互联网新时代的毛泽东，一个怪胎。他一样独裁，一样集权，一样搞个人崇拜，一样要杀人。只是在互联网新时代杀人要更技巧，更精练。不能是满清的午门斩首，不能是毛泽东的枪毙示众，更不能是邓小平的坦克屠杀，弄虚作假，精心设计，借癌杀人才是最符合新时代的方法。习近平新时代更是高度技巧的欺骗时代。他们也讲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也自称有选举，有庭审，有议会，却全由党委领导控制。总之，我们曾经有过只要中国富起来，就会转向民主的幻想，可以幻灭了。我们曾经以为习近平集权一身之后会转向民主的幻想，也可以幻灭了。
习近平关于香港的另一句话“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是早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前己经在党内确定了。现在由党总书记公开一说，只是证明和落实的宣示而己。他又说：“必需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好一句“有机结合”，是语言伪术的典范。习近平把明明是一对矛盾的“全面管治”与“高度自治”强行结合，也就是说，你的高度自治是在全面管治下，全面管治赐给你高度自治所以没有矛盾。总之，我们曾经太爱国，以为可以在民主基楚上回归的幻想，可以幻灭了。我们因为生长于信誉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自然地产生“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承诺”的幻想，也可以幻灭了。
那么，中共如何落实这个“全面管治权”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安排地下党员当特首统一领导全港，过去五年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实验过，行不通。一个是现正实施的，由香港工委书记透过地下党直接管治。我曾称这种现象为地下毒蟒蛇的蹿动，神不知鬼不觉。以后民主派游行示威的诉求应直接向工委书记追讨，香港传媒应把王志民称做工委书记，以正其名。把他从地下请上地面，不要再弄愚市民了。
自视很高，非常自信的特首林郑月娥竟然甘心情愿接受地下香港工委的指示，自我降级为半个特首，把另一半卖给香港工委。我们对她要有新的对策，既监督批判，又要学点中共的统战术，敲动她的良心，把她统回民主派这一边。
（四）我们的对策——抗争从总结开始
组织一个“真民主大联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事项。这个“真”字非常重要。现在，人人讲民主，连习近平也讲民主，分辨真假民主，防止假民主渗透到这个组织之中是必要的。大联盟组成后，经由民主程序产生领导层及负责人，带领大家总结过去，寻找未来方向。大联盟将统一民主派对中共或港府各项政策，如“一地两检”，“国民教育”等的共识和对策，领导全港重大民主进程，比如筹办来年补选及区议会选举的初选。初选是民主选举的机制必需采用，弃选则不是选举机制，很大程度是个人的选择。
有人来电访问：香港还有没有希望？我说：黑暗中会有星星，我们要学会在黑暗中寻找星光。香港仍是有希望的，香港的希望在民间，民间的觉醒呼唤坚强勇敢的领袖。
2017年11月13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2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