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赤柬兴衰系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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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撤空城市

金边1975

“解放”只是非常短暂地欺骗了可怜的高棉民族。它并不是“改朝换代”的结局,而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革命”的开端。幸存的柬埔寨民众回忆道:谁也没料到,简直无法想像,“红高棉的胜利日正是‘零年’(红高棉废止西元,把夺取政权的这年定制为”零年“)的第一天,柬埔寨瞬间进入疯狂的黑暗时空。”因为,就在这一天,人类史上最为怪异吊诡的事情,令人费解地突然在金边发生了:

红高棉进城大约四小时后,显然有命令下达,红高棉在金边到处朝天开枪作为信号,开始以“枪杆子”驱赶全体市民离开家,立即出城,徒步走到遥远未知的乡村去。第二天,红高棉继续驱赶市民。此时金边至少有250万市民。驱赶不允许有例外和延缓,连医院里严重伤病的住院病人也被强迫立即出城,而红高棉又不准提供任何运输病人的工具。证人们都说,红高棉不允许被驱赶离家的市民锁自己的家门,也不准市民返回家,红高棉声称“安卡会照顾市民的家,直到三天后市民回来”。事实是,市民的财产在他们走出家门后便归属红高棉了;而让市民三天后回家的诺言,并没有被遵守。一些返回自己家取旅行生活物品的市民,就地遭到枪杀。仅有很少的有钱人预感到动乱降临而随身带上一些金条、珠宝等值钱物品。几天后,红高棉又声明朗诺时期的钱币不再合法,宣布立即废除一切货币,柬埔寨从此禁止货币使用和商品流通。由此,柬埔寨人民的所有东西,包括财产、自由、权利和人身安全,无不被红高棉所劫掠,无论穷人富人在瞬间都变为一无所有。有些很看重金钱的商人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杀。自称“民族解放军”的红高棉不可思议地突然变脸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

外国人当时在金边抓拍的一些录影片段展示的实况是:红高棉战士在街上挥动步枪,胡乱射击,市民惊慌奔走。一段由在场的西方记者录影(当时红高棉还不知道世上有了磁带录相机)、全球广泛播放的录影是:一个约20岁的红高棉张狂地举着手枪在街上来回横行,恐吓市民,他还用手枪指住边道上的一个穿校服的少年学生,伸手搜身,那学生惊恐万状,高举双手全身颤抖。这一刻,这名红高棉也许没料到自己作为共产党恶棍的大街形象,被永久定格在历史的场面之中。另一张著名的照片是:一个惊恐地圆睁双眼的平民年青女子,紧抱着满身血污的婴孩,徒劳地试图唤回孩子的生命。照片的说明是:“柬埔寨1975年,婴孩把鲜血留在了母亲的胸上,红色恐怖凝结于母亲的眼睛。”

现今,“柬埔寨文档中心”有超过十万份红高棉政权下幸存者的证词存档,叙述了从金边陷落当天开始的驱赶市民的真实历史事件。本文仅简短地摘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证词如下。

欧萨乌克(Oeun Sam Ouch)说:1975年4月17日穿黑衣的红高棉进入了金边,他们用裤子当做旗帜,摇动方格围巾,在街上挥舞步枪。他们命令每个市民都离开金边,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安卡命令所有的人离开金边3天,你们不必带许多东西,因为安卡会照顾你们。”我们看见红高棉咕嘟嘟喝白酒,醉得乱走,大吵大笑,他们不知道怎样开车,驾着市民的摩托车乱闯。他们还有的抓着一瓶白酒,边走边挥舞手枪。他们威胁人民:“任何人,不愿离开家,我们就杀死你们!”面对枪口,金边人民被迫离家,按红高棉指定的方向出城。我们一家沿着1号公路向城外走,公路上挤满了精疲力尽的市民。许多家庭的人互相在手腕系上绳子以免在滚滚人流中失散。但仍然有几千人与家庭失散了,特别是失散了父母的孩子们,蹲在路边徒劳地哭叫。

莫尼威萨寇(Mony Visal Khouy)说:1975年4月17日给柬埔寨人民以许多和平与幸福的希望。我和父母象金边人民一样,祝贺和欢迎进入金边的红高棉,街上到处是喝彩声。但欢乐不长,红高棉开始驱赶人民。红高棉用枪逼着我家和邻居们立刻离开金边。不愿离开的任何人或家庭,红高棉立刻就开枪杀死他们。我的父亲带了一辆摩托车装载衣服、水壶和一小袋大米。在拥挤的街上,孩子们哭叫,人们相互打听自己家庭的亲戚。在出城道路上,被枪杀的朗诺战士死尸一片片躺在地上。那时我母亲怀孕7个月,我6岁,弟弟3岁。红高棉没收了我们家的摩托车。他们吼叫着用枪在我们后面逼我们前行。我的母亲把这些情况反复讲给我,让我记住无辜死去的可怜人民,并且对此永远愤恨。

马利临(Marilin)说:红高棉控制了金边。每个市民都被驱赶出城。在一路上,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悲惨事件。一些人被杀。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哭泣着自杀而死。因为没有医药,许多严重伤病者躺在路边慢慢地死去。另外有一组人被(红高棉)捆绑正要送往未知的地方,当时一旁有些市民对抓人的红高棉抱怨,这些市民当场遭到枪杀。我们沿着道路继续步行,我们用衣服换了食物。10天后我们走到了坡瑞隆镇(Prek Luong)。早上,红高棉命令我们都上船,这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哭泣的女人,抱着头抵在船帮上,昨晚她的丈夫被(红高棉)带走杀死,她的孩子也被带走了。船开了,我们最后一次悲伤地向金边方向挥手永别。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将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沿着路途我们看到饥饿和死尸,那么我们将在‘解放区’看见什么?”

苏否慧(Sophorn Huy)说:我们住在金边的桑卡街(Sangkat)6号,位于“中华医院”后面。1975年4月17日早上,一队队穿黑衣衫的人,颈系方格围巾,穿着轮胎底的鞋,带各种枪支,沿着大街走。他们都板着一个令人害怕的脸,这些人是红高棉战士。所有的金边市民都震惊了,他们从门和窗户偷看外面。此前,人民担心战争会伤害自己,他们认为朗诺军队既然打不赢红高棉,就应该承认失败。几个红高棉战士用枪指着我们的房子,叫喊我们“走!赶快离开!每个人都走!”他们挨家挨户命令市民离开家,不准多带物品。我父亲恳求红高棉给他一点时间,去接回在昂东(Ang Duong)医院刚做过眼科手术的弟弟。但是那红高棉说,“你不用等你的弟弟,你不久会在路上遇见他。”邻居们都被逼迫,背着抱着一些东西,或放在自行车上,准备离开家。一个红高棉战士不停地踹一辆摩托车,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发动它。当我们走出家大约100米时,看见一位红高棉头目命令战士们:“他们离开以后,不准许他们再进他们的家。”当我们到达莫尼旺大街时,沿街有大量人群。一辆坦克和许多汽车,载着哇哇吆喝的红高棉战士们。红高棉命令市民人群向北方走。街上还有从医院被赶出来的一些病人,包括没有手臂和没有腿的截肢病人,以及正在输液的病人。一些市民推着板车,老人坐在车上,或者丈夫们推着他们刚生下孩子的妻子。许多市民来回奔走,焦急地询问别人是否知道他们失散的家庭,或他们的配偶在哪儿。一些走失了父母的孩子,满街都是他们的尖叫。那些不肯走开而守在路口等待失散的丈夫或妻子的市民,被红高棉当场枪杀,惨不忍睹。城外的公路上尘土蔽日,市民们来回地找柴煮米,找水。公路两侧布满屎尿和垃圾。疾病在传播。在比昂塔倍(Beoung Trabek)附近,大约离公路100米处有许多死尸,还有穿着(柬军)军衣仍在流血的新鲜死尸。红高棉强迫市民们过桥沿着道路走到郊区塔克毛,这里有红高棉的一个检查站,截留并杀死他们所怀疑的任何人。他们检查每个人的脸、腿和手臂,查问“你做什么工作,你以前在哪儿生活?你是朗诺军人吗?”那时间,人们都极其害怕。在红高棉检查过后,我父亲的一个姐姐开始感到懊悔,她想走回金边去。红高棉战士抓住她,捆绑她的双手,推着她走向西边的一条岔路。然后我们听见几声枪响。片刻后,我父亲走去看,她已被杀死。我们全家永远记住红高棉的没有人性的行为。

《柬埔寨零年》(Cambodia:Year Zero)一书引用了一个目击者叙述病人被驱赶的情景是:“我永远无法忘记,一个既没有手也没有脚的残废病人,象条蠕虫一样沿着大街地面在挣扎扭动。一个10岁的女孩哭泣着正用布带子缠裹她父亲受伤的颈部。另一个病人的脚悬吊在他的小腿上,因为他的脚和腿之间仅仅由皮肤连接着。”

柯木特(Ke Munthit)指证了红高棉在撤空期间的的“野蛮行为”。在金边的大街上他吃惊地看见了许多年轻战士,黑衣、赤脚、围一条方格围巾,向空中射击,恐吓人民。一个行人低声告诉他:“这是红高棉”。柯木特父母恐慌地召唤家人在一起。当柯木特一家走出金边城时,他们看见一群背着小口袋的华人,正在恳求红高棉。那些红高棉战士们生气地吼叫“想要回到金边,是吗?”他们命令这些华人放下小口袋,举手向前走,然后从后面开枪射击,那群华人全部倒下死去。父亲低声说“红高棉恐吓人民服从他们的命令。”直到这时,柯木特仍然企盼几天后红高棉将允许人民返回金边。他见证了人们惊恐地拥挤着前行,失散家庭的人们在尖叫和呼喊。病倒和受伤的人躺在公路沿边,失去了一切希望,被他们的家人忍痛遗弃。在一个小布篷下躺着一个刚生下婴儿的女人,红高棉战士不允许她休息,强迫她继续走。她丈夫把她放在一辆自行车上,在灼热的太阳下推着她,她佝偻身体抱着血染布包的婴儿。沿着公路散布着一些柬军士兵的尸体,有些死尸被红高棉的坦克故意碾得扁平。一个失散了丈夫的女人,抓着柯木特家的小汽车的车门,希望用黄金和钻石换取搭车。但已经有11个人在车里拥塞着,她没能搭上车。两天后柯木特发现这个女人死在一条河沿上。当时许多市民只带了3天的食物,一些有远见的家庭把钱币塞进大米口袋里。但是红高棉废除了钱币,市民的钱币立刻失去了价值,他们失望得发疯。4天后美国飞机并没有来轰炸,父亲意识到人民被欺骗了。人们面临同一个命运和问题:“是活下去还是死亡?”8天后,柯木特一家到达一个小村庄落脚,他们被划定为“新人”(注:阶级成分。“新人”是被驱赶的城市居民。农村原住民被称为“旧人”),他们十几个人生活在一间仅仅4米宽6米长的小屋里,而且房顶漏雨。

撤空行动也发生在全国各地城镇。苏康乌(Sokhany Vuth)说:“1975年4月17日的早上,我母亲正在磅占城的市场,听到朗诺军队升起白旗、红高棉进入金边的消息时,她很高兴(和平来临),然后她继续卖她的货。不久,到处在叫喊‘我们红高棉胜利了!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小时内离开你们的家,安卡要清理城市。你们仅仅离开3天,然后再回来,不要带很多东西。’那些人都穿黑衣,用枪对着市民,强迫人民离开家园。那时我的祖母病了,祖父让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我母亲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我们出发了。钱币废除了,即使想买任何东西,也没的卖,仅仅存在原始交换,例如某人有食盐,可交换大米,或者交换黄金。大米在那时是非常珍贵的。红高棉对任何停下不走的人都举起枪,如果人们继续不走,红高棉就开枪。无论是病人还是走不动的人,都歪歪倒倒地挣扎着前行,或者由家人拖着走,因为人们不愿被杀死。实在无法被拖走的人或者婴儿,只好被家人放弃,躺在路边,象只动物一样死去。我们走了很远,太疲倦了,但不敢停止,因为红高棉跟在我们后面。”

读者能理解吗?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何等的恐惧、绝望、心碎时,人们才会丢弃自己的婴儿、妈妈、爸爸和亲人?悲伤的丢弃者与被弃者都在哭泣,但毫无办法。此时的柬埔寨充满恐怖和混乱,到处都有暴尸在路边和田野,叫喊声和痛哭声混成一片,有如地狱突然降临人间。

金边市民1975

此前,周恩来按照共产党建政的常规,让中国的印币厂为红高棉政权设计和印制了7张一套的新纸币。在7张纸币中有3张是红高棉战斗图案,有3张是农村集中营劳动图案。这是在1975年中国政治形势下的毛主义的主题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这套纸币的纸质和设计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纸币(第二套人民币)完全一样。此时,红高棉未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也搞不到印刷机或者币纸,谈何印制货币?所以中国必需为红高棉准备新纸币,而周恩来是很愿意做这种事情的。这些新纸币在中国印制后,于1975年3月份启运给红高棉。在金边陷落后的几天内,红高棉在这个国家里取消了货币。于是这些没有发行史的新纸币被堆积在金边的几个仓库里,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绝对不寻常的货币”。

对于红高棉的胜利,柬埔寨华人都认为那是靠中国的扶植和华人的效力,很多“革命”华人还直接做过伤害柬埔寨的事情。因此不但那些“革命”华人有理由坐等“论功行赏”,即使安分守己的普通华人也有错觉,认为现在红高棉掌权了,华人地位会更威风。整个华人群体都喜滋滋,等待胜利果实自动落到他们头上。华人谁都没有想到应该躲避红高棉。但事实恰好相反,现在他们也急速跌入深渊,连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因为大撤空而被完全拆散了。

华人金某的叙述是:“刚刚接受了人民欢迎的红高棉黑衣兵,拿着阴森森的枪,挨家挨户地逼迫人民离开家。也有市民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遇上这样的市民,红高棉会野蛮地一枪打过去,让你死亡。金边市民在他们的枪口下,带着简单的物品离开家。漫漫长路是不归路,许多人许多家庭就这样一去就再没能回来。有些人走5号公路,有些人走7号、4号公路。走1号公路往东去的人最多,因为那里可以逃往越南。金边市民都被赶出城,人们携带的钱因红高棉作废钱币而像撒冥纸一样丢弃满地。城市人在餐风露宿中吃不饱、缺乏饮用水(只好喝路边污水)、没有药品等情况下,许多人开始生病,死亡的人一天天增多。这庞大的人口被黑衣兵从各条公路往乡下驱赶,人们茫茫然,不知落脚地在那里?有不少病重的或子女不在一起的老弱残病者,被遗弃在路边。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城镇的居民,也在逼迫下离开家园,他们的命运也和金边人民一样,都在枪口的威迫下,走上没有明天的路。柬埔寨所有城镇都没有了光亮和人烟,都是可怕的黑暗和寂静,确实是地狱中的鬼城(ghost town)。许多不愿离开家的市民,都死在黑衣兵的枪下,他们死不瞑目,更是阴魂不散。”

“革命”华人青年文清(他曾给“解放区”送情报)的证词:“当时进入金边的红高棉,并不象(中共地下党)所宣传的‘人民子弟兵’那样爱护百姓,反而把金边人民当敌人。许多红高棉进入平民家里看到好的东西,就把东西抢走。有些百姓言词不慎,稍有冲撞,就立刻被红高棉开枪打死。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脑子里立刻打了一个问号,究竟是什么‘人民子弟兵’到处抢掠杀人?这些黑衣兵,把金边市民全部赶出家门。以我自己当时所看到他们对待百姓的态度,感到情况不妙。我和父母一起跟着市民人群步行50多公里,艰难地走到了干拉省某县。”

华人谢姨说:“我家住在金边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一带。我与兄弟姐妹及父母共11人一起,和所有市民一样被红高棉逼迫离开家。当时我15岁。我们9个兄弟姐妹用了7辆自行车,载着出门所用的一些衣服和大米。半途,来到金边铁桥头,我与大姐离开家人,待回到铁桥头原地点,父母和家人已被驱往干拉省方向,我和大姐则被驱赶往另一个方向。我和大姐与父母家人被分离,从此再也没能见到他们。”

华人俞大姐说:“1975年4月17日,我们在黑衣兵的枪口下被赶出家门。前途茫茫,我们跟着长长的人群队伍,究竟往哪里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脚板越来越肿。更可怕的是路边的死人、病人越来越多。人死了,家人只好在路边挖个浅坑埋掉。为什么才几天功夫,我们的生命就变得这么贱?”

华人小英(现居巴黎)说:“红高棉驱赶金边市民时,我是10岁女孩。我们都以为几天后就能回金边。妈妈为我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我的小篮子里。哥哥用小摩托车把我载到金边城外的农村亲戚家,说过几天来接我,就走了。谁知从此我与我们的家庭永别了。公路上从早到晚都是被赶出来的金边人民,他们向远方步行,东倒西歪。我不知道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我日夜哭喊着找妈妈。我病了,高烧,烧到昏迷了好几天。没有医药,我清楚记得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你不能死,要找到妈妈。我就爬着去抓我的小篮子,感觉如同抓住了妈妈的手。就这样,我熬过了那场病。但我妈妈一家8口人都没能活过红高棉(政权)时期。”

华人黄英说:“红高棉进入金边后,手中的枪胡乱扫射,到处喊叫‘为保护人民不受美国飞机轰炸,大家暂时离家三天’。不少老人不愿意离家因此被红高棉开枪杀死。红高棉对商店是先驱赶店主,然后破坏那些店里的东西,还洗劫财物,于是引起市民的怀疑。大部份市民离家出走只带了最轻便的行李和几天的食物。很快,红高棉宣布废除货币,市民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亲眼目睹一位原住在戴高乐大街(Charles de Gaulle Ave)的商人,身上带的都是纸币,当他听到货币被废除后,气得呕血身亡。当时最可怜的是老人,在混乱中与儿女失散,他们大声哭喊,到处苦苦向人哀求和乞讨。在不知目的地的路上,哀求声、喊叫声、哭泣声……掺杂在一起。一对与儿女失散的老夫妇爬进公路边一栋废弃的小屋,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等死,眼泪不停地流。我询问他们,心酸不已,但无力帮助他俩,只好离开。三天后,市民们没有被准许回金边。我们再三被红高棉欺骗。最终,我们哀求在一个村庄暂停下来。父亲因日晒雨淋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没有医生和药物,他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父亲临死前留下遗言:‘没想到,人民的军队害人民。儿女们,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等着看这暗无天日的社会末日的到来。’我们听父亲的话,照顾着母亲,一起坚强活下去。1个月后,母亲因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也离开了人间。母亲的遗言和父亲一样,也是要儿女坚强活下去。”

遗言,一个人临终的最大愿望,竟然只是要求儿女苟活下去,设法活过那个刚刚诞生的红高棉政权。读者试想:人到了怎样的地步,才会留下这样的心酸又无奈的遗言?

克多恩部队是最早进入金边的红高棉,两个小时后塔莫部队和温威部队从西面和南面也开进金边。克多恩在柬共里的地位高于其他红高棉首领,但下令撤空金边的总指挥是温威。红高棉干部事先都对大撤空政策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甚至连“红高棉面具”乔森潘也对撤空金边大吃一惊,他写道:“1979年4月17日上午9时左右,前线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占领了首都金边,我为此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我奉命赶往金边时,震惊地发现所有通往金边的道路上都挤满了被驱赶出来的市民。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孕妇和病人。拥有200多万人口的首都金边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城。这是为什么?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

这种涉及到几百万人的全部城市的大撤空,事先毫无物质准备,也没有组织准备,以“枪杆子”来逼迫,根本不考虑大迁移中的民众生死存亡,展示了红高棉决策者在能力上的缺乏和不承担任何后果。研究者本?柯尔南(Ben Kiernan)做出的估计是:死于金边大撤空的平民人数至少有2万人。中共派驻金边的援柬人员也提到:“在大撤空时,由于缺医少药,加上粮荒,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中国人作为(援柬)专家,又在首都金边,每天还都吃不饱,中国使馆只好从国内紧急调来压缩饼乾,分给各个中国专家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国际社会至今对当时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目的和决策过程,不甚了解。确实,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真实原因一直被迷雾笼罩。法国学者庞考德(Ponchaud)收集的证据说明,当时大量的足够供应金边6个月的粮食堆积在海港城市磅逊,那里距离金边仅200公里,而不论磅逊还是金边本身的运粮能力都是足够的。因此,撤空金边与缺乏粮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另一些基本分析是:红高棉认为城市生活是寄生状态,因而要在整个国家里彻底取消城市。后来,1977年10月2日波布在北京公开披露:(1975年4月)柬埔寨撤空城市数百万市民的决定是“在(红高棉)赢得胜利以前,在1975年2月做出的。因为城市那里有各种敌人的间谍组织,而我们的保卫革命政体的力量并不足够。”1978年7月农谢也称:“(当时)有内外勾连的阴谋,但是我们在解放金边后,立即撤空了城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苏联情报局(KGB)和越南共产党的代理人,都随着市民被驱赶到农村,而不能实现他们的阴谋了。他们的意图是暗杀我们的领导人,然后向全世界宣布。”据此看来,红高棉撤空城市的动机可能是安全原因,这或许表达了波布等人对于城市有着令人费解的恐惧感。

开放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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