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读者介绍一部1989天安门运动纪念文集。
去年，2004年，是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十五周年。海外举行了多场大型研讨活动，出版了好几部纪念专著和文集。这里，我向读者介绍的是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的一部1989天安门运动纪念文集，书名是《沉重的回首》。该书收录了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学者们的26篇评论与回顾文章。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与中国的著名学者专家的宏观评论，第二部分是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和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场运动的描述与回顾，第三部分是争鸣，是围绕着八九民运的若干对立观点的争论。由北京的政治学者陈小雅女士主编，海外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这本书写序推荐。
诚如余英时所言，陈小雅编选的这二十几篇文章，确实很有代表性。细读全书便可发现，不同的作者不但为同一个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而且也提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其中有些文章的立场针锋相对。这无疑是《沉重的回首》一书的一大特点。
例如本书收录了何新的一篇文章“对1989年动乱的看法”，这篇文章原发表在1991年3月2日《<求是>编辑工作简讯》上。在这篇文章里，何新把八九民运说成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幕后策划操纵的旨在推翻一个国家的合法政权的大规模政治颠覆运动。何新说：这场运动的幕后操纵者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接管权力。”注意：在当时，何新还不敢公然否定民主，他只敢说八九民运的目标不是民主。然而，这种说法恰恰为中公共当局自己的言论所否定。
中共强硬派人物姚依林在1989年6月13日国务院部级干部会议上讲：“各位在学习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后退一步，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进而使其组织合法化的话，情况会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有这个疑问。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斟酌过很多回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反对党……如果我们作这样的让步，中国就会步波兰的后尘。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一切就是退让的结果。我们党、我们国家是否会改变颜色，就取决于这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们已经反复仔细考虑过很久了。我们不能作这样的让步，绝对不能。”李鹏补充说：“如果我们按照学生的要求，把高自联合法化，那么工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根据工人的要求合法化一个团结工会呢？”姚依林和李鹏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学生会，就是反对党。波兰和匈牙利被公认为和平的民主转型的典范，中共强硬派害怕的就是中国走上波兰和匈牙利的道路，可见他们害怕的就是和平的民主转型，他们反对的就是民主本身。
这里，我也顺便谈一谈对书中赵鼎新先生一个观点的不同意见。赵鼎新先生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本书收录了他在200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一部有关八九民运的英文专著的几个章节。其中，在讲到中共高层为什么要采取镇压手段时，赵鼎新写道：“由于当时中共内部的大部分高层精英都是强烈拥护认同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的”，所以，“要他们冒着全盘崩溃的危险来”去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显然毫无可能。”这就是说，在赵鼎新看来，中共高层是出于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才去镇压民运的。那么，什么是“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呢？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可是，中共高层早就把它扔到九霄云外了。邓小平在92年南巡时不是明确宣布“不问姓社姓资”吗？可见，中共高层对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毫不在乎，他们唯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专制权力。
陈小雅女士长期致力于八九民运的研究与写作。她先前还出版过两本有关著作：《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和《佛之血：八九研究文集》。由她主编的这本《沉重的回首》系《21世纪中国丛书》之一种，该丛书由美国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香港开放杂志社协助出版。
转载自《人与人权》2005年3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