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良心犯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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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4陈贤英

许万平妻子陈贤英(网络图片)

在重庆的沙坪坝和朝天门之间,有段曲折蜿蜒的山路,在我这等边陲山区长大的人眼中,那山实在太小,但它已足以将沙坪坝与朝天门分开。山下的扬子江左折右滞,据说是导致此地闷热难耐的罪魁祸首。洒落半坡上稀稀落落的贫民窟,看起来让人很难赏心悦目。在这半坡上的贫民窟里,住了一位政治犯的妻子,她名叫陈贤英,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她和儿子住在一间砖房内,那砖房系许万平母亲先前的宿舍,有七、八平米。后来许万平又“搬了些砖”来,(是真的搬砖!)在隔壁搭出稍小一点的另一间。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厨房加饭厅,外加孩子的书房,还有一条旧沙发给客人坐,夜里还打开当床睡。

我在未见到她之前,便久闻其名,贵阳的朋友们告诉我:许万平的夫人陈贤英,是坐火车邂逅的。并称她:“人又好,长得又漂亮,许万平真是有福了。”当时我正在坐着火车到处乱跑,闻言不禁心中略动。

许万平其貌不扬,身量矮小,节俭成癖,因为六四后的“反革命”行径,坐过八年牢,挨过三年劳教,这些全都不为陈贤英所计。她本湖南人氏,婚后随夫定居重庆。许万平家贫,还要抽出很多精力来从事人权活动,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常年坐牢,身无长计。这份姻缘至于她,织女之于牛郎,七仙女之于董永亦不能相提并论。夫妇二人七拼八凑攒了本钱,开了一爿小小的快餐小吃店为生,正应了那“寒窑虽破”戏词。

好景不长,SAS病毒来袭,举国上下人心惶惶,街面上行人稀少,小店本小利薄熬不过寒冬,只好关张就绪。夫妇鼓起力气继续向前时,许万平却再遭刑宪,这一次要面对的十二载刑期的判决。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许万平正第三次系狱,她家坐落的那个半坡,东一溜西一顺,因着山势建有很多半砖半土坯的平房,那是国有企业破产之后留下的工人宿舍,失业工人拖家带口,挤在这些小小平房内。在中国居住多年的世界冠军足球教练里皮,曾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有两张面貌,一张是表面上繁华的高楼和宽阔的街道,让人觉得好象置身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只要转过几道弯,就会进入另一个混乱、肮脏而贫穷的国度,我们熟悉的电视上那些亚洲贫民窟形象。两迥异在地理上相隔如此之近,令人惊讶。”

即便在白天,非原住户要想在这贫民窟里摸清道路和方向也是件发愁事,黄昏过后,小巷里黑灯瞎火,举步维艰。婆婆生病了,她很晚才来,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前来探问,她象是看见一根救命稻草,把许万平从狱中寄出的书信和所有相关之物,一应搜罗出来给我看。但从我的表情里,希望的火苗迅速自眼中熄灭,代以悲凉。她拼命地忍着泪,在眼眶里打转,想把话题从许万平身上移开,不使自己失态。她有深度近视,一个月前眼镜摔坏了,前些日在城管下班后,在街边摆地摊,但是没有眼镜她什么也看不清;又逢年迈的婆婆生病,只好收了摊去照看。有风声传说,这一带的贫民区要拆迁,居民们都忧心忡忡,担心得不到赔偿,因为地和房子按“规定”都属于原先的工厂,而工厂早已破产不复存在。即便有一定赔偿,还要花很多钱,当然那都还是远景,紧迫的事是拆迁之后母子二人何处安身?

说起这些困境她渐渐忘记了悲伤,这一切狱中的许万平一无所知。许万平在狱中关心的母亲的健康,孩子的学业。最近一次探望之后,许万平还写信给她,说是没看见她戴眼镜,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能看见她带眼镜的样子,因为她“亲爱的先生”觉得“妹子”还是戴眼镜好看。

仿佛能蒙得许万平知道外面一切安好,就是她最大的慰藉,不过下一次再去探望时候,眼镜从哪里来?同行为我带路的重庆老政治犯邓焕武轻声问她:“每个月能给小许存多少钱?”见她支吾难以启齿,又继续努力让声音轻柔下去,接着说:“我听小戎说贾建英每月给何德普存五百块,我们没有那个条件,但也要保证小许在里面有点钱,我们在外面再难,也比不上他在里面难。”

她低头咬着牙,说是要每月给许万平存一百块,但邓老师深知“小许”的为人和作风,说是:“一百块不一定要保证,但是五十块要有的。”老人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了23年,他深知其中艰辛。她听见“五十块”三个字,抬起头来望着邓老师,用惊惶不安,却又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表的松快,旋又迅速被悲伤和思念淹没之色,急促地答道:“邓老师放心,五十块能做到的!”

我不知道她这些年如何度过?七年之后我决定再到重庆去探望她,打电话那天正值中秋,电话那头她惊喜万状,“这些年熬呀!熬呀!逢年过节听到个问候的电话,那就是我的亲人了!”听说我要来,让我一定下车后在车站等她,她一定要亲自来接。大兴土木之后,七年前的景象正在渐渐消失,她在一个超市找到份工作,每天天不亮便去上班理货,天黑才能回家。当年的土坯房已经不再,幸而这些没有产权的工人家庭未被赶尽杀绝,每户得到少许补偿。但是陈贤英没有钱,她只能挑了一户最小的。新居并不比旧家宽敞多少,仍旧坐落在半坡上,比先前还要偏远。家中一尘不染,她对这家百般爱惜。空间虽然很小,被她布置得井井有条,丝毫没有局促感。“等老许回来,看见这样的家,他不知该有多高兴呢!”那时距离许万平出狱已经不远,尽管一晃多年,她看起来精神头却比当年更甚。恐怕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先生”即将回来之故,旋又陷入惊惶之中。“我把婆婆送到敬老院去了,一直不敢告诉许万平,等他这个大孝子回来,肯定要骂死我!”想到这一幕,她脸色为之一变,仿佛是那些委屈与无助的岁月在脸上落下印记。不过又象以往一样迅速摆脱出来,叙以待客之道。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死死地踩在脚下,仿佛是苍天要以此来考验他们的赤诚。

我们一道盘算着许万平的归期,我说:“陈姐,这么多年辛苦你了,现在总算又快熬到头了。”她并没有露出多少感动之色,只是默默地拿出两本结婚证,就放在家里最容易拿取也是最显眼的一个抽屉里。“要不是因为它们……”她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这就是责任啊!”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语气中回转,我明明感到那翻腾的触动,而语调却出奇地平静温和。冥冥中不知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家庭度过无数苦难。我相信,那是生衍我们的土地,还有光明未来的召唤。

次日,陈贤英因为早早就要去上班,托许万平曾经的狱友蒋世华代自己送我去火车站。蒋君原为中学教师,因政治案件系狱,鲜有人知。路遇堵车,因为担心误了点,他下车带着我在山坡小路上穿来穿去,绕小路赶往朝天门火车站。重庆又多了很多高楼大厦,但仍如里皮先生所言:“两个属于不同世纪的世界,在地理上居然隔得如此之近!”那些山路肮脏、混乱,随处可见出售廉价日用品的“商业街”,虽然质量低劣却生意红火。除了脑后没有大辫子,很难评估这个国家里的芸芸众生,和大清国晚年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不同?我知道老蒋是位饱经迫害的政治犯,其余却一无所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平素以和政治犯们熟识为荣。他一路安慰着我,用腼腆的口吻反复叮嘱我不必担心,有他在必然能把我准时送到火车站去。果不其然,在朝天门火车站前我们辞别时,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那时候进火车站还没有安检,十几分钟完全来得及。

我坐上火车隆隆而去,“唱红打黑”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有人为之欢呼。只是我隐隐地感到更大寒流即将掠过整个国家:当老百姓越是无法控制,他们的控制欲就会越强。曲折向前的历史,究竟何时向我们敞开真正的广阔前景?我幻想著有朝一日:明天,明年,或是来生,在自由的国土上尽情奔驰。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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