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2

陈光诚在日本演讲会现场

*陈光诚回忆录《赤脚律师》日译本出版,陈光诚前不久访日三周归来受访*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介绍过在美国的中国盲人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2015年3月出版了他的英文回忆录《赤脚律师》(《THE BAREFOOT LAWYER》)。此后,该书先后被译成德文、瑞典文、盲文、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文,今年继年初出版了西班牙文版之后,5月份又有日文版面世。这是第九种不同文字的版本,也是包括四种不同英文版本的该书第12种版本。

今年10月17日至11月7日,陈光诚先生应邀访问日本,此后不久又访问了英国。归来后,陈光诚先生就他的回忆录新译本出版和他近期的长途出访旅行,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请他先谈谈新近出版的他的回忆录日本版。
陈光诚:“日文版是由日本的白水社出版的,是4月17日开始印刷5月1日正式发行的,翻译者叫河野纯治。”

主持人:“西班牙文是今年1月份出版的。”
陈光诚:“西班牙文那个时候出版,他们给我寄来一些样书,出版社是半岛出版社,翻译者叫阿尔伯特.维图古蒂纳。”

*陈光诚简况*
原住在家乡中国山东临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2005年揭露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2006年3月被当局绑架,失踪三个月后被逮捕起诉。2007年1月在他的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陈光诚被以‘故意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之前的三个月被绑架没有折抵刑期。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刑满后,他和太太袁伟静被当局非法拘禁,不能走出家门半步。2012年4月20日陈光诚从家中逃走,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到北京,获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帮助,当年5月与妻子儿女一起来到美国。

陈光诚现在受聘在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威瑟斯庞研究所(Witherspoon Institute)和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Lantos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从事有关中国人权和法制状况的研究。

陈光诚200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对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后来又获“麦格赛赛奖”、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奖”、英国议会“威斯敏斯特人权奖”等多项人权奖。

*陈光诚:《赤脚律师》日文译本及出版者白水社*

陈光诚的回忆录《赤脚律师》日文版出版后,他应邀访问日本,归来后接受我的采访。

我问陈光诚先生:“请问您这次去日本是受谁的邀请?为期多长时间?走了哪些地方?”
陈光诚:“这次是很早以前他们就给我这个邀请。是日本前议员牧野圣修先生到华盛顿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说希望我到日本去跟日本的朋友讲讲中国的人权状况,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他将通过国际特赦日本分社邀请来进行。接下来我们就保持这方面联系。很多细节都是由国际特赦日本分部来做,整个行程计划一直都是他们经过一些非常非常仔细的安排,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安排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比如说,从媒体的采访到怎么去进行……

我10月17日离开华盛顿,18日到达东京,在那儿一路走下来,一直到11月7日下午5点以后从成田机场离开,前后三个星期。
日文版由日本的白水社出版,白水社具有出这一类书的传统。”

主持人:“您指的‘这一类’是什么类?”
陈光诚:“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出版社一般就是出这种跟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跟权利有一定关系这样的书。一般来说,那种风花雪月的东西他们不是特别热衷,关注政治、人权、社会问题、异议声音等等这一类,他们出版的比较多。
根据这次我去跟我的一些日本朋友交流的信息来讲,他觉得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好,而且他说日本白水社……他特别说,日本人……当然他可能是夸日本人了,说日本人做事情仔细得多,不仅要翻译你的英文,还要去校正很多很多东西,就是从其它资料中参考对照,相互印证一些东西,包括地址各方面,非常严谨。他说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好。

我也有机会到白水社的办公室去过短短一段时间。据他反映,那本书在日本卖得还可以。当然他们表示说‘希望你这次来日本,能让这本书卖得更好’(笑)。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毕竟有一些日本的主流媒体都作了报道,我也都提到这本书,而且有一些演讲的地方现场就在卖这个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让这本书有更多人了解吧。”

主持人:“还有些什么反应?”
陈光诚:“他们对于我书中描述的中共的这种滥权是反应最强烈的,就说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也为他们对于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人权状况,所知道的和现实当中这个差距,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么近,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得并不多,他觉得这样是作为近邻,或是作为自身对邻居这个政权的认识,都是不应该的。

对于个人来讲,他觉得中国这种状况被掩盖得很厉害,这也是他们一个反应比较强烈的。就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媒体上近几年稍微看到得多一点,原来基本上就是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本书发行之后,他觉得读了这本书,可以比较容易的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对中国社会底层发生的状况,以及对公民的这种抗争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陈光诚:在白水社和演讲过程中感受读者反应*

主持人:“您既然去了这个出版社,虽然您讲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关于这本书的信息,或者相关人士谈到这本书时,他们还有什么说法?有什么反应?”
陈光诚:“我觉得他们反应最多的一个就是说不敢相信像我那种逃出来的情况,完全不能想象怎么还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逃出来。

第二个不敢相信,就是很多日本人都是非常朴实善良的,真的就不能想象中国在法制方面、在滥权方面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们的认识就觉得比原来连皮毛都算不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才真正了解了中国人权状况的一部分,或者是冰山一角。

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以后,一个反应就是问我‘那我们怎么办才能帮助中国的百姓得到自己的权利?’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陈光诚:日本人的负罪感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心,我希望大家携手努力改变专制*

陈光诚:“我觉得,实际上日本分这么几个层面。首先,我跟他们交流的学者当中,我觉得这些学者反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有些情况比西方很多中国研究专家还了解。

从日本的政府来讲,我觉得他们政府对共产党这个体制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不愿意跟中共政府正面冲突归不愿意正面冲突,但是他们对中共的认识和了解,我认为是到位的。

但是百姓呢,从内心里我能明显感觉到,不管是我在日本札幌,北海道那边一直走到日本西南部德岛、广岛这些地方、京都啊,我觉得普通百姓心里还是非常非常清楚有一个负罪感,觉得日本历史上对中国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反而又恶性循环的限制了他们在人权方面支持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想法。他们内心很想支持,但又有点担心,说‘我们一旦发声的话,那中共政权会马上说,你没有资格谈这个,怎么怎么样之类’,他们是这样一种反应。

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日本人真的还是非常善良的,他们对于中国一直关心,但是这个心理阴影很大。

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看这本书时,一拿起来就不想放下,一直到最后看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看起来离我们生活好像很远很远,但实际上又感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也跟他们谈了,人其实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携手努力的话,任何一种状况都是可以发生变化的,都是可以改变的,包括中国的专制状态。”

*陈光诚:英文版原著成书很不容易,两位美国记者先期工作与梅丹妮女士接续完成*

谈到当年英文原著的成书,陈光诚先生说:“首先,我这本回忆录的成书的确不容易。刚刚来到美国后,很快就跟美国人慕亦仁先生签了合约,请他帮我写这个回忆录。但很不巧的是,合作时间并不长,因为他的身体问题,不能继续下去。出版社也是很着急,多次给我提出要更换人,但是我觉得不忍。

最后看远远不能按照原计划进行了,就不得不取消这个合同。换了另外一个美国人来帮我继续。

但是后来也是由于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是那么的透彻,最后就由梅丹妮女士来帮我完成接下来的部分。”

*陈光诚:来美国后,得到梅丹妮女士这样的人的帮助,使我的工作变得容易了很多*

陈光诚:“实际上在这个回忆录成书过程中,梅丹妮女士尽了非常非常大的力,付出了很多很多时间。可以说她是我这三个合作者当中付出最多的一个,也是最努力的一个。

我们校对这本书时,反反覆覆校对,经常到晚上十二点,甚至到两点不能睡觉,因为用中文口述,然后她直接写出英文来成书,这个过程中的确有很多的麻烦。

丹妮是一个非常非常乐于助人的人。其实她开始跟我合作,作我的助理一年以后,我们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她一直在工作方面给我很大帮助。

包括后来我到各个地方出访,如果家人不方便时,或者我接受记者采访,或者是一些稿子需要翻译,都是由她来完成。而且到别处去演讲也好、出访也好,很多时候都是她陪同我一起去,还包括今年10月份访问日本,她也是全程陪同。回来后接下来又访问英国,她也是和我一起。所以可以说来到美国之后,得到了梅丹妮女士这样的人的帮助,使我的工作变得容易了很多。”

*梅丹妮: 光诚夫妇来我家一起准备书稿,经常到晚上一、两点钟,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
我通过电话采访了现在住在纽约的梅丹妮女士。
主持人:“首先,因为您是陈光诚的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原著成书过程中的合作者。您在这中间有一个非常辛苦的用英文记录他所讲的故事然后整理的过程,能不能先请您做一点介绍?”
梅丹妮:“英文版的后面有一个《后序》,我的名字在《后序》写出来,就是说合作者。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记者在我之前也做了一些工作。其实这也是他们(陈光诚一家)来到美国之后不久,很快就订了这个跟出版社的合同。本来这个出版社就要求,首先要出一个英文版,因为出版社的编辑、主编没办法看(中文),也不知道写到什么程度,所以要求首先是英文版。

因为他们是5月底来到美国,6月初跟出版社签了这个合同。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帮忙,他做了一个采访,本来打算帮光诚写这本书,但是后来他生病了,不能继续做。

2013年年初,就找到另外一个记者,继续原来这个记者不能继续做的工作。然后他也写了一个英文的草稿。

后来我是在那年的10月份才认识他们,然后我在他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差不多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整理,重新写、编辑、改来改去,翻译,加上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有趣,所以我就帮忙。那时我们准备书稿时,有时因为白天忙不过来,我们就特别的拼命,有时候经常……有一段时间,经常晚上他们在孩子睡着以后,就到我家来,然后我们一直到深更半夜,就在我的饭桌子旁边,静悄悄地谈他们的一些故事、书稿的一些整理的问题。然后我就拼命地翻译啊,写下来他们跟我讲的东西……这个经常到晚上一点、两点钟的都有。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段时间。”

*梅丹妮: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以及光诚太太伟静对准备书稿工作的很多参与和帮助*

主持人:“其实那时候您的孩子也很小,那时候您的两个孩子多大?”
梅丹妮:“对。三岁、六岁。”

主持人:“那您的先生也很支持啊,他肯定是要帮很多的忙。”
梅丹妮:“他基本上是非常支持我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也非常忙。他在康州工作,所以早上很早出发。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个上海来的阿姨在家里帮忙,所以有时候我如果白天不在家,她就帮忙接孩子什么的。”

主持人:“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
梅丹妮:“肯定是有几个月时间,他们晚上会来我家。但是具体多长时间,我现在也说不准。应该是2014年春天、夏天,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伟静也帮了很多忙,在准备书稿时,我们经常就……好像她的名字也不是经常会出现在很多话题上,但是很多东西……文字要写到电脑里,她帮忙,而且有些东西当然也是从她的角度确认了很多事情。所以,她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她的名字好像不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谈书稿的时候、在书里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说她帮忙写书,但她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梅丹妮:我的家庭背景和学习中文的历史*

梅丹妮女士身为美国人,中国话讲得这么好,我很想更多的知道一些她的背景,想知道她是怎么开始学中文的。
梅丹妮:“我英文名字叫Danica Mills,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就是美国东北部一个小小的州,一个偏僻的地方。

我的妈妈的爸爸是意大利人,早在(上世纪)20年代移民到美国。我父亲那边,都是长期在美国,原来很早是从英国移民过来。

我为什么学习中文呢,因为我上大学时,很想学一门另外的语言。原来在高中学了法语,我对语言有兴趣,对外语有兴趣。所以我想应该多学一种语言,但是不想学另外一个欧洲的语言,我就是想……本来要学习日语。

但是,后来我的继母说‘中文比较简单。语法上中文比较直接一点。’因为原来在我家周围,没有任何亚洲啊中国这样的一些文化的痕迹,都是美国人在哪儿。所以,对这方面的历史也没有什么认识。就这样,我上大学时开始学习中文。后来觉得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在中国呆了一年多。然后回来继续学,学了一个硕士学位,学习中国文学。我学中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说学中文是因为您的继母说,中文比较简单。您真的学中文的时候,感觉是那么简单吗?”
梅丹妮:“当然一点都不简单。她的意思可能是,跟日语相比语法可能有点简单,就是比日语的语法更像英文的语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了解一点点日语,你会发现都是相反的,主语什么的都放在后面,好多动词都不容易把握。当然中文也是非常困难的语言,学了很长时间,我学得非常努力,但还是觉得总是说得不好,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不懂的东西,就是永远也学不完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任何什么外语都有它自己的困难。”

*梅丹妮: 为什么我的两个孩子会说中文*

主持人:“在这次采访您之前,实际上我们已经见过几面,并且我有机会在聚会上看到您和您的家人。我发现,您的孩子中文也说得很好。您怎么样让您的孩子也会中文?”
梅丹妮:“对。为什么我的两个孩子会说中文,是因为现在我家不在偏僻的新罕布什尔那边,而在纽约。纽约的一个资源就是人们来自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觉得,小孩儿一个天赋就是语言可以学得非常非常快。

我觉得你把一个小孩……刚出生到四岁这个年龄,放在一个有四个语言的环境,他(她)完全可以把握,完全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的,不会觉得需要刻苦地学习这些语言,他就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在纽约,我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让我的孩子说中文。所以我们很长时间一直请一个来自上海的阿姨,在我们家照顾我们的孩子。基本上,他们就是跟她学很准确的中文,跟我学,我还是坚持跟他们说中文,这样的话反正不会忘记。”

主持人:“会不会有上海口音呢?”
梅丹妮:“应该没有。因为我们来自上海的阿姨她的老家是北京,后来他爸爸妈妈搬到上海,所以当然她会说上海话,但是她应该有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主持人:“您说孩子可以在四种语言的环境中很自然而然的学会四种语言,那实际您家里孩子们是学几种语言?”
梅丹妮:“现在只有这两种,中文和英文,因为我先生他只能讲英文。”

*梅丹妮: 我特别想帮忙,这是个非常好的、有意思的,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主持人:“请问您最初是怎么认识陈光诚先生的?”
梅丹妮:“首先,我认识他是因为纽约大学雇我作他的一个特殊顾问这样一个职位,帮他各方面。因为他来美国不久,有很多人找他,或是媒体啊,或是一些机构啊,或者是大学,各个地方的……很多很多的邀请,然后他有翻译工作要做。所以那时候……之前也不是特别了解他的事情。当然我听到他逃出来时候的一些报道,但是我之前没有太专于人权方面的活动。虽然很关心,但是没有自己做。

我那时因为朋友的介绍……就是朋友的朋友这样一个圈子,学习中文的美国人这个圈子还是比较小,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可以说都认识,或者通过几个人就认识了。那时候就认识他,但是首先不是因为帮忙写书稿,是帮忙做其它事情。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我可以帮忙整理这个书稿。我觉得他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编出这样一个故事来(笑)。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在一个农场长大,他小时候在农村,有一些东西跟我小时候的一些经验有点儿……也不是相同的,但是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想帮忙,这是个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这样一个机会。”

主持人:“您现在还为纽约大学那个项目工作吗?”
梅丹妮:“没有,没有。我在纽约大学只是有一年,到此为止。基本是光诚和伟静他们离开纽约大学的时候,我也走了。因为他们不在纽约大学,纽约大学也不会雇我。

主持人:“从您介入这个写作,一直到成书,中间有多长时间?”
梅丹妮:“肯定是有一年多,因为书是 2015年3月份出版,书稿基本上是2014年的8月份就定好了。然后接下来有很多是涉及这本书的一些工作——每一页是什么样子,用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照片用多少,怎么放,怎么解释照片……所有这些东西都得跟出版社一起确定,花好几个月时间。之前整理这个书稿最起码有一年。”

*梅丹妮:现有几种译本、不同版本出版顺序和时间,未来其它译本出版计划和意向*

主持人:“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八个其它文字的翻译本。所有后来翻译的是不是都是从这个英文原著翻译的?没有从中文译本翻译的?”
梅丹妮:“对。其实中文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有都是从这个英文版。”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几种译本?”
梅丹妮:“有四个英文版本。因为有英国、美国的,还有加拿大的硬皮的。2016年有一个软皮的也出版了,台湾的中文也是2015年的。其它语言有德语、瑞典语、盲文,还有法语,这都是2015年出版的。2016年就是有那个英文的软皮,然后还有意大利语。2017年有西班牙语,还有日语的。

将来应该有一个泰国语,但是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版。有这个计划,而且版权的事情已经定好了。”

主持人:“如果泰国的算上,就是13种版本,是这个意思吗?”
梅丹妮:“对。”

主持人:“其中有四种是英文版本,包括那个原著。就这些书的翻译,有些什么特别的故事、事情、信息的反馈、读者的反应……您能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吗?”
梅丹妮:“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最奇怪的就是翻译成中文。因为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后来我们也有机会在出版之前看这个(中文)翻译版本怎么样。然后我们发现,因为很多英文的说法不能直接翻成其它语言,就像一些成语这样的东西,你直接用每一个字翻译,就很别扭。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修改一下那个中文版。当然非常不容易这个过程。

其它的语言我们都没有怎么参与,也不知道翻译得怎么样。但日语,我们最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日语翻译得非常好。但是我不能读懂(笑),我不知道。”

主持人:“他们和您联络的过程中,使您也有机会和各种语言的、各国的出版界有交道,他们对……比方说一本书被翻译成这么多语言版本,他们是怎么说?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梅丹妮:“首先,比较直接的一些联系都是通过这边的出版社,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个版权。必须通过他们来决定,谁能够出版,但是当然最后是光诚的决定,愿不愿意用其它国家的出版社。但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荷兰的记者,非常想找一个出版的机会,但是荷兰语的出版界比较小,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出版社。但这位记者非常有趣兴趣,还有越南,也有一些人非常愿意出版,但是还没有成效。

我们其实也没有没有太多的反馈,通常我们没有太多机会跟他们直接有联系。只有我们去法国的时候,我们跟那边的出版社联系比较多……因为他们邀请光诚去。还有英国的,也邀请他去,有一些演讲,所以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见面。他们当然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出版这本书。而且各个语言也是很受欢迎的。

很多人跟我说‘这本书肯定是要拍成电影,就是那样的有非常强的故事性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可能出版社没有做太多的应该做的宣传,而且你看网上的一些评价,都是非常非常好。”

*梅丹妮:为陈光诚访日担任翻译,沿途有感*

主持人:“近期光诚、伟静还带着他们才8个多月的第三个孩子一起出访日本和英国,您全程陪同作翻译……
梅丹妮:“对。作翻译。”

主持人:“这趟日本之行,您作为翻译……他们也和日本方面很多讲日本话的人有联络,那么在这个翻译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人从中文直接翻译成日文?有一些是通过您翻译成英文,然后让日本人了解到……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梅丹妮:“对,对对。其实我发现,日本现在有很多中文讲得非常好的日本人,还有住在日本的中国人讲日文讲得非常好。所以有时候……主要是采访,我帮忙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在我旁边有一个讲英文的日本人,他翻译成日语,这样就是一个‘绕来绕去’的过程。”

主持人:“访问日本整个过程,是从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大致状况您看能不能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梅丹妮:“我们这次去日本,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我们首先去东京,然后去北海道,然后回到东京,因为还有一些地名,我说英文……”

主持人:“对,我理解。因为一般外国的人名、地名都是音译成中文的,只有日语是例外。”
梅丹妮:“日语的这些名字我不知道中文……可能是岩手,东京以北的一个地方。然后回到东京,然后去德岛、广岛、京都,还有我忘了中文怎么说,我们最后去了一个地方(名古屋)。反正他在八个不同的地方作了演讲,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看很多人非常非常感动,听他的演讲,他讲完之后,有些就叫他签名,他们买他的书。有些人甚至流眼泪。

有一些翻译在翻译他的演讲的时候也哭了。有一些就不能继续做了,就那么的感动。他们非常尊敬他的工作,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特别的感动。听他的这些演讲,我觉得跟他交流也是特别的愉快。”

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相关的话题暂时谈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