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史学之祖希罗多德(Herodotus)
1，史学理论史的简单介绍
上节上介绍的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并不能算作历史理论方法，因为它主要讲的是人的逻辑思维问题。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中提出的一个即道德至善又能纯粹理性思辨的人，从知识的角度來看，那应该真正的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在这里讲的知识，即是按德文中理解的知识，也就是英文中文意义上的科学。对这一点后面还要仔细分析。也就是说，应该真正的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知识。对于历史而言，自然地那就指的是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史学理论史和有关于史学家，部分历史哲学家的知识。限于篇幅，关于史学理论史，在本系列文章先只能主要讲述西方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种不同的史学理论，在接下来文章中主要总结一下中国当代史(主要指当代政治思想史)上出现的主要关键问题及解决之道,反思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的主要关键争论问题并对此提出笔者的解决之途径，为了使我们的读者对历史、历史理论、思想史,当代史,当代思想史、哲学、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克罗齐历史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历史与哲学同一论。为此也需要介绍克罗齐的当代史说和科林武德的思想史说，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兴起的康德历史哲学。本着尽可能的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介绍这些世界上已有的最主要的史学理论和有关的历史哲学 ，这是我的心意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用最后的一个段落来简单地介绍一下本人对有关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 的理解，结合本人对有关中国当代和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引出了本人的新的史学理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批判史。
2，西方史学之祖希罗多德(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前420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所撰写的《历史》犹如西方史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被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叙事体历史巨著。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 Cicero）称他为“史学之祖”，这一称号无疑是对希罗多德历史地位的确当评价。
根据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希罗多德大概出生于公元前490—前480年之间，卒于公元前430—前420年之间。希罗多德的出生地，是波斯统治之下的希腊城市哈利卡那苏斯（ Halicarnassus）[今土耳其东南部博德鲁姆（Bordrum）。] ，隶属于波斯帝国第1省区[参见希罗多德：《历史》Ⅲ. 90。]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他既是一位希腊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波斯帝国的历史学家。
大约自公元前454年开始，希罗多德进行过多年艰苦的游历，足迹踏及波斯帝国的许多地区。据后世研究者推算，他的足迹之广，东西、南北之间跨度分别都达到约1700英里（约合2700千米）。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时代，在交通设施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他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四处探访，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堪称壮举的长途跋涉。其间，他通过实地调查，亲自采访，眼界大开；他寻访名胜古迹，考察风土人情，搜罗民间传说和趣闻逸事；他一边考察征集，一边整理分析，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写作《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和其他殖民者一道，移居到雅典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城邦图里伊（ Thurii）[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成为图里伊的公民；在那里，他专心著述，直至逝世。相传在图里伊为希罗多德所立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斯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之最优秀者，他是在多利斯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躲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把图里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转引自张广智等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希罗多德生逢希腊城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耳闻目睹弱小的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那无疑是当时最重大的事件。希腊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以少胜多，赢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促使他们当中那些有识之士进行反思：波斯人是如何兴起和对外扩张的？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希腊人何以能战胜众多异族人？世界各地希腊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环境如何？有哪些趣闻逸事、独特的习俗和性格？取得过哪些令人惊叹的重要成就？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促使希罗多德下定决心，深入调查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和历史，撰写一部完备的著作，探究希腊人和异族人以及异族人之间纷争的起因和过程，以传诸后世。
3，希罗多德史学成就
按照希罗多德自己在《历史》里的开首中说，该书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希腊语里的Ἱστορίαι《历史》一词，便有“研究”、“探索”的意思）。他将之发表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希罗多德创造性地提出“保存人类功业”的任务，而且告知世人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为了为后人提供借鉴。这些认识都是开创性的，也为后人治史指明了方向。
《历史》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从开篇至第五卷为前半部，作者介绍了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等地的历史情况，并论述了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从第六卷到结束，则专门描写希波战争的经过，历述爱奥尼亚起义、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海战、普拉特亚之战，以希腊人攻占赛斯托斯结束全书。
希罗多德史学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是注重实地考察；第二是注重地理人文；第三是注重社会文化史；第四是人本主义历史观；第五是开创叙述体，该编纂体例成为近代西方史书的正宗体裁。
希罗多德写作《历史》，史料来源于口头传说、考古材料和前人的著述。正因为《历史》中大部分的口头传说，他也成为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尽管《历史》记载了不少荒诞无稽的传说，并因此受到比希罗多德略晚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讪笑，称之为“谎言之父”， 但它仍然有很高史料价值。他的记述有不少是亲自调查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为后世的发掘和研究所证实；对于史料， 他基本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时坚持了客观主义，其客观主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对史料的选材，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第二是博大的民族情怀，没有“沙文主义” 的民族主义倾向；第三是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用世界性的眼光来写《历史》。
美国学者汉密尔顿说：“他的毫无偏见以臻至极。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但是希罗多德从来不这样。希腊和波斯战争时，他坚定地站在希腊的这一边但他也钦佩波斯人，赞美他们。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斯基泰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 (汉密尔顿． 希腊精神［Ｍ］．葛海滨译．沈阳：辽宁出版社， 2005)
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处处贯穿着作者对历史事件态度鲜明的看法与分析，下面就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主题(叙述波希战争起因、起点和终点)来说明这一点吧。
从书中，我们看到，希罗多德没有将这场战争的责任推到波斯人身上，而是指出由于希腊人曾经为海伦攻击过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才导致了波斯人与希腊人旷日持久的战争。
希罗多德在《历史》这一著作一开始(Ⅰ.1. 1)就说：“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因为在波斯人的心目中，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
随后希罗多德(Ⅰ. 4. 1)又指出，“但是接下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在他们未对欧罗巴发起任何袭击之前，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侵亚细亚了。”真正可以称得上战争远因的，就是希腊人入侵亚细亚，就是侵略了波斯的“领土”，或者至少是曾经侵略过波斯人的“领土”。后来，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爆发波希战争。
希罗多德(I. 1)从一开始就“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展开他的故事；并且屡屡把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的“暴动”称为“叛离”。希罗多德自始至终都主要是从波斯人的视角来理解这场战争的，波斯人离开了欧罗巴，退回亚细亚，就是退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了。一言以蔽之，希罗多德的视角或者立场是理解《历史》主题和内容的关键。
战争的前期，希腊诸邦之间由于矛盾重重，故而连连败退。幸运的是，希腊拥有很强大的海军，而内陆的波斯，则不能够胜任海战。海上的优势使希腊诸邦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在希波战争的转折点——萨拉米斯海战，也是希腊海军一举歼灭波斯海军，才遏制住波斯人的扩张。
4，希罗多德史学的当今意义
历史学家徐松岩在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上的《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一文中总结性地写道,
“希罗多德招致指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虽身为希腊人，却并未自始至终地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写作，相反，他的立场多变，常常批评希腊人，甚至站在异族人甚至是希腊人的仇敌波斯人的立场上撰写他的著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甚至在那些习惯地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中国学者看来，他的这种做法都是难以接受的。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客观求实、秉笔直书的体现。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所普遍称道的修昔底德史学的客观主义思想，必须根据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审视。
希罗多德的“世界性”视野，显然是植根于波斯帝国这个“世界级”的帝国。希罗多德也是第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的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及其对人类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世界文化宝库里一份绚丽多彩的宝贵遗产。”
希罗多德留给了后世的一句名句，“上帝欲使之灭亡,心先使之瘋狂”。
四，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1，修昔底德生平介绍
修昔底德（希腊文Θουκυδίδης 英文Thucydides,B.C.460或455～400或395年）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向来被认为是西方客观主义史学的不祧之祖。
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鲁斯,与马拉松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米大雅德的后裔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被雅典公民推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当时伯拉西达率领斯巴达的战队及色雷斯同盟军进攻安菲波里，雅典守将攸克利派人奔赴修昔底德处求救。彼时修昔底德恰好在离安菲波里约半日航程的塔索斯，他接信后马上率部前往，但抵达时城已被斯巴达人攻陷。修昔底德因此被雅典当局以贻误战机、叛逆通敌的罪名被放逐竟达二十年之久。在放逐期间修昔底德密切关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展与发展，并将之撰写下来落笔成文。放逐期满后，回到雅典继续撰写记录希腊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八卷，一百多万字，尚未完成就被暗杀。修昔底德的一生，似乎就是为着完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而来的。
2，修昔底德史学成就
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因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理性的历史书写，因其严格、标准的证据收集工作，客观的分析因果关系，也因其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细致而丝丝入扣的“还原”，修昔底德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
即便是当代的事件，也不易准确把握，因此需要求实的态度和严密的方法。对于自己的记载，修昔底德这样说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I. 22）”
修昔底德更以信史自许，以“述真”与“确实报道所发生之事”为职志。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记录历史必须要客观，追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有因必有果。他从不盲从，总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前人，坚信自己的理智。理智、客观是史学家修昔底德做人做事的准则。
第二，因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与产生的后果建立在恐惧情感与利益基础之上，他也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科之父”,他的著作则被视作“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焦点,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三十年和约的破坏，而这场这场战争(同时也是这部著作)的中)的中间点,则是公无前421年的尼基亚斯和约。
在论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写道：
“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
这一经典的分析成为后世众多历史事件分析的榜样。
这其中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近年來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国际关系史上的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在冷战形势初见端倪的194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如果一个人至少在他心里没有思考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时期以及雅典的失败，我真的怀疑他是否能够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思考当今基本国际事务中的某些东西。”
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来类比和理解冷战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间的对立的，马歇尔的这一段话己经为战后四五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历史所证实。那么人们也有同样的理由， 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来类比和理解当今世界中共大陆的‘崛起’与西方阵营间的对立，人们真的怀疑习近平及其后人“是否能够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思考当今基本国际事务中的某些东西。”结果如何呢?那只好试目以待了。
第三，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修昔底德探究和阐明历史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特别是研究了人性中的欲望激情与正义法律之间关系后提出了他的国际关系正义观，以使历史能够为后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3，修昔底德史学的当代意义
陈玉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国际正义观》一文中探讨了“在波斯战争中无私地协助其他希腊城邦维护独立,甚至不惜放弃自己土地的雅典,是如何,又为何会发展出如此违背传统的正义观?”这个问题后,总结性地写道，“波斯战争之后达到鼎盛的，也逐渐开始偏离正义和德性，随着伯罗奔尼德战争的爆发,雅典人在对外关系中越來越少节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失败。”
“ 以阿尔基比阿德斯(后期雅典首领一引者注)为其象征的雅典人，在正义观念的扭曲，同时也是在狂暴，傲慢的道路上达到了顶峰。”
“一个人由于傲慢而罔顾正义，并带来自己的毁灭，这是古希腊悲剧中常见的主题。”
李永明在发表于《世界历史》2006(6)的《修昔底德的“正义”观》一文中写道,“修氏认为,对利益和统治权力的追求是人性的一个根本特征。人性与正义、法律相对立。虽然正义、法律对人性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可悲的是,它们又很脆弱,常常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人性的解放。而一旦人性中的欲望和激情被释放出来,它便超越于正义和法律之上,进一步造成城邦秩序的崩溃和道德观念的瓦解。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类似的灾难“将来永远都会发生”。”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修氏认为.所有国家和人们都在人性的驱使之下去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正义。对于国家而言,不存在超乎本国利益之上的东西,同样,在城邦内部,个人、党派也不会超越自身利益行事。总之,无论是希腊诸邦之间的冲突活动还是诸城邦内部政党、个人的斗争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人性的反映。正义、法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对人性加以限制,但其作用又有很大的局限。修氏上述关于人性以及人性与正义的认识蕴涵了深刻的历史思想,即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又是人性的表现,因此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人性中的各种欲望(贪欲、权力欲等等)，即“恶”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变化。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路，正义等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背离的。”
笔者在此仅对李永明的评议的最后一句话需要作如下的改动，“正义等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有時是相背离的。”
修昔底德否定宗教神灵对人事的影响,区分天人之别,对神灵与大自然的认识较之希罗多德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修昔底德认为,不仅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而且古往今来的历史变化都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而且由于“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将来发生的事同样也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所以他断言,读他的书可以“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他的书是一部鉴往知来,“垂诸永远”的著作。修昔底德对历史理性的认识之深刻，是希罗多德所无法比拟的。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