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东方大学里讲中国文革课28年，我深刻感受到的第三大区别，是大学所在的社会对本课题的关切度不同所带来的教学效果之差异。讲授中国文革课，不能在发生了这场巨型社会运动的中国大陆进行，不言而喻，给这门课接地气的可能性造成多种困境。在异地讲中国文革，我要寻找合适的“地气连接闸门”，就得作多重的尝试。
接地气与否的两类主要机会
我观察到的关键是：有没有学生运动发生是第一号的地气连接闸门。只要大学所在的社会发生了某种形式和规模的学生运动，就会猛然增添该社会对中国文革课的普遍关注，当地媒体就会大幅度报道该课程，选择上这门课的学生就大增，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课程的认真投入度就显著加深。不得已而求其次，如果大学所在的社会本身没有学生运动发生，但远在中国大陆发生了某种形式和规模的学运风波，所起到的“地气增量”效应也是挺明显的。第二号的地气连接闸门是中国大陆的政坛态势，假如内地发生了戏剧性的高层政治动向，也会引发上面所说的海外公众舆论对文革课程的关切度提升，刺激当地学生的求知劲头。
我在哈佛本科生院当文革课助教的那几年期间，美国本土并未发生有规模的学生运动，但却遇上了1980年代末的特大中国学潮。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那三年（1995年年底至1998年年底），该国大学校园里时不时的有学生小团体为原住民历史上的遭遇——他们的孩子有些被政府福利部门以父母照管不周的理由转给白人家庭抚养——游行抗议，喊出的口号吓死人，诸如“澳大利亚的种族灭绝！”，但应者寥寥，不能算是可观的学生运动。那三年里中国大陆也没有发生学潮。在香港教学的多年里，最与文革课能够接上地气的重大事态，要数本地2014年夏季鼓吹和随即发生的“占领中环”风潮；以及从2012年开始，内地时隐时现的以薄熙来和周永康等“野心家、阴谋家事件”为标记的一连串戏剧性的政治风波。
每当这样的接地气闸门开启之际，我必须在中国文革课程里增加纵向和横向对比的讨论，这正是比较政治社会学专业的一大亮点。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添油加醋搞炒作。恰恰相反，是要在公众舆论热哄哄的氛围里，尽可能冷静客观地解释当前的事态和早年的文革相比，有哪些要素是同一性质或遥相呼应的，还有哪些核心元素是不一样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有类似之处。鉴于1989年代末的中国学潮和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对比，已经发表的研究作品汗牛充栋，此处不再复述。另外两个事态所触发的公众舆论、学生关注和广泛误解目前仍然余波不断，在此还需要交代一下我在文革课中如何应对相关的疑问。
对文革真相越了解，对激进主义越警惕
香港在“占中”发起之前和行动期间，很多本地及外地的评论员把它比作中国文革的小型翻版。这种类比当然有其符合史实的少许成分：两者都是由高等院校里面首先起事的，以大中学生为主的青少年是风暴的先锋，学生自发组织上街“搞事”带动了更多的普通市民参与，其间也发生了少许的暴力冲突。但是，仅仅这些表面的相似之处并不能证明，香港的这场在高峰期有多达数万人卷入的街头行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在特区的重演。中国大陆文革深层最关键的诸多要素，远没有可能重现于香港的“占中”运动，诸如最高领导层的成员直接操纵学生组织、整个行政系统和公检法机构的瓦解或长期瘫痪、因此只好动用正规部队管控社会即全面实施军管、民间对立的几派组织各自抢夺大量武器装备搞武斗，等等。笔者当时就在课堂内外作出这样的解释，虽然力求客观中立，却未必被最激进者所接受（参阅李春、杜宗熹：“台灣太陽花、香港占中與文革不同”，台北：《 联合报》，2016年5月19日）。
2014年9月期间，众多的香港居民和各界机构，尤其担忧北京的中央决策层会命令驻港的中国正规部队出动对付“占中”运动的参与民众，以便尽快恢复全城的正常秩序。我一直以大陆文革期间的军事管制之无可奈何的性质、与香港尚未出现这样的紧迫情势之对比，对学生和公众解释：驻港部队不至于被中央下令出动，以替代香港警方来维护特区的社会稳定。假若真是发生了这样的军事管制状况，能够为香港社会绝大多数所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即“一国两制”大政方针，就退场了。这岂非是历史性的大悲剧（参阅丁学良：“向‘老外’释疑‘广义占中’”，香港：《信报月刊》，2014年10月号第70-73页）！在“占中”运动以后的两届文革课程期末考试中，我尽力引导学生对二者作客观比较，这样的考题最能引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见解。有些学生说，上了文革课以后，对激进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可能引发的后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可见，只要接上地气，关于中国大陆文革的课程就能够让年轻一代在政治意识和社会行为上成熟得多、理性得多。
他们其实是“麻秆打狼两头怕”
以薄熙来周永康事件为标记的那一串政治风波，被众多海内外评论人士说成是“文革复辟”、“亚文革”、“流产的文革”云云。薄熙来在重庆市当一把手期间的“唱红打黑”、“薄书记个人崇拜”（笔者曾在当地做过调研），和后来最戏剧性的“王立军仓皇出逃”这些作为，确实展现出和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的一些元素。我在香港的课堂讨论和对媒体的公开解释中，系统地对1976年10月之前十几年期间中国内地的重大政策演变和高层人事波动作了回顾，力图说明：薄家族属于文革中受折磨程度次深（次于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的高层圈子。无论是从理性还是从情感角度来看，我们都难以确信薄熙来真的会感谢和怀念文革。薄在垮台前数年里所说的和所做的那些五彩斑斓的东西，基本上是对文革要素的少量选择性应用。越是从表面上看，越像是模仿文革的做法；越朝深处挖，越不是重复文革的核心元素。假设薄熙来和周永康等“阴谋家、野心家”万一得势了，他们最有胆量和激情实施的，应该是文革后半段的几项政策和措施，最主要的是“清理阶级队伍”那种完全抛弃法律、只强调“从快、从严、限期完成指标”的对社会群体的强力处置。但是，这种按时间照比例完成任务式的大面积红色恐怖方针和措施，并非最富有文革特征的行为（参阅相关的文献和史实考证，黄钟：“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
最富有文革独特性的政策和措施，是文革初期三年的那些绝招，首要的是大权独揽的最高层多番鼓励暴民运动，自下而上地对各级党政干部发动持续的政治冲击、公开羞辱外加肉体折磨。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没有任何一位掌权的高层领导敢于重拾最富有文革独特性的这种做法。薄熙来和周永康等其实是属于“麻秆打狼”之流，根本无此胆略。他们深知这个绝招一旦奏起，无人能够掌控局面。他们对其脱缰之马式的扫荡力，预想起来，不可能不胆战又心惊、半夜冒冷汗。说他们搞文革全盘复辟，是抬举了他们。
原载：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