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应该只记录光彩、荣耀、灿烂的部分，还要记住其中阴暗、邪恶、原始的内容。记住这些内容，是要增强我们抗击罪恶的能力，也是为了警戒后人。
文明与野蛮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从全人类的发展趋势看，文明程度提高、野蛮成分减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近千年来，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规律。相反，自宋朝以后，在文明程度上，我们却有明朝不如宋朝、清朝不如明朝的规律。至于民国是否不如清朝、现在是否不如民国，尚不可妄加评论，但起码我们找不出文明程度随时光流逝而明显提高的证据。
我们说，我们的民族有光辉灿烂的文明，但其中我们可以提及的内容大多发生在数百年甚至两千多年以前。在近几百年中，值得我们荣耀的东西并不多。相反，若提及我们野蛮的事例，两千年前有，现在也有，而且在许多方面花样在增加，程度在加深。
野蛮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能够归入这一概念的行为包括战争、人殉、虐俘、嗜杀、恶斗、剥削、压榨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管制等方面的行为。应该说，要想准确地记录从古至今上述行为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仍可从各个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中寻找相应的规律。
战争从古至今一直和人类相伴相随。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武器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强。在春秋初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投入的兵车均在数百乘之内；战国初期，千乘之国间倾其所有的战争已为常事；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动辄就是数十万人参加的战争。而到了现代，战争已经由冷兵器变成了重火器，参战人数也超过了百万级。1945年以后，在国共两党军队间的战争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加在一起超过了一千万。当然，战争的规模越大、使用的武器越先进，伤亡的人数就越多。在国共两党间自1946至1949年的战争中，双方战死的军人数有百万之多。
人殉就是拿活人陪葬。这种制度究竟起自于何时，尚无从考证。在我们发现的殷墟王陵墓葬中，见到过陪葬者的尸骨。从殷商至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这期间，身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缪公竟然让包括奄息、仲行、鍼虎等所谓“三良”在内的177人为其殉葬，致使后人有“《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的诗句。到了西汉时期，人殉制度消失了。汉文帝甚至还力主薄葬和简办丧事。但是，时隔一千五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竟然又恢复了人殉制度。他先是降旨让两名王妃为他的次子殉葬，后来他自己死时又以46名妃嫔和宫女殉葬。在他之后，成祖、仁宗、宣宗等都曾拿妃嫔和宫女殉葬。直到英宗朱祁镇时才废止人殉制度。朱祁镇废止人殉制度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465年，这是一个后人应该永远记住的时间，从此之后，中国没有了公开的人殉制度。
两千多年前，秦国将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开了大规模虐杀俘虏的先例。此后，类似的事情不断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项羽在秦军将领章邯投降之后，仍然将秦军的二十万士卒坑杀于新安城南。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军中投降曹操的士卒，也全部被坑杀，前后有八万人之多。与坑杀战俘相近的，还有战争中胜利者的屠城行为。秦统一六国时，就发生过屠城；唐朝，安史之乱时有过屠城，黄巢起义军也有过屠城的记录；明末张献忠的起义军在武昌屠城，使长江面上“逾月人脂厚累寸”；满族人在占领中国的过程中，屠城更是家常便饭。他们在锦州、大同、济南、湘潭、广州、扬州、嘉定等地都进行过屠城。在扬州屠城，杀死军民80余万；嘉定三日，杀了50多万。由于张献忠和清兵分别入川屠杀，几年内致使四川的总人口由600万骤减至50万。清朝末期，曾国藩的湘军在南京屠城，被杀的人数也在十万以上。
说到虐俘，不能不说我们对待被敌方俘虏的我方人员的态度变化。应该说，近代以来，随着对俘虏问题的国际公约的推广，优待敌方俘虏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坑杀俘虏的事情，在近代已经十分少见了。在另一方面，对待被敌方俘虏的我方人员的态度变化，也是反映一个国家野蛮程度的重要指标。应该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差。就拿我们对待李陵的态度来说，汉唐时期，文化界对李陵基本上是肯定的。到了宋代，则有褒有贬；明朝以后，则以否定为主；今天则干脆将李陵说成是汉奸、叛徒。今天，我们对待朝鲜战争中归国战俘的做法，也比古代有明显的倒退。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残暴的统治者都嗜杀成性。商纣王、秦始皇、王莽、隋炀帝等许多帝王都不把杀人当回事。三国时期，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经常杀掉不如他意的宫人，然后，将尸体扔进河里，让河水冲到宫外去。他甚至还残忍地剥人面、凿人眼。南朝刘宋时期的前废帝刘子业和后废帝刘昱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刘昱做皇帝后，最喜欢干的事是带着一帮人出城为非作歹。跟随他的人都拿着长矛，碰上谁，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捅死。他随身还备有木棒、钳、凿、锥、锯等工具，用以击破人的脑袋、砸烂生殖器和开人肚腹。南齐的东昏侯肖宝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经常离开京师到郊外游玩，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要回避。若碰到没有来得及逃避的人，则当场格杀。北齐的文宣帝高洋诛杀大臣的手段极其残忍，“凡诸杀害，多令肢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明太祖朱元璋也经常杀戮身边的近侍和大臣。跟着他打天下的高级将领将近一半，被他杀死。他派人杀死武将常遇春的老婆后，还将其尸体大卸八块，做成肉汤，给大家喝。史书上倒是没有现代独裁者亲手杀人的记录，但其通过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运动杀的人，比历代统治者加在一起还要多。
恶斗在这里主要指发生在民间的恶性行为。应该说，普通的民间恶斗时时都有，从未间断过。但一般来说，历史是不记录这类事情的。只有当这种恶斗涉及某些重要历史人物时，我们才能够发现其中的某些蛛丝马迹。南北朝时作恶多端的乱臣侯景被杀后，他的尸体被送到南梁的首都建康示众。建康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已极，争着去吃他的肉。他的骨头被烧成灰后，还有人将灰放在酒中喝掉。明末忠臣袁崇焕被崇祯皇帝错杀后，把袁崇焕当成卖国贼的京城百姓，生食其肉，并将其骨头砸碎扬弃。在东汉末年、在唐朝安史之乱时，在元末明初、在民国初年以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均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要比吃人的数量，上世纪60年代初可能为最，只是我们至今还缺乏准确的资料与数据。说到恶斗，还不能不说发生在2010年的杀童案件。在这一年中，中国从南到北发生了8起杀童案件，手段极其残忍，其性质之恶劣几乎创人类历史之最。
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我们无法详尽比较各个时期权势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情况。过去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今天没有了；过去的皇帝要修宫殿、建离宫，今天公开的没有了，但私底下还有；过去有石崇、王恺、蔡京、严嵩、和珅等富可敌国的贪官，今天也有。有关贫富差距的情况，我们无法直接比较，但我们仍可以从老百姓养活的官员人数中略见一斑。中国历代官与民的人数之比为：西汉1：7945，唐高宗时1：3927，元成宗时1：2613，明朝1：2299，清康熙时1：911，现在1：28。无疑，老百姓养活的官员多，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就越重，权势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就越严重。
统治者对人民的管制内容多种多样，有连坐制度，有对人民迁徙的限制，有文字狱以及对言论的管制等。连坐制度为战国时期商鞅首创，是指一人犯法，其家族、亲属、邻居等连带要遭受处罚的制度。最严重的，甚至要株连九族，所有的邻居都要跟着遭殃。这个制度，虽然在各个时期执行的程度不同，但却基本上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还创立了一种保甲制度，用以约束邻里间的行为。1949后，连坐与保甲制度名义上都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的政治审查制度。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将人的行为与其所有的亲属联系起来，相互牵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出身不好的子女都受到牵连，有的甚至仅仅因为是地富子女就被坑杀。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采取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做法，但却很少有人在制度上将这种做法明确下来。人口在地区以及城乡间的迁徙也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兵荒马乱之时，常常会出现人口大规模迁徙的现象。如西晋五胡乱华时期、唐安史之乱时、北宋末年、明永乐时期、清末民初，都曾发生过南北之间的人口大迁移。但是，自1949年后，这种迁移受到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户籍制度将人按照地区和城乡进行分类，自人一出生就固定下来，不可逾越。应该说，文字狱以及对言论的管制在许多朝代都有，只有在唐宋两朝宽松一些。若比严酷，当以1949年后为最。仅在1957年，就有30万人因为说了几句心里话被打成右派，被枪毙、关押或被强制劳动改造。1979年以后，虽然文字狱比前30年减少了，但在言论开放程度上尚不及民国时期。
说我们的野蛮史，不能不提全人类发展进步的趋势。我觉得，上个世纪是人类野蛮势力与文明力量争斗的转折时期，其结局是野蛮势力减退、文明力量增长。上世纪发生了两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大战，将各种残忍与罪孽推向极至。但随后，文明的力量占据上风，人类开始融和、亲善，普世价值得到推广和尊重。应该说，中国在二战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与世界历史合拍、同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二战后没有出现野蛮消退、文明增长的情况，致使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这也使得今天我们在归纳我们的野蛮史时，仍然不能得到一个明快的结尾。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野蛮的势力还很强大，文明还很脆弱。
201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