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9 张崑 如其所是
一起事件之所以能成为一起事件，一定具有一个独特的意义，若非如此，它就不是一起事件。
而著名事件，通常是得到广泛传播的公共事件，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一定是引起了某种时代的共鸣，才得以群体化。要使得一个人的意见，变成很多人的意见，一个人的困惑，变成众多人的困惑，一起事件才能变成公共事件。而这种意见或困惑“群体化”的过程，既是无数商家投入亿万广告费所追求的效果，也是枭雄政客们费尽心机所梦想实现的，偏偏那些日常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却往往能不费分毫，就起到他人耗费万金也无法达到的传播效果。是谁帮助他们完成这神奇的一步？
我们姑且为背后的神秘力量起个名字，就叫“时代的脉动”。是它，把所有与其共鸣的事件，哪怕是蝴蝶拍拍翅膀的小事，带给整个时代中人。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每一起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有其时代意义，所有这些一环套一环的意义，勾勒出了我们时代的走向。
现从本公号一篇去年初被删的短文开始，在事件中体察时代的进程：
标题：“报私仇”缘何成了2017的开年主题？
“刺死辱母者”案引爆网络，将2017年开初以来的系列“报仇”主题案件推向高潮。在火遍海外的某富商爆料案中，此人斩钉截铁地道出了他大爆黑幕的动机：保命、保钱、报仇！武汉火车站的泽东斩首杀人案，遇到不公，不求助于任何公权力，而直接报私仇！江西反强拆杀乡长案中，经国说的是：“我不想杀他，他欺负我”，可见，是目标明确的报私仇！
事实上，“报仇”是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现代国家得以建立的最根本的动力之一。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在《民族国家的理由》一书中，第一章首先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在马南看来，欧洲人民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报仇的权利让渡给了国家，这以1651年出版的霍布斯的《利维坦》为标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们之间的相互仇杀。可是，欧洲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接连废除死刑，国家失去了公民所交付的报仇的能力，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基本功能。在一个仍然存在各种现实杀戮的世界里，公民要么丧失保护，要么自己防卫、自己报仇。结果，想通过提高人权水平，却事与愿违，导致文明正在倒退到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中：那个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霍布斯世界”。在这个倒退之中，今日的欧洲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乐园。
与欧洲国家自废武功不同，中国的死刑不但没有废除，还高居全球第一，国家暴力不但没有削弱，甚至连法律都不能成为挡箭牌。如此崇尚暴力统治的国家，为何还不能担当起报仇的功能？怎么还会有人需要“报私仇”？
首先，“报仇！”在2017开初的几个月成了时代的关键字，这触及的自然法中建构国家的原初需求，是国家基本结构会否崩溃的根本问题，是霍布斯式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混战是否正在扣门的问题。
其次，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般境地的？
与西方由国家垄断暴力略有不同的是，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军队是党的军队，是由党而非国家垄断暴力的。在理论上，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西方以国家-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所维系的，在中国对应的是党民之间的榜样关系。也就是说，党民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靠群众运动建立起来的榜样和追随者的关系，延续了中国古老的“君为民之心，民为君之体”的君民一体的“忎政”典范模式。正如契约关系解体会进入霍布斯式的世界一样，党民关系一旦解体，就是一个需要每个人自己报私仇的无序社会。
先锋队组织纪律严明，虽然同属使用暴力的秘密组织，与黑社会不同的是，黑社会求利，先锋队求名，后者追求政治理想，承担政治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群众运动模式建立的国营“单位”纷纷在市场面前崩解，现代企业取代了群众运动的单位，党民关系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单元被抽空。同时，作为先锋队的党也面临自身的转型。1992年邓南巡讲话，获得官僚化党组织的热烈响应。从那时起，先锋队转型成求利的先锋队。先锋队一旦开始求利，就和黑社会越来越难以区分，同时，以榜样功能为内容的政治功能必然持续流失。而通常用来取代典范模式的契约模式，则被政权坚决拒斥。于是，社会在从乡村熟人社会到城市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中，这个本应从典范模式转向契约模式的转型中，既逐步不可避免地丧失着典范模式，又被暴力禁止引入契约模式，结果就是社会失去了团结社会的方法，呈现出结构性的崩解。
当“报仇！”成为时代的主题，标志着先锋队丧失政治功能。丧失了政治功能的先锋队与黑社会无异，只会维护部分人的利益，一样擅长使用暴力，却既不会起到国家暴力保护所有人的作用，也无法通过契约原则摆脱人人互害的失序状态。
那么，由谁来承担先锋队的政治功能？是如前苏联那样先锋队放弃暴力专政，走向全民国家全民党，还是由独夫替代先锋队垄断暴力承担其政治功能？这些未来问题，是以上事件还无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