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五十
民主派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是代表资讯科技功能组别的民选议员，从1980年代就开始从事IT界工作，是香港互联网协会创会主席，1999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数码青年，2014年获特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除了是IT界精英之外，他还是企业管理博士。
莫乃光担任的公职涵盖IT界及学界、创意产业、媒体、交通、医疗服务等，活跃于社会事务及政坛。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中，他击败争取连任的谭伟豪，当选为IT界别的立法会议员。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他成功连任。
在立法会大楼的议员办公室，莫乃光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对目前香港的政改停滞和一国两制落实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本土思潮的浮沉，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互联网放大了小众声音
莫乃光是资讯科技界的专家，对互联网的特点及小众思维如何利用网络传送早有研究。他举例说，UFO迷是一个小众群体，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可能只是孤单的个体，传统的信息交流地域局限性很大，使单独个体的想法表达受到时空限制，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遥远而孤立的个人便与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兴趣相同者一下子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声音变大了，力量也增强了，互联共享往往能够使这样的小众成长为一个学派和政团。
按照莫乃光的判断，同样在意识形态方面，非主流的社会声音在互联网可以集合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流派，2010年以来香港新世代中酝酿和兴起的保护集体回忆和保育运动，随着2014年“雨伞运动”的爆发，逐步发展为本土思潮甚至港独论述，就是拜互联网的社交平台所赐，把小众的声音和诉求几何级放大，其理念得以广泛传播，不论它是否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毕竟可以风行一时，留下烙印。
他认为，有了互联网，诸如美国文化那样的理论上必然占领世界舞台的主流文化和思潮，不一定就会实现扩张，反而有利于小众理念和思想的传播。二三十年前，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出现后方便了人们的沟通，容易取得共识，前景很美好，但不同的意见认为，网络的出现也可能催化相反的意识，主流媒体之外，小众媒体和少数人的声音得到扩张，获得壮大及相互间得到勾连。
事实上，香港的本土思潮兴起，与网络普及，社交媒体流行有莫大的关系。在保育运动和“雨伞运动”中，来自不同学校、社区和派别的青年人通过Facebook、WhatsApp串联，相识，聚集，抗争，他们是社会中最善于运用资讯科技的一代，因此互联网孵化了新的思潮诞生，尽管它可能夭折和颓落，可能有待痛苦的孕育，但至少动员了无数的陌生人进行一场不约而同的社会实践。
大背景下的港独疑惑
莫乃光不是港独派，而是主张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内的真正高度自治。他对港独思潮的兴起，从IT行业的观察角度，有一番见解。他不认同坊间调侃所言的梁振英是“港独之父”，他不认同有些民主派人士责怪梁振英批评港大《学苑》杂志文章是有意引发港独的争论，分化香港，提出这个敏感的议题后令中央撑他，可以制约民主派，达到其政治目的。他认为，港独思潮不是梁振英推动的，是反对梁振英和中央政府的人对着干使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大背景。过去几年，一些国家基于其深层次的民族问题，历史原因和政治背景，激进的民族主义盛行，脱离中央政府的运动一浪接一浪，给香港深陷政改困局和不彰的治理效应所引发的港独冲动带来了一些诱因，进而诱发了独立自主的情愫和不成熟的行动。
他明白，过去20年，传统民主派的表现似乎没有用，忽悠了急切渴望实现民主的市民，年轻人没有经过回归前的经历，躁动求变，没有耐性，希望很快看到实效，港独主张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独立，并不是民族独立的港独，本土派不曾去想过如何管治一个国家，经营外交，他们总是觉得过去被中共骗了，现在反弹，反映出他们对中央政府完全失去信心，需要的民主是自己可以说了算，你不给我独立，我偏要独立。
他说，自决派和港独派并不是主张地区独立，真正想要的是民主，对中央政府发泄不满，对管治效果失去信心，甚至要同它抗争，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这是一种斗争策略，用自决来标榜与传统民主派的分野。20年回归，市民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有效表达自己的取向，除了游行，就是靠选举。
如同笔者采访其他非建制派人士一样，莫乃光也认为港独的诉求只是对一国两制变形的不满发泄，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实体独立的操作，在宪政上和现实中都是不可操作的，但是既然提出了，客观上就搅动了一池水，从涟漪到波涛，引起争议和激争，符合反对派抗争的套路。
选举中的比例代表制加剧了非主流诉求
莫乃光从选举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本土主义思潮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立法会选举制度中的比例代表制已经失衡，为了出线，非主流的声音成为了吸引选票的工具。
比例代表制采用最大余额方法，又称数额制。比例代表制投票制度采用最高均数方法来分配议席，通过最大余额方法，候选人必须以名单参选，选民投票给一份名单，而不是个别候选人。投票结束后，把有效选票除以数额，一份名单每取得数额一倍的票数，便能获分配一个议席，当每份名单的余额均比数额为低的时候，则按每份名单余额的大小顺序分配剩余议席。
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从当年的单议席单票制变成现在的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据说当中的原因是中方不希望民主派垄断直选议席，由于选民中支持民主派的比例略高于支持建制派的，大概是60：40，因此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虽然票数不变，但议席会减少。以新界东选举为例，共有9个议席，确有多达20张名单，建制派和民主派需要分拆多张名单来吸引选票，取得多席，取得8-10%选票就可以在新界东、西有一个席位，这就给小众政治团体“以小博大”的机会。本土派在2016年正是利用比例代表制的特点，在全港夺去了多个席位。
莫乃光认为，比例代表制选区成了一个热闹的墟市，贩卖各种不同的诉求，为了迎合市民的失望失落感，靠标新立异来吸引选票。本土派虽然明白港独之路走不通，但以自决的包装，行动激烈来吸引足够的选票，越来越多选民支持这种激进的抗争和论述，即使搞到瘫痪也可以，瘫痪了议会，可以异军突起，可以拿到一个席位，受到一些选民欢迎。中央在普选上的做法间接导致了这种趋势。
莫乃光说，目前政府也在检讨比例代表制，他们希望少数激进的候选人将来难以进入议会，如果一个区席位只有五六个，候选人要争取的百分比高了，减少了小众利用的空间。但如果改变目前这种选举制度，也会引来反弹，原来可以进入议会的人不高兴了，所以改变起来难度很大。莫乃光主张改为更多的选区，实行单议席单票制，混合台湾模式，有比例数量的分区和不分区两个部分，取消功能组别和分组点票，取消比例代表制。
功能组别生出种票的怪胎
功能组别是民主派一直反对的一个制度，目前香港立法会中的75个议席，有30个功能组别议席，如果反对派因为反对功能组别而不去参选，民主派在整个立法会中的议席就不够三分之一，便会失去足够的否决票数。因此在功能组别没有取消之前，民主派仍然不会放弃这个组别的议席，在功能组别30个席位选举中，民主派赢得9个席位，加上直选议席，构成三分之一强的布局。
据观察，功能组别制度有两个怪胎。一个是行业界别，另一个是审查门槛很低的专业界别。行业界别的选民主要是公司董事，缺少从业员的参与，成了资方的游戏，因此有利于建制派。其中最可笑的是劳工界别，普通劳工是没有投票权的，只有劳联和工联会等霸着投票位置。
专业界别有9个，其中资讯科技界就是一个怪胎，他的行业门槛很低，缺乏另外8个专业界别所需的资格证书门槛，任何人只要申报自己从事IT行业就可以成为这个界别的选民，因此多次选举中出现种票情况，2016年的选举，情况更甚。莫乃光估计，全港IT界的从业员约有9万人，本届选举只有一万多选民，已经比上届选举多了一倍，多了的选民中，很难说有多少是种票的。所谓种票，就是非IT界别从业员，主动或被动登记成了界别选民，有权投票给这个界别的候选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功能组别的IT界别中频频传出选举种票的丑闻，莫乃光作为IT界的候选人和当选人，非常关注种票情况，曾经向警方报案。媒体也先后多次报道一些原本不属于IT行业的人去登记做IT组别的选民，甚至有背后操手的疑云，牵涉到一些左派团体。廉政公署从去年开始调查，迄今还没有结案。
鹹淡水纷争
对于近年有关一地两检（西九龙高铁站内设内地执法区）、全面管治权、DQ案、针对占中运动参与者的逮捕起诉潮的诸多争议，莫乃光不满中央政府“一言九鼎”的霸道作风和思维。他说，香港法庭的一些决定，似乎要由中央说了算，普通法如透明，香港处于“鹹淡水”交界，中方的“鹹水”渗透力往往大于香港的“淡水”，把“淡水”变成了有鹹味的水。一国两制的落实，中方总是说成功，说完就变，民主普选的门槛越来越高，全面管治权，完全不理香港和国际的看法和观感；美国人，国际人士在压力下，不想公开什么看法，英国人不批评，只注重对华贸易；中共对内压迫加大，逮捕律师，软禁刘霞……现在是一个民主运动的低潮，民主派动员能力效果不彰，大家很失落。
莫乃光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短期不看好，中方用“一言九鼎”解释一地两检法律，解释不通，港人以前的经验是法律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现在慢慢行不通了，中方不断重复错误管治方法，形成目前的管治低潮，对执政者也带来不利。
对于未来，莫乃光认为只能打持久战，与中共斗长命，很难说香港何时能够实现普选，需要看内地的形势变化，未必10年8年可以实现。
据观察，莫乃光的这种无奈加执着普遍存在于民主派的精英中，他们认为，本土派和港独主张者已经难以立足和像2015年那样发挥着抗争的主力作用，其支持者甚至重新转向传统泛民的模式，而泛民为主的抗争力量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政治的打压，温和不能，激进也不是，不断退守，除了心中那份坚持依旧，等待着时机，执政者的任何过失都可能是一个契机，一个转折。按照政治一天都嫌长的经验，以及常常带有引发突变的偶然性出现，民主派正在默默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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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unday，January 1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