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之乱
2018-01-19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残杀没有攻击能力和愿望的和平居民，尤其妇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反人类的罪行。对写作者而言，无论以任何理由或形式，试图为此类罪行狡辩、搪塞、遮掩，都是文字犯罪。
以全景方式来开义和团乱事是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凝练与详尽、严谨与生动难免自相矛盾，我将竭尽全力不使读者诸君失望。在过去陆、台学者们的研究中，起点往往着眼底层，步步观察其如何汇成汹汹之势。这种研究方法容易使人将乱事的主旨视为一场来自底层的排外暴行，因而批判矛头亦过多地指向了底层的愚昧与盲目。实则乱事之根在上而枝叶在下，其的本质是绝望之旧王朝的最后反扑。如果我们联系数十年暴戾的红潮，再回头来看义和团，便不会将上下主次关系倒置。
旧秩序装裱泡沫的覆灭——洋务运动回顾
我们需要先回顾一番满清王朝如何失去其“制度自信”。1860年英法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破北京，古老王朝的中枢首脑们终于见识到了新技术和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亦隐隐意识到旧秩序的末日危机。咸丰皇帝临终托孤，请大臣想方设法将朝代延续下去。不久西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诛杀顾命大臣肃顺，夺取了实权。在旧王朝内部，权斗一如数千来一般残酷，而斗争中的任何一方也都愿意维护这一王朝秩序。幸运的是，奕訢是满洲皇族中观念最开放的人，他与西后迅速为日后的指导性方针定下基调：联手汉人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实权人物，展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这三人分别代表着掌握着“防勇”兵权的新兴汉人势力，对待洋务的三种不同观念。曾国藩认为王朝陷入危机是因为传统儒家道德秩序已经崩坏，需要重建这一秩序使其重回古代的清明状态。他认为办洋务的指导原则是坚守儒家式信义，与洋人缔结互信关系。而左宗棠则对西洋文明表现出真诚好感，认为应当以学生式的谦逊态度来对待洋务，而且，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们来自一个比中国更加文明的世界，西洋文明蔚为大观，远非中国人所见到的这简单一角。至于李鸿章，他对洋人怀有一种华夷之辩式的鄙夷，他们只是一群掌握了奇怪技术、既不开化又贪图利益的不开化宵小们而已，洋人根本不值得信任，与他们打交道必须依仗中国式权术。
（左宗棠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最具眼界见识到政治家）
曾国藩的老病和左宗棠远赴西北，使李鸿章一党掌主导了洋务。基于就旧式官僚秩序的内在规律，我们只需了解李鸿章一人，即可了解洋务一派之概貌。李鸿章需要先进武器重拾天朝上国在岛夷们面前的威风；而满洲朝廷需要能够镇压国内叛乱的先进武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并非全无是处，它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现代化迹象，同时也使清廷基本具备了应付国内叛乱的能力。这段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光，源自扩大化的对外贸易。但朝廷中鲜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除了极少数如郭嵩焘一类呼吁变法的“汉奸”，朝野几乎一致认为：旧的皇朝秩序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只需购买或引进一些洋人物件，无须任何内在变革。
日清战争打醒了一部分人，李鸿章承认“自强运动”失败，中国需要另谋出路。比日本更强大的列强如果发动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则根本无力招架，先前他们没有这么做并非出于忌惮。戊戌变法则使朝廷中枢意识到了旧秩序的危机，它正在遭受更年轻的新一代汉人士绅阶层们不断加深的怀疑。而原先效忠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之类的汉人重臣，也表现出若即若离，冷眼旁观，并且他们年事已高，统治中枢面临着被迫换血的难题。旧秩序急需一股新力量来为自己充电。
己亥建储——老佛爷的复仇
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有投上所好之徒上奏慈禧，请废光绪皇帝。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后，这类奏折更是雪片一般。慈禧对光绪皇帝、康有为一党的态度，有私人恩怨和政治观点的因素，但根本上是政治利害，而在宫廷政治中这三方面又是无法分割的。光绪想要脱离的她的控制使她嗅到了危险，而光绪重用康有为等“心怀叵测”的危险集团，则促使她决心发动政变。政变对她来说是要扑灭一个不可靠的险恶团伙，而非扑灭一场变法运动，她不懂变法为何物，意义究竟何在？光绪和康有为一党要动摇她的权势，这是你死我活的政争。
如果以中国旧式统治伦理来看，慈禧算得上是位“明主”，她愿意“任用贤良”，然后将“国是”放手让她所信任臣子们去办，这些臣子们又反过来巩固她的政治地位，将皇家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在她统治之下，没有出现过安禄山、司马懿一类的狼子野心之辈。她拥有准确的直觉和高超的权术。选择与什么人结盟，与什么人为敌？她从未“犯过糊涂”。
所谓空穴来风，慈禧若无废帝之心，下面的人岂敢拿自己脑袋来玩笑？康梁一党逃亡在外，号称有朝一日要杀回北京“勤王”，拥护光绪归位。海外舆论大大强化了慈禧的废帝之心。各国公使馆也纷纷发来谴责：一国之君竟因政治观点而遭囚禁，岂是文明国家所为？英、美、德、法等国希望中国能够变法成为一个遵守现代秩序的国家，因此普遍同情光绪皇帝。促进中国变法是外国势力的一致愿望，比起翻云覆雨、反复无常，闭塞无知的专制王朝，一个现代法治中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文明而强大的中国不仅意味着一个更加开放、繁荣的市场，还可以保护东方贸易之路的畅通，使列强可以省去许多投入在这一领域的开支。而日本则深受种族主义影响，指望中国变法后，能文明繁荣起来，结成共抗白种的远东同盟。俄国另有盘算，也不得不附和这一论调。
慈禧对外国人的态度在戊戌政变后发生了剧烈转变，她可以容忍洋人的兵舰外交，甚至割地赔款，但宫廷事务决不容他人置喙。这种熟悉的心态现在叫做“干涉中国内政”。1900年1月24日，一场蓄谋已久的废帝阴谋被搬上舞台。载漪之子，十五岁的溥僎被立为“大阿哥”。光绪皇帝下诏说自己无法生育，需要建储，但延续的却是同治皇帝的帝脉而非他自己。上谕中明确说道，建储是：“为穆宗毅皇帝（同治）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
（照片上的“大阿哥”，面相上并不似后世说得那么不堪）
这份建储上谕还闪烁其辞地称：自己多年的皇帝尊号，实际上只是给皇家当“当临时工”的“种猪”，目的是要生下皇子为同治皇帝的嗣后，皇家事务全赖太后英明把持。可怜自己多年来病病怏怏，连“种猪”都当不好，至今未能生育，深愧慈恩。余生即便侥幸活命，充其量也是个痨病废物。
其中要传达的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实际上，光绪退位的日子就定在7天后的大年初一，年号宝庆，只等再下一道上谕。一时间天下大哗。这位“大阿哥”时年15，照亲眼见过“大阿哥”日常行径的张之洞亲信幕僚梁鼎芬所说：“不读书，行为不正，日以饮食为事。”不仅是个典型的游手好闲纨绔子弟，而且是个活脱脱的“饭桶”。当年慈禧立她的小叔子和亲妹妹的儿子光绪登基，不仅出于政治需要，也因为载湉从小聪慧乖觉，惹人喜爱。现在看来，慈禧也许有一点后悔，象她自己的亲儿子那样不学无术而又有所嗜好的皇帝，才更符合她的利益。
义合拳的演化
慈禧不是傻子，旧王朝的权术逻辑是先从宫廷开始攥紧，然后再向全国范围内寻找盟友。废帝的阴谋虽然强化了慈禧在宫廷的地位，却有害于她下一步寻找盟友的企图。放眼望去，新的盟友究竟何在？
满蒙贵胄们虽普遍忠于旧秩序，而象当年奕訢一类的干练可靠、又有见识之辈已经绝迹。他们身居高位，是朝中最腐化无能、最愚蠢的一个集团，慈禧需要他们的忠心却又担心被这群猪队友坑害；旧的汉人集团已经老去，且变得貌合神离；新的汉人集团中不乏袁世凯一类干练之辈，但人心难测，对她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普遍集中在这一集团中；至于守旧派，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是用来挚肘李鸿章一党的一枚棋子，她从未动过大用之心。她必须突破旧式目光，向官僚阶层之外寻找可以依赖的新力量。
二十世纪的最后25年，受全球气候变迁和人为的环境破坏影响，中国北方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持续干旱。旧秩序以盘剥农民作为生存的最重要财政根基，即便晚清一定程度的开放所带来的有限现代化，也无法阻止华北农民向普遍赤贫步步滑落，新一轮的北方乱事正在酝酿。平原上无险可守，是流寇的天堂，农民们或者加入流寇，或者组织起来保卫村庄，而民间自卫组织也很可能瞬间变为流寇。在1895年前后，华北已经产生了大量似寇非寇，似团非团的农民会、社。有的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系各类中国传统迷信的一锅大杂烩；有的是练拳强身，防卫性质的半合法民团；还有些是职业或半职业的匪帮。关于义和拳的起源众说纷纭：白莲教残余、土匪、正宗或冒牌的捻子残余、民团、洪门、武术门派、靠以求雨表演为生的流民剧社……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华北已经进入一种不安的躁动状态。
这种躁动状态在其早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外苗头，农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主要围绕两个环节：第一是教民们不参与求雨募捐，认为那是偶像崇拜行为；二是当教民与传统农民发生民事冲突时，便寻求传教士庇护，官府不敢惹传教士而使传统农民们认为受到了不公对待。这些冲突是零星和纯民事的，远远达不到政治潮流的地步。而且，他们对朝廷和相互之间的祸心远胜过对外国人和教民。
到了90年代的最后几年，各种躁动势力开始呈现兼并串通之势，流寇危机的阴云出现。对清廷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义合拳起源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统一到一个旗号之下。地方官或剿或抚，或者睁只眼闭只眼不管，只求熬过自己的任期。这一时期，山东成了最值得关注的焦点地区。1895年甲午败北后，李鸿章失势，洋务一党迅速退出华北官场。接连三任山东巡抚都顽固守旧，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这三人喜爱清廉之名，以忠臣节士自居，又刚愎自用、目光狭隘、无知而残忍，以维护旧的王朝秩序为自觉要务。
李秉衡率先开启了收编民间会、团，赋予他们合法的民团身份的先河，他上书朝廷，称之为“固结民心”，然后将这些民团引向排外。有了巡抚撑腰，各类会、团马上活跃起来，我们不知道李秉衡是因为嗅到危险气息，出于“忠君体国”之心，故意将对朝廷潜在的巨大敌意引向另一个目标，还是单纯地因为他的排外主张需要炮灰？他危险的纵容政策成为灾难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一股名为“大刀会”的武装逐渐做大，他们得到了巡抚或明或暗的赞助，以帮巡抚“剿匪”为名打败了几个敌对的小型会社，将其诛杀干净，别的小型会社很快被纳入其旗下。大刀会的起源与号称“反清复明”的洪门有一定关系，他们自称“强身自保”，行为模式已经基本具备了后来义和团的形象：唱戏、施法念咒、宣称能刀枪不入、强卖平安符和灯油钱聚敛钱财……但还不是一支排外武装。
这支地方恶霸势力从1896年开始向教民发难，因为他们几次抢劫教民之后没有受到官府的追究。合法的土匪行径成了诱人的入会理由，大刀会迅速做大。1897年，大刀会公开“聚义”，祭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聚众十万发动“东征”。这一旗号非常危险，既有可能为清廷所用，又有可能向清廷发难。李秉衡看到了这些苗头，并努力将其进一步引向排外，以避免矛头指向官府。
大刀会的“东征”一路打杀教民和外国人，摧毁教堂，将教产和教民们的家产洗劫一空，事态越来越大，接下来他们的打砸抢劫远远超出了教民和外国人，所到之处所有的店铺、商号、税务所甚至官仓，一律洗劫一空，藉口是锄灭“洋物”。这场乱事导致两名德国传教士和无数“二毛子”遇害。德国趁势派军舰在胶州湾登陆，随后强租胶州湾作为军事基地。李秉衡的亲信下属毓贤则胡乱抓了九个无辜老百姓当“盗匪”杀了，作为替罪羊给德国人赔罪。
德国干涉引起了朝廷恐惧，大刀会很快被定性为乱匪，洋务派高官刘坤一派兵进山东将其打败，李秉衡被免职（很快改任四川总督），风波暂时过去。但以会、团为名的各种乱事却蔓延开来，影响到直隶、河南。朝廷要求调查山东各种民间组织的性质，负责给李秉衡擦屁股的信任张汝梅给朝廷上了一份各种会、团组织的调查报告，在“匪”、“莠”、“良”之间定性。其中称：“义合拳是一群无害的良民。”
从此，各种会、团组织开始不约而同以“义合拳”为名活动。尽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名称，却并非一个整体，几股大的义合拳势力口号各不相同，首领互不买账，时常相互攻讦、殴斗。代表性的有：“兴华灭洋”、“反清复明”、“灭清锄洋”，这些秘密口号或明或暗流露出排满主张，而且将满洲人的政权当作是头号敌人。朝廷的指示是“团必抚，匪必剿。”而张汝梅采取所谓“调和民教”的政策，把义合拳收编到政府的控制之下，作为民团的外围力量，监视起来。在张汝梅治下，义合拳进入了相对安分守己的时期，张汝梅对那些敢于不听官府管辖的山头采取坚决剿灭的态度，其中包括祭出卖乖讨好旗号“扶清灭洋”的赵三多一伙，而对受官府节制的山头，又约束其纪律不得滋扰各方。
不知不觉间，义和拳的排满情绪渐渐衰落，而仇外情绪在不断积累。张汝梅的确是位玩弄手段的高手，他在短短两年间将这股洪流中所蕴含的动荡因素，成功地从指向朝廷扭向了排外一边。到了1899年，张汝梅离任，毓贤接任山东巡抚，大规模的暴乱随着毓贤的升迁正式掀开。毓贤同张汝梅遮遮掩掩的手段不同，他常年在山东当官，从李秉衡时代起协助巡抚对付或者管辖义合拳，对义合拳了如指掌。
毓贤和政治投机客朱红灯早有交情，两人一拍即合。朱红灯扯起“天下义合拳兴清灭洋”的大旗，毓贤则迅速授予他们民团的正式身份，编入保甲。巡抚衙门下达指令，所有城乡青壮男子必须入团练拳，“义和团”之名正式行走开来，他们吞没了所到之处的一切教堂、铁路、电线和电报线缆、商铺和私人家里的洋货……人员死伤无法统计，大量的教民、新式学堂里的学生、贩卖洋货的商人……凡与洋人沾边之辈，悉数被扣上“二毛子”的头衔遭到杀害。“二毛子”的帽子铺天盖地，多数时候仅仅是出于抢劫或者纯粹施暴的需要，把某人定性为“二毛子”，并不需要多少理由。就象半个世纪后把某人定性为“反革命”一样随心所欲。
（外文报纸上的义和团照片，相当珍贵，他们排斥洋物，上照片需要非常凑巧的机缘）
我们不再叙述义和团的暴行和所带来的灾难。今天关注的重点在于一个专制政权如何与暴民群众运动结合。尽管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充满了暴戾。义和团之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其“奉旨害人”的特性。它的规模和暴力程度爆发性地扩大，直接源于上层统治者的意愿。大量大外国人的死亡使外国势力决心干涉，洋人的兵船向天津开来，毓贤很快丢掉官职。他象李秉衡一样很快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将原本和平的山西迅速卷入义和团火海。而在山东，新巡抚袁世凯受命镇压“拳匪”，山东义和团被击败后溃散到直隶、河南，乱事的重心从山东转到了直隶。
清宫与义和团的相互利用
洋人在1900年1月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并抗议建储；慈禧在内外反对声中不得不暂时推迟光绪退位计划。3月一支联合舰队陈兵渤海演武。4月，八国政府正式通牒清廷，要求在两个月内平息匪患，否则只有自己出兵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义和团在直隶如鱼得水，他们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开始攻掠城市，洗劫一空，然后靠抢劫得来的财务扩充实力，已经呈现出古代流寇的迹象。
清廷夹在两股危险的势力之间，洋务派全面从中央失势后，朝臣中已经没有一个干练的集团能够勉强应对这种水火夹攻的势态，朝臣们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向洋人求和，联合洋人剿灭义和团，理由很简单：根本不可能打赢一场与洋人之间的战争；另一派主张借义和团之力与洋人决一死战。前一派大多是些空有品衔而无实权的汉人文人，或者失势的洋务余党。后一派则以满洲王公和汉人中的极端仇外者为主，他们全部的才能都用在体察老佛爷的心思底细上，是整个朝廷中私欲最膨胀，见识最狭隘，手段最狠毒的一群人。这群人的首领便是“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他有望在废帝后当上摄政王。庄王载勋和刚毅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伙人红得发紫，不惜一切手段废掉载湉的帝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而他们的智商堪比猪猡。这伙人中相信法术和刀枪不入者大有人在，或者相信“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洋人”。甘军主将董福祥是他们最倚重的军事力量，此人大字不识，从乱匪摇身一变为官，是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典型。甘军洋枪很少，匪气十足，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类土匪逻辑，这支军队几乎一无可取之处，纪律、战力全无，凶杀成性。
慈禧太后夹在两派之间，一面放出清剿的命令，一面公开地派员与义和团接触。洋人要求释放光绪皇帝的呼声令她非常不爽，但她又不知道义和团有对抗洋人的实力。风传义和团有法术并且刀枪不入使她颇为动心，几路小股官军被义和团打败的消息则，似乎表明其战斗力至少在官军之上。她派出刚毅这个糊涂虫去调查义和团的底细，刚毅给她带来“人心可用”的报告。当然，最重要的情报是：义和团愿意帮助慈禧除掉光绪皇帝。
（这张罕见的义和团照片中连男女都难以分辨，只见扑面而来的妖气）
真正打动慈禧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如果可以假义和团之手除掉光绪，则自己既无需落下骂名把柄，还可以为日后铲除义和团留下藉口。她需要多手准备，派刚毅和载漪赴直隶，统领义和团，试图将其控制在自己亲信手里。而这两个草包根本没有统率群众运动的能力，他们对义和团的控制力几乎为零。直到最后正式对洋人宣战之前的头一夜，是剿或用？慈禧还在犹豫不决。
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官府招安民间势力的事，每一次都会涌现出大量民间领袖投向官府，谋求神官发财之道的事例。甚至不用官府招安，叛乱势力中也会分裂出一部分投降官府。但我们在义和团之乱中却没有发现此类事例，草根领袖们似乎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草根领袖，而无人谋求在官僚集团中的仕途。
再联系起当义和团大规模进北京前，曾经爆发过一场拥清派和反清派之间的大规模内讧。以及他们趁着洋人进攻，从背后发难，配合洋人全歼参战清军中最精锐的聂士成部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感受到隐藏在拥清旗号之下，一股令人脊背发凉，深不可测的野心。
清宫与义和团之间居心叵测的相互利用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将洋人引来制造乱局，局面越乱越好。但他们的一切阴谋都建立在一个不可能的前提之下：清——团联手可以击败洋人。遗憾的是，他们都将这一荒谬假设视为必然的事实。
载漪的野心、东南互保和革命序曲
专制政体下，国家被极少数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一念之差，颠倒风云。虽然统治的根本来自慈禧，我们还是要选择载漪来作为这一关键的主角。并非想要宣扬什么小人作祟式的的历史观，专制政体下的政治充斥着无数作祟小人，不过是看是哪个小人，撞上了历史的关键点而已。
洋人兵船云集大沽口，慈禧的态度久久不见明朗，她一面纵容义和团占领从北京到天津的所有大小城市、集镇，一面又允许洋人派兵进京保护使馆。使馆区内挤满了前来避难的各类外国人和“二毛子”们。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吵得不可开交，相互威胁要除掉对方。最具实权的两个人：荣禄和奕劻，此时却仿佛置身事外。老奸贼们关心的是如何平安地度过这场政治风波，以免杀身之祸，两败俱伤后继续掌握实权。
两个月期限一到，洋人进军天津、大沽炮台，史称八股联军，实际上只有7国派兵，要求清军移交两地的防务，被清军守将董福祥、聂士成拒绝，战事实际上已经爆发，虽然双方都未曾宣战。慈禧太后已经到了抉择的节骨眼上，她几乎天天都在朝令夕改，在两个极端间跳来跳去。一旦她决定掉转枪口剿灭义合拳，则意味着载漪的失势。他必须断绝慈禧留后路的念头。
6月19日，清廷用非常客套的措辞下达了逐客令，要求外国使馆人员撤退到天津暂居。驱逐使节意味着宣战，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密布着数十万义和团和清军，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直到此时，慈禧还在给自己留后路，次日，她马上又反悔了，电谕李鸿章袁世凯进京主持大局，发出“上谕”给董福祥，要求他“劝导”遣散义和团，严加管束。
撤往天津意味着九死一生，各国公使们召开会议商量下一步对策，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联合行动，到总理衙门寻求保护。但其它国公使们不同意，认为固守使馆区更加安全。克林德只好独自前往总理衙门想谋求谈判，总理衙门的负责大臣正是载漪，他下令一名军官枪杀了克林德。这是一出几乎无法逆转的外交事件：一国公使在谋求外交谈判时，竟被所驻国军官杀死。
如此一来，清廷再也无法撇清干系。21日凌晨，最具权势的观望派荣禄被一份连夜送来的洋人密报惊醒，洋人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大惊失色，一旦皇帝携洋归政，作为镇压戊戌变法的头号干将，他的末日近在眼前。他立刻持密报进宫，与慈禧相对痛哭。天明时分，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公读了洋人的四条要求（她没有读最后一条）。称洋人已经明确开战，是“战亦亡，不战亦亡！”朝中一片恸哭，呼天抢地，这时候载漪跳出来说：“甘心坐亡！不如一战而亡！”
说来也巧，此时一份来自天津、大沽前线的“捷报”飞报而来：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6艘洋人军舰被击沉！义和团的法术奏效了，海水倒退9里，洋人军舰近岸不得！（实际上，大沽炮台已经在4天前就被攻占了。）
早已六神无主的慈禧大喜过望！立即定诏：向万国宣战！
（慈禧太后需要对这场国难负首要责任，尽管她根本负不起）
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指明是向哪国宣战，而是向所有在华外国人宣战。因为当时与大清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的共有十一国，因此史学家称其为向“十一国宣战”。以其说是一份宣战书，更不如说是一份“屠洋令”。慈禧太后拿出自己的钗钏，折作钱粮赞助义和团，官府出告示：“斩一洋人首级赏银50两，洋妇40两，洋孩30两。”
当然如果非要将其理解为一份宣战书也并非不可，不过古来从未有过对平民的宣战书，而一个号称“文明礼仪”的泱泱之国，对妇女儿童的开出悬赏杀戮令，百年之后读来，也让后人忍不住为之羞愧耻辱。
后来证明，所谓“洋人的四条照会”和“捷报”都是载漪一手捏造。我们无法判断载漪的智商究竟几多，总之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扳倒光绪皇帝。我们不再去纠缠于载漪、慈禧一类的宫斗，宜将目光转向南方。
当宣战的上谕下达，负责邮传、铁路等事务的盛宣怀立即截下电文，仅将电文传给各省督抚。并通电各省督抚，要求他们不要奉诏。首先响应的是两广总督李鸿章，他当即回电，称“乱命也，粤不奉诏。”还派自己幕僚致电孙文和梁启超，请他们赴粤共商对策。南方各省迅速联合起来，在上海与各国领事达成一个《东南互保章程》。内容大概是：外国不新增军队进入参加互保的省份，而这些省份则禁止拳匪进入，全力保护中外商、民人命财产安全。
张之洞提出，一旦北京朝廷垮台，即拥戴李鸿章为“大总统”，接管中国政府权力。张之洞在和幕僚们商议如何遣词造句回覆北京上谕时，有人提出“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把烟枪一扔站起来说：“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命令改成：“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参加东南互保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另有四川总督奎俊、山西巡抚端方虽未参加，但通电表示支持，拒绝奉诏。
此次东南互保非同小可，大半个中国在实质上脱离清廷，静待局势发展。敏锐的梁启超早在几年前便已经觉察到了南方各省有脱离清廷独立的可能，并将其视为未来中国转型变革最可行的政治道路。而此时，梁启超的同事、谭嗣同挚友唐才常，则乘机组织军队，以进剿拳匪为名北伐，发动宪政革命，拥立光绪归政。他因机缘巧合，躲过了戊戌变法中的迫害（收到光绪皇帝诏书进京途中，变法便已失败）。随后持挚友谭嗣同的绝笔书信，谋求革命之路。
唐才常是中国第一位真正具备职业革命家素质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负债累累的败落书香门庭，既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又有坚定的维新信念。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有相当深的体悟。他拥有宽广而的胸襟、执着的宪政信念、决死的献身热情以及务实的行为风范。他是一位真正有可能将革命的潜在支持力量全都团结到一起的人。除了名气之外，无论从任何一角度，他的品质、才干都远在康有为和孙文之上。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革命的土壤还过于贫瘠，唐才常策划沿长江流域发动一场连锁的暴动，推动南方各省脱离清廷独立。但因康有为关键时刻掐断其军饷而功败垂成。下定必死决心的唐才常本有机会逃亡国外，再谋求卷土重来，而他却决心赴死，在遣散大部分会众之后，唐才常事败就义。
唐才常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短暂的团结，并将海外和国内的各种维新力量联合起来。在他选择就义之后，中国的变革力量们重新陷入无休止的分裂争斗，海外的革命力量从此从未真正意义上地与本土变革势力结合起来过，他们似乎从革命的酝酿阶段到革命“成功”后，都不愿意谋求结合。民主革命最终落得个不伦不类的尴尬面目，在内外交困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成果彻底落败。
唐才常领导的宪政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他相比，孙中山发动的那些起义就象过家家，而且毫无现实意义。他遣散潜伏的会众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将在后文分解。
穷途末路
董福祥曾向慈禧打包票，称自己既有能力击败洋人，也有能力收拾义和团。我们不知道他的自信从何而来？是来自他拥护的制度？还是他受侵染的文化？或者什么道路、理论？如果他有的话。
战争可以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慈禧太后的一句哀叹来总结：“为什么捷报一封接一封，可这枪声却越来越近？”荣禄很快意识到自己着了载漪的道子，他致电各省督抚，让他们不要奉诏。当董福祥和团民们一路从天津败退到的北京，向他讨要重炮，轰击外国使馆时，他大怒：“何不向老佛求吾头？”
洋人兵临城下之时，自知末日将至的载漪带领数十义和团闯进皇宫欲杀“汉奸总头子”光绪皇帝。被蓬头垢面的老佛爷赶来喝退：“大阿哥我所立也，我亦能废！”
慈禧一面电令李鸿章速速赶来，与洋人议和，但李鸿章以路上危险为由，一直滞留上海。唐才常召集国内的维新派们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汇集了几乎来自全国的维新人士，比当年戊戌变法时康梁一党把持“维新大局”的状况更加壮观、包容、热烈。“议会”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表一个新的中国政府去与洋人谈判。至于光绪皇帝，则可以在宣布清政府倒台后拥立他为“国主”这一模棱两可的头衔，为日后变法留下更大的包容空间。李曾经大为动心，但随着唐才常被张之洞处死，他似乎又重新倒向了清廷。
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进城的谣言传来，慈禧挟持光绪皇帝，化妆成民妇仓促西逃。光绪皇帝曾经想留下来，和洋人谈判，但慈禧不许，还在出逃前处死了已被打入冷宫的珍妃。如果光绪皇帝能再决绝一些，拿出视死如归的态度，此时正是他归位的最好时机。但似乎是“孝心”战胜了国运的责任，他没有过多地反抗便随慈禧走了。洋人攻占北京城，义和团坐鸟兽散之后，李鸿章才摇摇晃晃乘船而来。他犹豫不决，究竟是作为大清的臣子与洋人谈判，还是作为南方各省的联合代表，接管中国政府前来谈判。作为一个官场上的老滑头，他更愿意等待坐观局势变化而不是自己做出选择，以免惹事。如果李鸿章坚定认为自己代表一个新政府，此时便等于判了大清国的死刑。联军原本坚持要求先“两宫回銮”，再开启谈判。但战事中日、俄大量增兵抢功，并主导了战争和谈判桌，他们并不希望清廷和慈禧太后的统治终结。最后各方搭成协议：先和谈，再回銮。
接下来的情况大可一笔带过，慈禧太后被保全了下来，旧秩序人心尽失。拳乱的始作俑者李秉衡吞金自尽，1897年，他在四川时又策划了一起大刀会的排洋暴乱，却被手下军官镇压，四川官绅并不买总督大人的账。宣战上谕发出后，他称义和团为“火锅拳匪”，又倒向东南互保，鼠首两端。不过为了“忠君体国”的名节，没有手下追随的李秉衡几乎只一人进京“勤王”。慈禧封了他一个总指挥的虚衔。他谁也指挥不动，兵败如山倒后，他留下遗言控诉手下兵将们贪生怕死，只知道抢劫老百姓，一听见战场枪声便四散溃逃。载漪被发配新疆，“大阿哥”被剥夺了储位，去新疆“侍父尽孝”。毓贤、董福祥、刚毅被赐死。这些乱事的元凶得到了报应，而那些乱事中遇害的百万生灵，又有谁能知悉？
庚子国变的深刻影响
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在称：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
光绪皇帝未能复位，这位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值得人们寄予同情心的皇帝，有一百个值得同情的理由，但实在过于软弱。慈禧还在携旧秩序苟延残喘，但已经无人再愿意为旧秩序张目，她希望可以通过变法继续保全江山，而朝中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信任和依赖的力量。
中国需要为了这场乱事赔付4亿5千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39年还清连，本带利共需9亿8千万两。后来，美国倡导下，尤其在辛亥革命后，获得赔偿的各国中有英、法、意、比、荷兰发起退款，共退还约3亿两海关银，用于华人教育事业，在华兴办大学并接纳中国留学生。著名的清华大学即庚子退款所建，而梁思成则是庚子退款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对俄国的赔款随着沙俄倒台而终止，抗战爆发则停付了对日赔款。美国在此后重大国变后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自鸦片战争以来，英美各国呼吁多年的门户开放政策，被清廷拒绝了半个世纪，终于在这场国难之后得以实现。这一政策简而言之便是外商可以进入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通商，和全球市场终于完全联系到一起的中国市场，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爆发出巨大的潜力。光靠着关税和厘金的利息，清政府又运转11年，而且这11年，似乎是有清以来运转得最良好的11年。
（自称“江南美女”的芙蓉姐姐，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清华园所出产的最著名人物）
皇朝秩序失去合法性接下来的必然，便是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阶层，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退场。和失去皇权相比，失去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的影响更加深刻。这影响将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将中国引入迷惘之中，走出迷雾是一段漫长而悲怆的历程。一个友好的内外环境之下，士大夫的消失也许是中国步入真正现代化的一大利好，然而历史不容人们喘息和幻想，更惨痛的内忧外患，在新世纪等待着中国。对亿万“黔首”而言，他们依然没有发言权，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因为他们“民智不开”。没几个人来给他们“开智”，那些自认为已经“开智”的人对他们更多的是指责而不是帮助。当变乱来临之时，要么响应上层成为害人者，要么成为受害者。历史的轮回，不知还要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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