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秩序

2018-01-21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我们尽量不带太多感情色彩,来回顾一番两千多年的旧秩序。而且按照写作计划,在进入全新篇章之前,把旧篇章梳理一番颇有必要。

所谓“旧中国”,通常意义上指的是自秦汉以降的王朝秩序,这个旧日的中国,有人用一语概括:皇帝一家(一人)之天下。有人旁征博引,天地鬼神一并拉来,洋洋数十万言不能道尽。在过去的革命话语体系下,旧中国不仅罪恶滔天且恶贯满盈。但不知从何时起,似乎出于同一个政治集团的利益目的,为它的赞美歌声又重新响起。尽管歌手们对温良恭俭让一类的旧日情感一无所知,并且按照旧日伦理标准基本上可以归入“杀材”一类。

那是一套被称为所谓“外儒内法”的秩序,描述这一秩序需要尽最大努力地克制,因为它很难招人喜欢。所谓“儒”与“法”,并不完全严格地与先秦的儒家和法家相对应。它强调的是这套秩序在政治和文化上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特性。

旧中国的统治者

旧中国的统治者,是一个皇权和士大夫阶层组成的混合体。这种关系说成是“分赃”也许更贴切,尽管这个词很刺耳,二者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又常为各自的权力份额纷争不断。

几乎所有的最高命令必须出自皇帝,且不可更改。尽管两千多年来人们默认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这一权威有相当大的虚假性。发出最高命令并不必非皇帝不可,可以是权臣、太后甚至宦官。

历史上既有大权独揽,决不与任何人讨价还价的皇帝;也有各种主观或者客观原因不理朝政的皇帝。在后一种情况里,朝廷运转的状况并不见得就比前一种糟糕。天下可以存在一个除了名号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皇帝,却不能缺少一个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即便皇帝是个白痴或者婴儿,王朝同样可能运转良好,反倒是王朝因皇帝的刚愎自用而倒台的情况更加常见;而一旦官僚体系运转出现故障,则王朝命在旦夕。

士大夫

(士大夫们热衷于高谈阔论,沉醉于一挥而定天下的幻觉,而不是调查、分析)

被笼统称为“士大夫”的阶层,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是入仕的职业官僚,另一部分是地方乡绅。在科举制度普及后,官、绅的分野基本按功名来划。高级功名入仕为官;中级功名在乡为绅,极大地影响着地方政治;最低级的功名对地方事务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他们是称职的官方语言传达人和解释者,将官府和文盲民众之间联系起来。依赖乡绅阶层既是为官之道的必须,又是为官之道的捷径。乡绅们是官僚机构的附属衍生物,同时也是官僚机构的人材储备和培训摇篮。中、低级功名的乡绅们长期在官、民之间活动,一旦他们考中更高的功名入仕,则无异于一场提前行政训练。这种独特的统治秩序可以使政府毋需将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节省了大量行政开支,又提高了行政效率(相对于科举制度诞生之前)。在唐代以后,官僚阶层基本在县一级便终止了,这种官绅一体两面的体制,使中国在县这一级行政单位上非常稳定,两千多年来,大的行政单位变更频繁,而县则始终保持在1000-1300个左右,而且县界的变化很小。

王朝秩序的统治理想

王朝在秦始皇统一之前便已经出现,只是规模较小。在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普遍活跃起来,所谓“有恒志而无恒产者也”。诸侯之间越演越烈的兼并和灭祀,导致大量旧贵族丧失了财产和特权,后代被迫沦为门僚。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且心气很高的“士”,在兼并战争中寻找自己的舞台,凭藉自己的才能为大的诸侯或曰小王朝的君主们效力,重新赢得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成功者们,成为了所谓“士大夫”。和传统的分封“大夫”们不同,他们不靠祖先遗产而全靠自身的才干。

在战国后期,士大夫和君主结成牢固的同盟,“法家”主张逐渐战胜其它主张,成为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个被称为“法家”的政治思想派别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如何制定出能够应对王朝当前局面所需的奖惩制度,并使其得到严格执行;二是将官僚体系乃至整个国家,视为一部非人格化的机器,并掌握驾驭这部机器权术手段。法家主张的目的和后果是一致的:如何不断地扩大君主——士大夫同盟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各个小王朝的局面仅在浓烈光谱、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异。最终,这道光谱上法家色彩最浓烈的秦国赢得统一战争。统治同盟的合法性来自不断扩张的军事胜利,亦在扩张中不断被强化。当兼并战争结束后,同盟面临着合法性难以为继的尴尬。

秦始皇的合法性来自他强大的统御能力,这也意味着:一旦皇帝失去这种能力,其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丧失。同样,士大夫的合法性来自他们能帮助皇帝获得统御能力,如果皇帝是块不可雕琢的朽木,那么君主——士大夫同盟的合法性将面临巨大危机。在司马迁生花妙笔下,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最激荡人心的时代。依靠武功获得合法性的秦朝,在武功失去用武之地后迅速地失败了;六国旧贵族们试图恢复分封制的努力也失败了;刘邦继承秦制打败了倾向分封项羽,随后他采取一种折中策略:帝国的一部份施行秦制,而另一部分施行分封。这一体制非常脆弱,仅仅作为权宜之计。汉帝国寻找其合法性出路的过程中曾求助于黄老之学,这种学说与君主——士大夫同盟很难相宜,于是,孔夫子那一套曾经普遍受人嘲笑的学说被搬上舞台。

士大夫帮助君主获得统御能力,而君主则为士大夫提供施展能力的舞台,这是过去这一同盟得以存在的基础。统一之后这一基础随之失去,统一帝国的燃眉之急是内部稳定而非不断扩张的武功。汉代儒学的宗旨就是要服务这一同盟,使其在统一帝国之内继续实现统治。她影响后世近两千载,和孔子之道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不过对掌握着话语权士大夫阶层们来说,改头换面并非难事。

孔子的学说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类存在错综复杂的高下区别,各色人等需要各安其位。孔子开出的药方是使下等人(主要指的是道德方面的下等人)保持在社会底层,相应的上等人则占据社会顶层,中间又层层划分,自下而上不得僭越。并且孔子相信,下层人的道德水准可以通过“教化”实现提升,他们虽然很糟糕,但统治者不要对他们太坏,因为他们是有救的。终有一日所有人都会步入一个高道德水准的“大同”,在大同世界里,等级划分也不再必要。孔夫子的学说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并且相当地想当然。

汉儒们极力淡化孔子学说中等级分明的分封倾向,而大肆发掘其学说中的王权之上思想。汉代出现了几位重要人物:贾谊、晁错、董仲舒、班彪,他们使这一学说具备完整面目,将宗教、世界观、国家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全部囊括进一套关于“天下”的说辞中来。在这套说辞中,人世与模棱两可的宗教概念“天”被视为一体,君主被描述为“天”在人世的代理人,是“天”与人之间的中介。君主之位受命于“天”,在人世中居于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作为一个道德表率来引领人世;而士大夫则负责人世的具体事务,使人间万民各安其命,各得其所。

这套说辞几乎谈不上有什么逻辑可言,在历史上的表现也千疮百孔。但是,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

董仲舒

(董仲舒的影响远比孔夫子更加深远,后者只是一张牌而已)

它使君主——士大夫同盟具有了神圣性外衣,统治联盟的存在不再是为了各自的现实利益目标,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社会理想。更重要的是:联盟不再需要面对因现实困境而分崩离析的尴尬。在使用儒家的“仁”、“义”、“大同”、“天命”等动听词汇库来对这一套说辞进行解释之后,它很快成为了一种不容质疑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赋予皇权——士大夫同盟的统治神圣性之同时,也使法家式的手段和目的可以站到更高的道德高地上,放心大胆地对社会进行无极体式的折腾和机器式的驾驭。在随后两千年的岁月里,只允许在它的框架内做小范围的调整,而不容许动其框架。

中国的农民

农民才是旧中国真正的主体,在大部分朝代里他们的比例占了整个国家的90%-95%。他们的主体资格为统治者利用数千年话语权所篡夺。研究中国旧农民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古代中国的书籍上对他们的记载少之又少。所幸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们带来了现代研究方法。

中国农民几乎生活在毫无保障的赤贫之中,而且几乎全部是文盲。他们被打散在一个个分散的村庄之内,再被儒家伦理捆绑进一个个家族之中。他们的世界非常狭小,尽管看起来似乎生在一个泱泱之国,大部分农民一生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在经济上,他们过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并非出于什么闲情雅致,而是商业实在太过于贫乏萧条。儒家伦理轻视商贸,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要提防民间拥有的大额财富的人出现,演变成阴谋集团。自足的生活是被迫的,他们只吃得起自己出产的食物,穿得起自己出产的布料。

农民

(拥有牲口和土地,娶妻生子,是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幸福归宿)

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中国农村实行的是“自治”,假如他们严谨对待“自治”这一概念的话,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轻言感到懊丧。实际上,农民们活在某种由独断家长和乡绅构成、非常局促的独裁统治之下。统治的依据是儒家教条,“王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争议的人们很少愿意将自己的问题交给官府解决,官府也尽可能地将所有能交给家长和乡绅们解决的问题,交由他们去发落。中国农民和官府打交道的时候非常之少。

在官府里有一类他们无法逃避人群:胥吏!这类人是官府的雇员,主要的职责是替收税。税收因不同朝代而异,有人头税、物产税、地税、徭役、兵役以及各色苛捐杂税。被桎梏在狭小世界里的农民们,通常情况下并不具备抗税的能力。而有钱人则和官府勾结起来偷税,这些偷漏的税款额度,又被转嫁到没有反抗能力的穷苦农民头上。从朝廷的角度而言,税收并不算沉重,但朝廷却无法理解税收何以导致农民们无力承受?即便是象晁错这样统治精英,也将其归咎于商人对农民的盘剥。晁错断言:即便是象汉景帝时代轻微的赋税,也必将导致农民在数代之后破产。破产的农民们只能被迫一步步将土地出售给商人或者财主,自己沦为佃农,导致地方上形成大富豪和依附他们的广大佃农两极,这种两极结构必将催生出颠覆王朝的阴谋集团。因此晁错向汉景帝建议:政府要动用最大努力来遏制商人,防止农村土地兼并。

直到明清,才有士大夫们留下记载,称胥吏们对农民的税外盘剥,是朝廷赋税的四倍左右。张居正曾试图用中央政策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基层却反而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而曾国藩试图从地方人事制度上努力,使局面改观,最后他接受失败并表示:这种状态是维护王朝秩序所必须的,想要改变只会越来越糟。也就是说,导致农民破产真正的原因正是王朝秩序本身,而不是什么商人。

王朝的世界观和外交政策

中华帝国以世界中心自居,最中心是王畿,这里是全世界最开化文明的地方。围绕其外是五层在开化程度上逐渐向野蛮退化的“服”。分别是侯、甸、绥、要、荒。这五服并不严格地按照古迹上所记载的来界定,更多的是政治内涵。比如有一支匈奴部落投降汉朝之后,被安置在长城以内居住,距离长安、洛阳非常之近,但因为他们不属中国文化系列,仍被定义为最野蛮的“荒服”。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匈奴部落后来自称继承刘备政权的衣钵,起兵为刘备报仇并灭亡了西晋。

五服

(五服的示意图)

五服之说起源于周代,在后来的王朝历史中:

王畿可以理解为首都。

侯服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所置的郡县或者行省。

甸服则可以理解为由中国地方政府和当地土著共同管理的地区,中国地方政府管理汉人,土著首领管理原住民。在两广、湖南、贵州、西北和东北,时常出现这种中国州县与原住民政府并存,各自管理各自百姓的情况。

绥服则是由皇帝册封的藩王国土,这种情况在汉代以后的统一王朝很少见,往往见于分裂时期,一些小的割据政权对大割据政权的称臣行为。清代初期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即属绥服。他们为皇帝所封,亦能为皇帝所剥夺。是所谓的“内番”,他们仍然属于中国,需要一年四次按季节向皇帝纳贡。

要服则是所谓“外番”,国王而由本国自行产生,中国皇帝给予一个象征性的封诰诏书,每年一次向皇帝纳贡。他们已经不属于中国,但属于归附中国王化的外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他们大部分时期按一年一次纳贡,有时按一年四次纳贡,在“内番”与“外番”之间摇摆。

荒服即所谓“荒番”,是落到了中国王化之外的臣属,只需要向中国皇帝纳贡一次即可,其余纳贡行为则视为对中国皇帝的额外“孝心”。

“五服”体系是中国人的整个世界,它被视为天人合一王朝秩序的一大关键,动摇这一秩序将动摇王朝的天命,给王朝带来颠覆性灾难。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当19世纪西方人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皇帝无论如何要求他们纳贡磕头?否则就不许他们进入中国境内经商。

王朝的敌人

中国虽广大,拥有便利灌溉条件的土地却不算多,集中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在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后,耕地会很快被开发殆尽,不足以支持人口的步步增长。政府与农民争夺余粮的情况很快就会出现,耕作技术和新物种的引进并不能阻止农民们向赤贫滑落,中国农民添丁增口的愿望甚至比活命还要强烈。在水稻插秧技术普及之前,中国人口的上限大约在5000-5500万,出现在两汉时期;随着水稻插秧技术传入长江流域,唐宋时期中国人口的上限达到了7000-8000万;地理大发现后,对灌溉和耕作技术要求不高的美洲作物传入中国,大量的山地和干旱荒地得到利用,使中国人口在明末来到了大约2亿,而清末则接近了5亿。

专制王朝有两个无法逃避的敌人: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王朝在刚建立之初,官僚阶层的规模和胃口都有所收敛。但随着时间推移,对农民盘剥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尤其当到达耕地使用上限时,王朝将走向溃败。饥饿的农民将在连年天灾、黄河改道等原因下起来暴动。农民暴动虽然从未直接地建立起过一个新王朝,但为其它集团取代现有王朝提供了最佳时机。

来自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不同于农耕民族的特性。农耕民族的认同主要来自血缘和文化,而游牧民族的认同主要来自旗号,与宗教、血缘、文化传承等因素关系不大。追随一个强大的旗号是草原上最重要的政治选择,这种特性使拥有卓越军事领袖的草原部落,很容易将草原上的各色部落象滚雪球一样纳入到自己旗下。

强大草原势力的诞生一般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亚洲腹地处于周期性的气候丰水期,充沛的降雨使草原上能够养活足够的游牧民和战马,作为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基础。第二,几大农耕民族中国、波斯和阿拉伯、罗马和拜占庭处于政治衰败阶段;第三,卓越的军事领袖。

蒙古骑兵

(并非只有中国人才招架不住蒙古骑兵,中国是支撑得最久的一个)

当草原上强盛起来后,中国几乎是无力招架的。因此中国的战略是尽量在草原上制造分裂,不使他们统一起来。但游牧民族的政治智慧并不象中国人想象中那么低,尤其是当契丹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首开重用汉人谋士之风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策略和弱点更加洞悉无遗。中国政策想要获得成果越来越艰难。组织武备力量防范游牧民族,就要加重对农民的盘剥,使内乱提前到来;减轻农民负担,则没有足够财力、人力、物力对抗游牧民族的入侵,王朝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无力自洽。

结语

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旧王朝处于“静止”状况,是相对的。旧中国历史存在一个变化趋势:君主——士大夫这一统治秩序,变得越来越完善;农村变得越来越平静、封闭;有可能导致变革或者变化的因素随着时间和朝代更迭,一点点被淘汰掉。体制越来越僵化的同时排他性亦越来越强,一丁点微小的扰动都有可能导致它敏感地反扑。它日复一日地高高在上,丧失了从内部产生怀疑力量,从外部吸收有益养分的能力,当遇上更有活力的文明相互碰撞之后,它的结局就是迅速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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