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立是我在1997年初尚在北大读研期间认识的，瘦高的个子，戴个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当时帮人家打官司谋生，同时在北大听课。因为北大以思想自由而闻名，全国不少有志青年聚集在北大周围，一边工作谋生，一边学习交友。我当时结识的这样的朋友有二三十个，宪立是其中对民主活动比较热衷的一个。
我在北大时参加了高巍成立的”时事社”，一起搞了很多活动，后来因为出社刊被封了。”时事社”的一个活动叫时事论坛，参加的人可以就某个主题在讲台上随意发挥。宪立参加过几次，讲的既通俗又深刻，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后来我得知宪立本名刘庆梅，1992年湖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韶关一家机械厂。他不满意国企那种死板的风气，就辞职来京谋生。他自学了法律，做律师也兼做些文字工作。在认识我之前他就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因而经常被人到其工作单位”调查”，也不知调查者属于公安局还是安全局，反正调查的多了，单位领导害怕其业务受影响就只好辞退他。他倒也不很在意，住的很简朴，经常和我一起到食堂一两元就打发一顿。他除了听课还经常来北大打篮球，除了思想上的朋友，他还有不少球友。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思想舆论方面有了些活跃的气息，我认识的来来去去的人越来越多，像宪立这样的朋友不再满足多跟几个朋友聊聊天，他希望能做点推动民主化发展的事情。他认识了几个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如江棋生先生和丁子霖教授。通过宪立我也拜访过江先生几次，他心胸豁达，喜爱体育运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而且谈问题很能一针见血地谈到本质。
1997年底，我准备考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8年初我母亲在老家走失。这些费了我好多时间和精力，跟宪立联系的不多了，只知道他搬了好几次家。到1998年3月底我忽然听说宪立被抓走了，是因为想出一本书的事。我想起他原来给我留过他亲戚家的一个电话，看来他自己早有预感。我和几个朋友为他请了个律师。律师是个女的，很有正义感。她为宪立做了无罪辩护。我后来看到起诉书，指控他出地下杂志煽动颠覆政府。其实宪立要编的文章几乎都是国外发表过的东西，大概有江棋生、张祖桦、胡绩伟、徐文立、严家其等人的文章，基本是阐述政治经济改革的，也有纪念”六、四”的，还收了我的一篇关于农民的诗歌。起诉书中最令我气愤的是公诉人把宪立写的一个”编者按” 颠三倒四改变原意，还加上引号作为证据！如果宪立后来被判刑冤枉的话，主要就冤在这了。
不久，我跟宪立的父亲联系上了，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他来京到看守所去看望宪立，我告诉他我的宿舍地址和怎样到北大，他按照我说的找来了。他穿着褪色的旧绿军装和绿胶鞋，身材不高，有些佝偻，满面皱纹和尘灰，黑白相间的短胡须，带着一个拉不上拉练的黑人造革提包。他见面跟我说家里很困难，种地仅仅够吃饭的，根本没有余钱供宪立的两个弟弟上学。宪立在外边每年还能往家里寄3000元，现在也帮不了家里了。而且家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又犯了法，在村里被别人笑话。我安慰他说朋友们会给些帮助的，况且宪立又没有做偷抢拐骗的坏事，做的是为农民和普通百姓争取权利的好事，只是不小心一时被冤枉了，将来会平反的。宪立父亲觉得政治案子不可能翻案，只是不住的叹气。他在我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我把他送到车站，给他点钱看着他进站走了。以后朋友们不时有点帮助都是寄给他父亲。
宪立在看守所里听说有律师给他辩护，很激动的给律师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民主理念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他解释了自己的行为没有煽动颠覆政府的意图，只是希望国家能继续改革，尤其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只有进行政改才能避免矛盾爆发时的不可收拾的局面。律师刚看材料时还认为要从是否违反出版法的角度去辩护呢。
宪立一直被关了一年多，到1999年3月份才判这个案子。律师告诉我是公开审判，可以旁听。当时查建国先生，高洪明先生，江棋生先生，储海兰女士等人还有其他几个宪立的朋友都去了想要旁听。可是北京一中院的接待室说没有座位了。后来律师出来说宪立被判了四年，他看到没有一个朋友到场很是失望。当时正好有记者采访律师关于公开审判的事，因为当时一中院中准备实行所有刑事案件一律公开审判的原则。律师很气愤的说，要公开的话也不能总共就6个座位呀。原来一共就6个旁听座位，也早坐满了无关的人，真正关心宪立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旁听。
宪立对判决不服，进行上诉。二审时，高先生，查建国都因民主党的事被逮捕了，储海兰女士已经出国了，江先生也因纪念”六、四”的事被拘留了。只有几个宪立的朋友去了。因为证件不全，惟有我一个人拿到了旁听证。这次倒是个能容几十个人的大厅。我进去之后，审判员在闲聊，另外一个律师做在右边。时间一到，两名警察把宪立带着手铐押了上来。宪立穿着囚服站在审判长面前。审判长于是拿起判决书念了一遍，然后两名警察拉宪立到左边桌子上签字。宪立签完字说：”这几乎是刑讯逼供的结果”。两名警察很不耐烦提着领子把宪立押了出去。我听见”刑讯逼供”四字吃了一惊，忍不住站起来说：”你受苦了？”。一个警察回头把我推到座位上。审判长和另外一个审判员处理完了工作，很轻松地走了。律师自始至终没有说话的机会。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审问和辩护，只是念了一下判决书而已。我不懂法律程序，至今也不知道二审是否就应该这样走过堂。
宪立在1999年10月份被送到了广东东莞监狱。后来写了封信出来，诉说自己在北京看守所时遭受的虐待，比如被背拷50多小时。在监狱里的处境也不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营养不良。网上有很多反映监狱里的黑暗的文章，我真担心宪立别年纪轻轻在监狱里挺不下去。
去年11月初，我随刘军宁先生看望刘晓波先生，恰好碰到给宪立找律师的蒲先生。他听说宪立家庭很困难，当场拿出500元非要捐给宪立父亲。刘晓波和刘军宁两位老师也非要各当场捐献500元。虽然我知道他们两位都没有正式工作，尤其是刘晓波先生本身生活也很困难，但在那种场合我无法替宪立父亲拒绝。后来我把这钱寄给了宪立家里，宪立父亲对三位老师和其他朋友表示非常感谢，希望能给宪立上高中的弟弟找个工作，以便能挣点钱养家，可我们这些朋友除不时捐点钱救济，也帮不了更多的忙。他来信还说宪立始终没有认罪，一直在申诉，甚至还绝食抗争。宪立的刚强和对民主信念的忠贞不得不令我们佩服。
新的一年和新的世纪开始了，在这个时候，那些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奋斗了多半辈子的徐文立、江棋生、王有才等自然会有人记得他们，他们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然值得敬仰。可是那些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也不要忘了，还有许多像刘宪立这样的青年朋友为自由和民主事业而身陷牢笼。北大周围朋友们类似的情况我知道的还有几位。在宪立被捕之前，还有一个伊斯兰朋友史未安因宗教原因被劳教三年，在宪立之后有一位诗人马哲在贵州被判了四年。其他被传讯、拘留过的简直数不清。
我深深地理解宪立，他的父亲简直就是我的父亲的翻版，虽然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河北。为了使我们的弟弟妹妹使我们的子子孙孙能过上比我们的父辈更幸福更安定的日子，我相信还有无数像宪立一样的青年朋友，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面临磨难时愿意说”我青春无悔”。
(2001年1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