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陈少文
故事整理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4年7月17日
受访人简介：陈少文，男，异议作家，湖南涟源人。2002年因在境外媒体发表文章四十余篇，曝光了1990年代末湖南涟源三甲农民“抗粮抗捐”事件，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5年刑满出狱。
（一）逮捕
我被逮捕的具体日期是2002年8月4日。
其实警察在之前就有一系列的信号了，大约在半个月前，一个在市电信局工作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国安部来网络公司查我的银行帐号，他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我的太太在市人民医院的收费室工作，通常，下午我会给她去送饭，在我被逮捕的前些天，总是有一台黑色“桑塔纳”尾随我出行，当时我没有太在意。据他们后来说，本来是要在8月1日逮捕我的，至于后来为什么推迟了几天，没有说明原因。
2002年8月4日，我太太过40岁生日，根据我们当地的习俗，在市人民路的一家火锅店摆了酒席。下午，我跟往常一样，给正在上班的太太去送饭，通常，在她吃饭的时间，我会代她值班收费。那一天，我刚坐下，就响起了敲门声。因为医院的收费室安装了空调，冬暖夏凉，一些医生常常在工作之余爱到收费室来串串门，所以我们都没有在意，像往常一样，我太太以为是医院的同事来串门，就把门打开了。
门刚拉开一条缝隙，城区派出所的所长就带着一拔人渔贯而入，一下子把整个医院值班室都塞满了。我太太目瞪口呆。和我打照面的是一个彪形大汉，身材魁梧，北京人，他掏出一个蓝色的工作证件，向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国家安全局的人，然后，他说：“陈少文，站起来，我们有些事情找你，你跟我走一趟。”
我当时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心理很恐慌，浑身发抖，脑子里一下子就一片空白，他们用黑头罩蒙住我的头，由两位警察，一左一右扶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当时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因为是夏天，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据后来的目击者讲，医院全部被封锁，门口停了27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把门前的街道都占满了，当时有上千人观围，目睹了这一幕。
我们在上警车之前，就提前鸣起了警笛，沿着城区转了一大圈，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停在了市招待所。我被带到1113号房间，这个时候，他们才取下我头上的黑头罩。房间里有两个铺位，床上堆满了折叠式的冲锋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冲锋枪，至少有一、两百多支吧。
不久，娄底市国安局局长进来了。他说：“陈少文，你先坐坐，我们还要去办点其他事情，你脑子里好好想想，最近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带着我太太去抄了我家。由两个女警察押着我太太上楼，我们家的楼层比较高，在六楼，街道上全部站了岗哨，市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邻居代表、原单位的官员，都被安排来了，周围的邻居都谣传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警察搜查得很仔细，从晚上七点开始，一直工作到九点多钟，把我家里的财产全部清空，包括我给太太生日买的金器。后来，我向公安局去追讨被查抄的财物，他们说我的财产是用境外的稿费资助买的，属于非法收入所得，一律给予没收处理，所以，这些财产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交还。
在这一过程中，警察给我买来了一盒槟榔，一盒香烟，一厅可乐，还给我炖了一只鸡，但是我没有食欲，情绪很低落，身体不停地擅抖。吃完饭后，进来了两个警察，肩上扛着摄像机，说：“陈少文，站起来。”就对着我的脸不停地拍照，随即，一位警察宣布对我进行刑事拘留，当时，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看法律文书，他们要我签字，我就签字。不过，签完字后，我开始慢慢地冷静下来。
大约在十点多钟，他们将我押上警车，带上铐子，直接上了娄底的公路，车开了一个小时，到了娄底市第一看守所，将我带到看守所的办公室，那里早已坐满了警察，同时，房间里面挂了两台摄像机，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初审，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点多钟。
审讯完了，看守所的警察开始搜身，把我身上的手表、皮鞋、裤腰带全部没收了，看守所有规定，不准带任何铁器制品的东西进“号子”。搜完身后，他们把我送进了“号子”。
（二）看守所的故事
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多时间，一共换了四次监。
进去的时候，我被安排在12号监，这是一个带过渡性质的监室，也叫“文明监”。
刚一进去，狱警就对里面的在押人员（注：看守所关押的人如果没有定罪，通常叫在押人员，为叙述通顺，下文都统称为“犯人”）说：“来了个新犯人，你们要好好地看一下。”后来我才知道，狱警和监室里犯人的对话是有学问的，相当于一种接头的暗号，局外人根本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比如，如果狱警不是对里面的犯人说话，而是转向新来的犯人，告诉他“要懂味。”这就暗示里面的犯人这个人要狠狠地“修理”一下；如果说“要把枕头塞高点想，好好地想清楚。”这是一个要打头部的暗语，在“号子”里，打犯人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发明了专门的暗语。强奸犯是很好识别的，狱警会转向他，“你的裤子要稳一点系好。”说明这个犯人就是一个强奸犯了。而狱警针对我向监室里犯人说的那番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犯人你们不能动，要关照，要优待”的意思。后来有警察告诉我，北京安全部门下来的人给地方警察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动我。
12号监室的“牢头狱霸”主要有两位，在犯事之前都是体制内的官员，一位涉及贪污，一位因为涉黑问题，其他的都是刑事犯，充当打手的角色。他们问我是什么案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情，就说自已在网上写了些文章，他们马上就反应过来，说：“噢，原来你是一个‘反革命’，怪不得所长打了招呼，那么小笼包、麻辣鸡爪就不要吃了，分给你一个任务，你干活吧，挂毛巾算了。”
“号子”里是有“规矩”的，新来的犯人，早上要冲凉，洗澡，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每天都要往你身上倒水，活干完之后，就要挂毛巾。挂毛巾也是有规矩的，你要挂得非常漂亮，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必须挂成一条直线，比部队还要严格。有专门的犯人负责验收工作，如果验收不合格，就会招来一顿暴打，打完之后，继续再挂。在看守所里面，犯人们除了应付审讯，等待法院的判决，没有别的事情，整天就琢磨那些人磨人、人整人的歪主意。
不久，又送进来两个盗窃犯和一个强奸犯。他们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新进来的时候都挨了揍，这叫做“过堂”，有时候也叫“吃点菜”。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叫“麻辣鸡爪”的菜目，新来的犯人把双手平平地铺在炕上，“号子”里没有皮鞋，只有塑料拖鞋，三个打手把拖鞋狠狠地拍到犯人的手掌上，顺势一拖，如此反复地拍拖，直到犯人手掌上的皮全部被拖掉为止，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活像一对“红烧鸡爪”。有的犯人受不了这道酷行，会昏死过去，这还只是第一道菜。
在监室里，这样的“菜目”多得数不清，比如，“三鲜汤”、“笋子炒肉”、“红烧猪手”、“大团圆”，等等，像“大团圆”这道菜的做法是：犯人就餐的时候，每一个犯人事先都剩一口饭，然后给被选中的犯人轮流灌食，“号子”里人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号人，一人一口米饭，犯人来不及吞咽，又不能堵住嘴，这样，从嘴巴到喉咙到胃部，都塞满了米饭，颈部的食管处都撑得像猪大肠一样老粗。
一般来讲，被送到看守所来的犯人都在外面犯了事情，很多人也不怕惹事。有些犯人试图反抗，有一个犯人知道别人要动手打他，他想先发制人，却被人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所有的犯人一齐上，拳打脚踢，打得够呛。不过，一旦犯人反抗成功，说明原先的“牢头狱霸”已经镇不住他，他就会成为这间“号子”的新“老大”，在监室里，这叫做“换天台”，就是换老大的意思，很少有人成功过。一些坐过监狱的老手会有经验，不会从一开始就和监室里面的“牢头狱霸”发生冲突，而是进去之后慢慢地笼络其他犯人，时机一到联合其他犯人推翻这个“老大”的统治，事后再伺机报复，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刚开始的审讯工作直接由国安部门负责，为首的是北京下来的警察，有时候一天两次，有时候三天审一次。有一次，我在无意之中看到了他们摆在审讯桌上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共产党中央的红头文件，标题是“关于朝云（受访者笔名，作者注）一案的批示”，他们也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个案子不容易，是中央领导下来的，等到他们把我的情况摸透之后，就回北京交差了，将我的案子移交给地方安全部门处理。
过了大概十多天，估计是北京的警察离开之后，我从12号所谓的“文明监”送到了21号监，这里关押的全部是重刑犯人，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
基本上，这些重刑犯人都是靠敲诈、勒索他人的财产来讨生活的，只要他们知道你的家境富裕，就会想尽办法逼你向家人要钱，他们会找一些理由，比如，看电视要收费，一个晚上10元钱，牙膏也要收费，等等。当时，我太太给我寄了钱过来，但是，监室里面的“牢头狱霸”就要分去九成，我自已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有一次，我太太给我寄来300块钱，最后到我手上的钱只够买一箱方便面，其余的都被“牢头狱霸”敲诈去了，给他们去吃点菜。对那些“三无人员”，那些农村里面犯事的农民，他们知道这些人家里没有钱，榨不出什么油水，所以他们的目标主要针对那些有正式工作的，有经济来源的城区犯人。
而监狱里面的菜又非常贵，一只鸡50元钱，一只鱼30元钱，一盒几块钱的香烟，在看守所的小卖部里要卖到20块钱。过不了几天，等到你的钱花完了，他们又会不时的敲打你，逼你开口向家里要钱，这时，我不答应了，我写了封信，但是没有直接寄到家里，暗示家人不要这样寄钱。后来，我太太就顺我的意思不再寄钱过来。于是，监室里面的“老大”就生气了，开始整我，早上，只给我分配二两米饭，加上一丁点辣酱，像唇膏一样沫在米饭上面，没有菜，更没有油，本来看守所里面的伙食就差，吃得最多的是萝卜和空心菜，萝卜连泥巴都没有洗干净，剁成五六块，就这样煮一锅，至于空心菜，夸张一点讲，上面连浇大粪的卫生纸、女士的月经纸都粘在上面，像这样糟糕的伙食到了“号子”还要被这些“牢头霸狱”们再克扣一次。总之，他们会明里暗里的折腾你，不过，我慢慢地挺过来了。
我甚至还和一个死刑犯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通常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按规定，死刑犯是不送监狱的，就在看守所里面呆着直接等待枪毙。一般来说，死刑犯的心理都是变态的，因为他们在余下的每一天都在艰难地等待死亡的脚步，所以死刑犯都会被带上手镣、脚镣，防止他们有出格的行为，监狱还会秘密安排多名犯人专门监视他，每天都要作记录，向监狱汇报死刑犯每一天的心情。
这位死刑犯是广西人，一位十足的亡命之徒。他希望在临死之前，家里人能来看他一次，但是家里人没有来，他没有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就经常找人发脾气、打架。有一次，连手镣、脚镣砸在另外一个犯人头上，把对方的脑浆都砸出来了。这位死刑犯人和我的关系却不错，我给他写遗书、写家书，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陪他聊聊天，也不用担心他会告密，他也开始知道我被逮捕的原因，这样，日子久了，我们的关系慢慢地好起来。
在看守所里面，我一共换了四次监，这叫做“移监”。
上面提到了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在21号监，“移监”的原因是因为我砸了监。
当时我太太给我送来了六百块钱，还给我炖了一只鸡，那位“牢头”把鸡吃掉，连鸡骨头都不给我剩一根。更恼火的是，他把我的六百块钱也全部抢去了，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狱警通常不会去追究这些“牢头狱霸”的行为。一气之下，我用水杯盛了一杯水，泼向“号子”里那台通着电的电视机，电视机当时就爆了，完了我使劲踢监室的铁门，最后，终于把狱警给引来了。
砸监和破坏监狱财产的行为是不允许的，按规定这是要加刑的一种暴动行为，不管你的理由有多么充分，监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这一次，我受到了看守所的酷行处罚，第一次坐上了“老虎凳”。“老虎凳”的坐法是：四肢呈大字型打开，绑在一个特制的凳子上，有一个铁摇手将麻绳由松到紧套住你的手和腿，麻绳像蛇一样缠住你的四肢，让你的血液无法流通，但是你不能动，每动一下，就会钻心的痛一下，并且越动麻绳就捆得越紧，直到你的整个身体变得麻木僵硬为止。那一次我整整坐了一个小时，有的犯人甚至能坐四五个小时。
不过，这位“牢头”也没有落着好处，他被关了“小号”，就是关禁闭。我没有被关过“小号”，听说是一间小小的黑房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在里面没有时间的感觉，很脏，因为不允许放风，所有的排泄物都在里边，听说只能站，不能睡觉，犯人在里面没有水供应，只靠米饭里面的少量水分来维持人体所需的水份，一般的人最多能关上一两天，关三天以上，人就撑不住，你的精神可能会崩溃。据那些关过“小号”的犯人描述，关在里面的感受还不如受一顿皮肉之苦，疼一会就没事了，在“小号”里面，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崩溃的。
还有一次移监是因为我领着监室的犯人唱国际歌。不过，这一次看守所没有对我动用酷刑，只是找我单独谈话，说我唱的歌政治上太敏感，最后，把我从这个监室转走了事。最后一次移监是判决结果下来之后，这时，我必须干活了，我被分配到看守所的厨房干活，每天干完活再回“号子”。我在看守所的经历远不止这些，基本上，看守所的生活就是摧残人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在看守所里，犯人们没有事情，生活非常枯燥、空洞，整天就想着法子折腾人，发明了很多不堪入目的游戏，主要是针对那些不听话的、老实的犯人，从中找乐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让人感到恶心。比如，让犯人比赛拔阴毛：强迫犯人自己把阴毛一根一根拔掉，鲜血淋淋；
打飞机：让犯人把阳具掏出来手淫，比赛看谁的精子飞得远，飞得最远的那个是冠军；
捆阳具：从被子上扯下一些丝线，缠住犯人的阳具，两边各安排一名犯人，往相反的方向使劲拉，直到丝线拉断或者犯人的阳具完全变形，承受到极限为止；
躲猫猫：用被子把犯人蒙住，其他的犯人都堆在上面，伴随着拳打脚踢，让里面的犯人爬出来，实际上，里面的犯人是不可能爬出来的；
唱歌：所谓的唱歌，就是我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但你必须一字不差地跟唱，唱错了就掌嘴；
抽“大中华”牌香烟：用报纸（注：看守所里面的“新生报”）包住一坨粪便，点上火，让犯人用口衔着，不停地吸，又臭又冒烟，粪便还不能掉下来；
夫妻拜堂：让其中一位男犯人演新娘，拿报纸剪一个女式发型套在头上，换一身干净衣服，用犯人专用的茶杯盖，按在他的胸脯上，用力挤压，生生地按出一个女性乳房的形状出来；
还有就是“鸡奸”，不过，“鸡奸”在看守所里面是不允许的，如果被发现可能要冒被关禁闭的危险。有时，“号子”里的“老大”或者跟“老大”亲近的犯人有需要，看上了哪位犯人，“老大”就会跟这位犯人提前打招呼，到了晚上，这位犯人就必须跟“老大”或由“老大”指定的其他犯人进行同性性交。不过，必须在角落里偷偷地做爱，不能光明正大的进行，其他的犯人就假装不知道这回事；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年多，我还听说了女监区的这类游戏，比如，她们有一个“用牙刷捅阴道”的游戏节目，就是用牙刷捅进女犯人的阴道，不停地往里捅，直到犯人的阴部血肉模糊，阴壁肌肉外翻，等等。后来，我才了解到，像这样的游戏并不是哪一个看守所特有的发明，几乎所有的看守所里面都会有这种游戏节目，只是花样可能有所不同而已，现在很多监狱里面发生所谓的犯人“洗脸死”、“躲猫猫死”、“生病死”，其实只是监狱内部生活状况的冰山一角。
在看守所，像阴茎苞疹之类性病流行是经常性的。因为监室犯人用过的被子从来没有洗过，这个犯人用过了，接下来的犯人又盖上，加上监室里面又阴暗又潮湿，一旦哪位犯人染上了病毒很容易就大暴发。
如果让我用几个合适的形容词来概括监狱生活的本质，就是等级制度、暴力和敲诈勒索。在监狱里，有恶鬼、小鬼、凶鬼、悍鬼、饿鬼，你必须时刻同魔鬼打交道，善良的人在里面永远是不吃香的。有些犯人为了保护自己，最终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魔鬼。无论在哪个地方，你都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因为特务、线人、告密者时刻都在犯人们周围搜集情报，让你防不胜防。
（三）收押中心
2002年12月15日，我过四十岁生日，法院在这一天给我送来了一份生日礼物：起诉书。
2003年9月11日，判决书下来了，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03年10月1日，我接到了改押通知书。第二天，看守所就把我送到了长沙的收押中心，在那里，我又呆了两个月。2003年11月，才被送到湖南省第一监狱，也就是赤山监狱。
所有的政治犯、重刑犯，包括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的犯人，都要送到省收押中心去分配监狱，有时犯人还会分配到新疆去。我当时和一位10来岁的少年犯一起被送到省收押中心，它和长沙监狱在一起，有两三幢楼，前面两幢是长沙监狱，后面是湖南省监狱管理局的收押中心，有五层楼。
刚一进去，收押中心的狱警就开始搜身。当时家里人给我送来了很多东西，包括被子、衣服、方便面、水桶、日用生活品，更重要的是，给我送来了几千块钱。我把钱藏在被子里面，拿了一千块放在贴身内裤的夹层里，狱警在搜身的时候，没有把我的钱搜出来。之前在看守所，一位有经验的犯人提醒我，我的钱不能公开露面，一旦公开了我就会有生命危险，监狱里的危险你永远也想不到，因此，关键时刻你必须用钱来化财消灾。他还提醒我，在监狱，一定找那些说话有份量的犯人来保护自已，不然，等于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之外，这种处境会让自已变得很危险，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没有从我身上搜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狱警把我安排在收押中心左区的一个“号子”。这个“号子”是“积委会”头目的地盘，狱警可能是让他来管教我。因此，我进去之后，“号子”里面的人马上又对我进行第二次搜身，他们都是“积委会”的犯人。他们把我家人送给我的东西全部抢走了，基本上，我一进收押中心就成了穷光蛋，他们只留给我一床很薄的被子。而我的钱藏匿在另外一床厚的被子里面，因此，我向他们讨要那床厚被子，我说我要拿这床被子过冬的，必须要留给我。那位“老大”不肯，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其他犯人都叫他“彪哥”，他在入狱之前是一个杀手。他很傲慢的拒绝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缠着他们，这样，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争执，引来了狱警。他们停下来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就让这位“彪哥”把那床厚被子退还给我。
因为狱警下了命令，这位“牢头狱霸”也没有办法，但心里很不服气，他是收押中心所有“牢头狱霸”的总头目。当天晚上吃晚饭，他就开始报复我，收押中心的用餐制度和看守所不一样，由狱警统一把饭送到“号子”里面来。我的财产被他们抢走了，因此没有饭盒添饭，这位“彪哥”就说没有饭盒就不要吃饭了。但有一位犯人心存善意，他吃完之后把饭盒借给我用，“彪哥”一脚就把饭盒给踢翻了，我们之间就争执起来，再次引来了狱警。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狱警，这时，“号子”里站出来两个犯人，替“老大”把事情扛下来，他们污陷我，上来就说我嫌“‘号子’的伙食不行，卫生条件差。”而其他犯人都吓得不敢说话，狱警二话不说，把我和那两位犯人各打了几警棍，我是新进来的犯人，被打得特别重，而他们俩都是“老口子”，其实都是“积委会”的人。“彪哥”旁若无人的敲打我，我意识到了什么，就把我内裤夹层里面的一千块钱拿出来交给他，要他照应我，给我安排好。“彪哥”转手就把这些块钱交给了狱警，狱警就出去了。两个小时以后，狱警又过来找这位“老大”谈话。之后，由他来和我打招呼，说：“陈少文，收拾行李，给你换房间。”于是，我又从左区的监室转到了右区。
第二天，就开始安排劳动，因为那一千块钱的贿赂，监狱给我安排了一个轻松的工种：过秤。当时，收押中心的犯人一项主要任务是去蚕豆皮。这项工作的工序很简单，就是把蚕豆两端的皮用刀片去掉，那些有过炸蚕豆经验的人都知道，蚕豆两端是没有皮的，但中间有皮。首先由其他犯人把蚕豆用化学药水浸泡，软化，然后，犯人再把蚕豆两端的皮去掉，留下中间的皮。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每个犯人每天必须完成一大桶蚕豆的任务，一天五十斤，并且是手工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轻松的活是我花钱买来的，所以也必须用钱来维持。在“号子”里，其实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同样是可以进行权钱交易的，比如，我可以让那些过秤的犯人贿赂我，我可以给他们少称一点重量，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我可以再拿这些钱去收买“积委会”的人和狱警，但是，因为我是政治犯，不可能去做这么肮脏的事情。过了一个星期，那位“积委会”的头目又找到我，提醒我，让我给家里人写信，说监狱里面需要钱用，让家里寄钱过来。
我没把我身上有钱的秘密告诉他，但还是给太太写了信，不过这一次家里回信比较慢，没有达到他们的时间标准。又过了五天，他们给我换了“号子”，同时也顺便换了我的工作，这一次我被安排绣鞋子。在这里，发生了我在监狱里面最为恐怖的一次经历。
这是一种女人穿的绣花鞋，不是用机器绣，而是纯手工工艺。在半成品的鞋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样式，然后，用针线把一颗一颗小钻石模样的饰物按照图案的形状绣上去。第一天，我绣的是一朵梅花形状的图案，我绣了整整24个小时，结果连一个鞋面都没有绣完，我一口气干到第二天的下午都没有合眼。到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就打起了瞌睡。谁知刚合上眼睛，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脚，我顺势倒在地下，又下意识地站起来，却睁不开眼睛。在这个时候，我的意识是非常模糊的，想醒却醒不了，想睡又不让睡，完全是一副行尸走肉的样子。于是，我拿针往自己的肉里面扎，想把自己弄清醒。
那些狱警以为我想自杀，走过来就把绣花针夺过去，狠狠地抽了我几记耳光，说我想自杀。我哪里是要自杀，要自杀的话，我会把针吞下去的，而不是往自己身上扎，但狱警是不会听你解释的，在他们看来，这至少怀有一种不满的情绪。
一共过来了四个狱警，一边两个警察，架着我，一路拖到收押中心的禁闭室，它在管教办公室的隔壁。他们一上来就是两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政治犯有什么了不起，一天都绣不出一双鞋子，还想反共产党，看你今天认不认罪。”我闭上嘴巴没有跟他们顶嘴。
事情并没有完，他们穿着绝缘鞋，在地面上泼洒了一地的盐水，架着我，三支电棍，两边的腋下各一支，在我的下阴部架一支，然后，另一名警察把带电的电棍狠狠地砸在我身上，我当时就倒在地上。地上洒满了盐水，盐水是导电的呀，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身上的肉都起了鸡皮疙瘩，砰砰砰地直跳，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我身体里面吞噬我的肉，我像一个跳跳球那样从地面上弹起来，几乎够到了房顶，我没有意识到当时我从哪里来的力量弹那么高，那种被电击的痛苦感觉到现在回忆当时的场面还感到肉麻，好像那几支电棍有几百万伏的电流。弹起来之后，我又倒在地上，这一次，我没有再爬起来，昏死过去了。
这些狱警担心出事，也没有对我进一步的迫害，他们叫来了同监的一位犯人，把我背进了“号子”。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苏醒过来，这时候，我已经虚脱了。在“号子”里面，早上是六点钟安排干活，犯人和狱警都没有叫我起床。过了两个小时，到了八点左右，那位“彪哥”又奉命过来看我了，他对我说：“老陈，你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吧，叫家里人寄些钱过来，给你换个工作。”说完，他们拿来了电话，我自己身上有钱，所以故意拨了个打不通的电话，告诉他们我打不通。然后，他们又问家里人有没有其他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家里的电话，害怕他们以后去敲诈我太太，我要求换工种，钱的事情我再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从被子里面拿了一千六百块钱，谎称是借高利贷借的，交给这位“彪哥”，他拿着钱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重新换了新的工作，到仓库负责搞验收。收押中心专门从外面进蚕豆、鞋面、布料之类的材料，我就负责仓库的验收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我一个多月以后离开那里。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监狱那种残酷的强迫劳动。在监狱，劳动和不劳动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犯人想要不劳动，就得用大把大把的金钱去贿赂狱警，让他们把你挤进“积委会”，去争取一个“牢头狱霸”的名额，去做管理犯人的工作，所谓的管理，就是替监狱压迫其他犯人。这些“积委会”的犯人比狱警有时更可恶，他们是狱警的爪牙，是他们的打手，专门去干那些狱警不能明说明干的脏活，最终的目的就是敲诈勒索，压榨其他犯人和他们家庭的钱财；他们为了逼迫犯人就范，就必须要使用狠毒的手段，会没有理由的打你，下手甚至比狱警更重，更狠，来讨好狱警。
根据我后来的经验，看守所和收押中心甚至比监狱还要更残酷一些，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看守所和收押中心里面的犯人呆的时间比较短，流动性也很强，有些人会通过各种关系让关在里面的犯人免于起诉，这些地方的狱警就会狠命的敲诈这些“路过”的犯人。而在监狱，因为狱方和犯人相处的时间一般比较长，所以监狱相对来说还要注意和犯人们保持某种稳定性，一种隐性的规则，不会那么毫无人性、毫无节制。
监狱规定了犯人强迫劳动的任务，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们规定的任务。比如，他们让你今天完成五十斤蚕豆的去皮任务，你不可能完成，就算你真的完成了，他们明天就会让你完成六十斤的任务；他们让你一天完成二十双绣花鞋的任务，你加班完成了，明天他们就要你完成三十双，过一段时间就让你完成五十双，有时候你完成了任务，他们还是会吹毛求疵，不断地找你的茬，说你绣的鞋面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要求重新来过，但是，如果你给那些负责验收的人员贿赂，哪怕你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一双鞋子，他们说你完成了二十双，也是可以的。后来在监狱，制作节日彩灯，他们让你今天完成三十捆，明天可能就是六十捆，后天就是一百捆；做凉席，今天你完成一床，明天就是两床，后天就是三床。在“号子”里，犯人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定额，24个小时没有合眼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好像一场永远没完没了的马拉松比赛，你永远也无法达到那个最终的目标。通过这种毫无节制的劳动方案，逼迫犯人花高价钱去买那种为数不多的管理工作，表面轻松，实则肮脏，通过这种方式让犯人之间相互隔离、相互竞争，在犯人内部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建立一套监狱内部的管理文化，这是一条逼人向恶的道路，普通的犯人在监狱里面只能任人宰割，根本没有任何救济渠道和改进的希望，这里面实在太黑暗了，你就是大白天打着灯笼火把都照不出阳光，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是无法想像这种黑暗程度的。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他们那么喜欢抓人，一件很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判那么重的刑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犯人能够给监狱创造无穷的财富，并且监狱几乎不用什么成本，不用盖工厂，不用支付劳动报酬，不用担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没有任何机构和人能够监督它，所以他们能够抓人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能够重判绝对不会轻易轻判，对于那些陷入进去的普通犯人来说，为了能够尽快获得出狱，不得不利用“强迫劳动”这根救命稻草，来为自己缩减刑期，监狱其实异化成了一家隐秘而又利润丰厚的大公司。
（四）监狱的故事
在收押中心呆了两个多月，2003年11月18日，我被送到了赤山监狱。
到赤山监狱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了劳动，当时还是11月份，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别的犯人都只穿一件衣服，我穿上了厚厚的棉大衣，因此，他们都取笑我。在赤山监狱，都是刑期至少满了十年的重刑犯人，我之所以被安排在这里，可能跟我是政治犯的原因有关。
当时的工作是打监狱马路，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全部是依靠人工来完成。我只有八九十斤的体重，没有力气，但监狱还是把我当作一个主劳力，安排我采石头。第一天还算是比较平安的，我甚至还能抽烟，按规定，在劳动的时候是不允许抽烟的，当时我在工地上，想抽烟，但自己没有，就向同监的狱友讨烟抽，他们给了我烟，还给我打掩护，向“积委会”的人解释，说我去解手了。晚上回到“号子”之后，还要继续加班劳动，当时是做节日彩灯，熟练的犯人一晚规定了60捆的劳动任务。
第二天就不同了，给我规定了劳动任务，但是也没有强迫我一定要完成，监狱“积委会”的犯人不像看守所和收押中心，没有轻易打人。第三天，狱警找我谈了话，这是每一个新进来的犯人都会有的一道必经程序，主要是监狱方面要了解我的案子，问我劳动吃不吃得消，身体健康状况，等等，这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程序。总的来说，第一个月没有安排劳动任务，甚至还能自由活动，可以散散步，了解监狱的环境，基本上算是一个熟悉的阶段，在这段时间，我还结识了其他一些政治犯人。
到了第二个月，也就是2003年的12月份，监狱的马路和地坪的劳动任务完成了，开始转向其他的劳动。
那时已经是冬天，赤山监狱建在洞庭湖上，周围全部是水域，我们的任务是出塘泥。湖区周围的水塘不像内陆，一口水塘就是几百亩，一眼望不到头。每年春夏涨潮的时候，洞庭湖的水就会灌进来，同时带来了丰富的鱼资源，到了冬天，监狱就会干塘，捞水塘里的鱼，捞完之后，还要挖里面的塘泥。监狱要赶在元月份之前把池塘的淤泥清理干净，一共有四口大水塘。所有的犯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全部出去，出塘泥。
每个犯人都规定了劳动任务，上午每人要完成一百八十担，劳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水塘里面的泥巴臭气熏天，普通人踩在淤积的泥巴里想要抽腿出来都很难，何况肩上还要挑一担沉重的塘泥。我第一天大约完成了二十担，肩上就起泡了，脚板上的皮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和摩擦，也红肿了。第二天我完成了二十担，但是我没有挨打，也没有受到体罚，我暗中买了一包烟给“积委会”负责计数的犯人，他在计数的时候把我多计了一些担数，最后核对任务的时候我过关了。
在监狱外面劳动下午五点就要收工回监，收工以后要核对劳动任务，那些没有完成劳动任务的犯人就要站队，练操、跑步、蛙跳，最多的情况是围着监狱的操场跑步，跑一百二十圈，有时，监狱也会体罚那些没有完成任务的犯人，抽耳光。
我经常完不成任务，但是很少挨过打，可能因为我是政治犯，狱警多少有点顾及，像我们这些人，监狱每个“号子”至少要安排四个犯人监视我们的行动。不过，最后一天，我所在的那个劳动组，都挨了打。当时，我们几个犯人承包一些任务，包括铲、担、拖、出泥都由我们几个人共同来完成，但最后算下来，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于是，狱警让我们列队，每个犯人都被狠狠地抽了几个耳光，我的脸都被他们抽红了。
还有一次受到虐待是我违反监规。新犯人在监狱里有两件事，第一是要剃光头，第二是从家里带来的衣服都要扎黄布巾，有一个区别于正常人的明显标记。我的衣服没有扎黄布巾，因为我不认罪，他们劝我认罪，让我写认罪状，但我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在清监的时候把我的衣服搜出来了，还有很多书，有些书是不允许带到监狱的，这些都算违反了监规。于是，狱警让我跪下，我没有跪，两个狱警过来压住我的肩膀，想强迫我跪下，但我始终不跪。于是，他们用两支电棍重重地打在我的肩上，我被打趴下来，我又站起来，他们的电棍又挥过来，正好打在我的头上，当时我就不醒人事。第二天早上，我都没有清醒过来，早上六点出工，我没有去，后来起床之后上厕所，结果摔倒在厕所里面。因为这件事情，成为监狱的一桩公共事件，很多政治犯朋友都来探望我，狱政科也来了人，还批评了打人的狱警。我被送到了监狱的医院里，打完针，发了药，又送回来。在医院的时间，我顺道探望了当时住院的政治犯人喻东岳，他生活的地方很恐怖，比猪圈还要猪圈，令人怵目惊心。
作为一位作家，我在监狱里很难正常写作，没有纸张，没有正常的写作时间和空间，“号子”里会有监狱的线人监视我的行动，他们也会干扰我的写作，稍有出格的行动，他们就会向狱警告密。如果犯人写的东西太过激烈，狱警在清监的时候就会没收。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晚上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写日记。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将每一天发生的事情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绣在我的一件内衣里，这件内衣躲过了看守所的警察、躲过了收押中心的警察和那些“牢头狱霸”，但在赤山监狱清监的时候被狱警搜出来，最终没有能够带出监狱。
监狱的伙食比看守所相对要好一些，每一周会有两三顿荤菜，这在看守所里面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主菜还是萝卜、包菜、白菜，但还是比看守所要好些。如果逢到过年，每个犯人每餐会有一整条鱼，一个“号子”会有一盆肉，米饭也不限量，只是不准饮酒，这样的伙食至少可以持续半个月。因为监狱建在洞庭湖中央，所以一年之中吃鱼的天数特别多。
每一年监狱都会有减刑大会，犯人获得减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完成劳动任务所需的积分，犯人每年都写认罪书，遵守监狱规范，等等。我在监狱里经历了很多道德上的妥协、羞辱、磨难，甚至用令人不齿的方式去贿赂监狱的管理人员，但是我始终没有认罪，因此，我不可能获得减刑，直到坐满刑期之后才被释放。
定稿：2014年9月18日
2014/9/26
文章来源：《公民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