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国际社会的文革——至今仍魔咒般束缚着中国与世界旳半世纪前历史》
杨海英主编 日本集广舍出版 2016年11月
提示：2016年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日本的各大书店人文社会专柜摆设众多文革研究书籍。但本论文集与日本以往文革研究不同，具有鲜明的个性。
编著者为日本静冈大学杨海英教授（蒙古名：俄尼斯・朝克图），蒙古裔文化人类学者，出版过研究内蒙古文革的专著多本，从2009年到2018年，每年编辑一本上千页的《有关对蒙古人种族屠杀的基础资料集》，至今已出版十大卷。他的研究不囿于历史文化人类学，文革史，而且涉及民族史、殖民史、民族政治、国际关系史等错综复杂又相互缠绕的历史地理根脉，并一再提醒文革史的研究应超越“汉族中国史”的立场。
本书另一特征是杨海英教授指出，日本文革研究被左右两翼历史观，尤其是左翼“进步知识人”的 “中国观”的所局限，运用第一手资料不够，以至于研究停滞不前，落后于欧美。左翼与右翼通常被置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政党竞争的二元对立结构，但杨教授的论文，显然具有更宽阔的人道主义视野。
以下本书中杨海英教授的三篇文章，由《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屠杀纪实》（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年出版）中文译者之一刘老伯翻译。日文版获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
序 再探文革与国际社会关系
——期待出现新的研究成果
杨海英（文）
刘老伯（译）
为何今日需要重新探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与世界之关系呢，简明扼义，文革至今尚未结束。半世纪光阴流逝，而文革并没有成为历史，不仅中国国内问题层出不穷，且仍然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2016年，时值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世界各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文革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与探讨。
在日本，集世界各国文革研究者之萃，首先，岩波书店旗下的《思想》杂志于2016年元月号（No.1101）出版了《尚未消逝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后的省察》专辑。接着，2月27日，静冈大学人文社科学系 亚洲研究中心在东京主办主题为《文革与国际社会——五十年后的省察与展望》的国际研讨会，本书为该研讨会上首发的论文集大成。
同年6月，财团法人 霞山会编辑发行的《东亚》杂志第六期上组织了《文革阴影拖曳下的中国》专辑，笔者概述了少数民族地区文革特质。
纸媒方面，《读卖新闻》从5月10号开始连续数日刊载《毛泽东之流——习近平的原点：文革五十周年》。
《每日新闻》5月13号的《文革五十周年的中国》版的《倾听读者心声》栏中，介绍了中国研究者加加美光行与本书作者之一的社会学研究者福冈爱子以及笔者的论点。
《产经新闻》则以《检证文革半世纪》为题，简析自“五一六”通知开始至当今中国“红卫兵世代左右中国”之现状。
《日本经济新聞》于5月17号以《文革五十周年之言论贫瘠》为题，报道了当今中国公开批评文革，可能危及中共威权统治基底之危险，当局采用严厉的信息钳制来维稳的现状。
但2016年5月过后，五大新闻的关注度急速下降，关于南海和东海领土主权之争，以及在反腐名义下之国内政治斗争的有关报道又重新成为热点的对象。
费利克斯・威霍尔（Felix Wemheuer）教授主持的《纪念中国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地方文革的新视野（Conference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Provincial and Local Histories）于4月21号至24号在德国科隆大学举行。笔者虽受到与会邀请，但却因校务缠身而未能出席。尔后，该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刊载于北京的电子版刊物《记忆》的第162期。
《记忆》是中国的部分铁肩担道义担当的研究者们，在困难的政治情勢下推出的珍贵的文革研究的电子刊。
6月24号至6月26号，美国加州大学利河滨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召集人之一）主持的《毛泽东的遗产与当代中国——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china and Maoist Legacy：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召开。笔者宣读了题为论文——《乌兰夫与毛泽东之相克——对蒙古人种族杀戮的理论背景》。
本次研讨会有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大陆的六十余名余名学者与会并发表论文，每天参加会议的人数多达百余人。三天的的研讨分作以下几大板块进行。
1：“八零后”年轻人学者的文革研究（主要是中国国内和德国）。
2：文革五十年后的再思考和再考察（新理论、新史实、新思考、新视野）。
3：毛泽东与文革的启动。
4：毛泽东与文革中的造反、暴力及军队。
5，对文革的研究之再研究、对文革反思之再反思。
6：文革真的成为过去式了吗？
7：自由论坛。
研讨会的成果予定在2017年年底分上下两册论文集在香港刊行。文集出版之前，部分论文将刊载于《新史记》第八期。
本次研讨会与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发生“对中顾虑”以及左右分裂的情况。尽管学者秉持有不同的认识，但由于沒有日本那样浅薄无知的中国礼赞派垄断会议阵地的状况，研讨会的气雰始终是学术性的。美国学者內部也存在各持多种多样的对中认识，但总的说来，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一些。由此，不能不说日本既往的文革研究与世界相比，已落下较大的差距。
在世界各国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相继举行国际研讨会时，而在文革发生地的中国则成为众所周知的禁忌。言论空间如履薄冰，死水一潭。部分研究者被约谈，民间文革博物馆被迫关闭。对此，日本也有广泛的报道。
一 边疆和周边的文化大革命
本书的执笔者基于文革不仅对中国国内、而且对国际世界以及当今存在的诸问题仍持续重大影响这一基本共识，撰写以下论文。
第1部分：《边疆与周边的文革》。
迄今为止，大部分文革研究成果在地域上主要聚焦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内容上也以毛泽东和他周围的大腕领导人为主轴。而在民族方面，也以汉民族为主人公而占据主要出版研究。简要言之，地方上的以及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边以外的少数民族(包含基督徒)的文革研究领域尚未真正开拓。
谷川真一的论文《从周边的文革向边疆的文革研究进展》中呈现了复眼视点，详尽地收集了九十年代以来规范化的边疆与周边地区文革研究学说史。以往主要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民族间的纷争，但此问题更应置于国际关系史，同时在二十世纪的民族自决史潮流分析中，对此，笔者深感共鸣。反过来说，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无视欧美的理论，而且由于懈怠于对近年来相继公开的厐大第一手史料群的细致研读，以致事实上巳经落后于其他各国的文革研究了。今后年轻的学子可以直接学习谷川论文所介绍的欧美研究成果。实际上，欧美的理论也大体上是从实证研究中抽取凝炼出来的。关于文革研究，必须指出，过去日本那种以家传技艺自誇式的所谓实证研究本身都尚未成立。
文革中的边疆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哈日巴拉（Qarabars，“黑虎”之意）在他的论文《关于大量肃清蒙古人运动的政治背景之考察》中，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最高领导人乌兰夫被肃清的事件，披露了作者上溯到近代史所探索的研究成果。游牧民的蒙古人自古以来视草原为共同体的“上天恩赐之宝”，但自近现代后入殖的汉人则将草原单单诠释为“土地”。从而以“土改”为名占据了草原民族的“上天恩赐之宝”，最终成功地剝夺了原住民的一切政经权利。失去了经济基础的游牧民在汉人统治的地区被迫转化为农民，遭受被屠杀的命运。本论文对汉人的边疆开拓理论进行了明晰的剖析与研究。
哈斯其木格的论文则介绍了蒙古人医生群体的文革体验。
日治时代日本培养了一批蒙古知识精英。其中蒙古医生群因接受过日本近代教育成为被整肃的直接理由。蒙古人在文革中被杀戮的背后间接存在对日本进行清算的政治意图。从文革伊始就將蒙古人与日本为媒介而联系在一起定罪为“日本特务”、“伪满日奸”。通过蒙古医生的个人史见证沐浴日本近代教育熏陶的知识精英在近代史中努力探索民族自由与自决之道的历史。
同时代的日本对文革血腥的杀戮行为，是在不知事实的情况下而一味颂赞北京政权的吗？所谓“历史问题”，只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汉人反省的你们为什么对在日本和中国的狭缝间、蒙古的民族利益被背叛、被损害的事实视而不见呢？是否需要真诚的反思呢？蒙古人的南（内）蒙古部分被中国所据，日本曾经插手蒙古草原地缘政治为不可忽视的原因。1945年8月满洲国在苏军进攻下彻底终结。之前的2月，苏、美、英达成《雅尔塔协定》（蒙古人并没有参加这一决定本民族自身命运的会议），蒙古人内外统一的渴求被轻易否定。作为宗主国，难道对旧殖民地的人们至今还在受他人政治圧迫之苦的现实能障眼闭目吗？日本读者需要认识到这不仅是道义问题，同时是人权问题。
西方与中国在精神上结合的要素之一是基督教。基督教与中国自古代接触以来就不投缘。世界三大宗教全部诞生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是古代传入中国的，因而更多地是具被排斥被弹压的特征。
刘燕子在其论文《文化大革命与基督教徒——我们是为了信仰》中论述了中共自建党初期至文革如何排斥、如何边缘化基督徒，并如何弹圧的历史。1955年6月北京基督徒会堂创办人王明道在《零食季刊》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到我们的”，表明他拒绝参加三自的的决心。8月凌晨前后与妻子同时被捕。期间王明道因愿意认罪获释。1958年，他与妻子因为不履行参加三自的承诺，再度被捕，1961年正式以“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1980年被释放，但从未被“平反”。2011年北京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中，孙毅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全国不同的家庭教会团队为了支持守望，又以《我们是为了信仰》为题，公开就政教冲突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王怡在《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指出家庭教会在中国“始终持守和践行着宗教和良心的自由”。2015年，浙江省以“三改一拆”宗教违法建筑处置为名，强拆了省内多所教堂的十字架，基督徒们发表《我们还是为了信仰》，纪念王明道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六十周年，纪念老一辈“为了持守真理，毫无妥协地表明信仰立场”。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诸民族因接受或者试图接受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做普世价值的重要部分，而中共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七不讲”来抗衡普世价值，实质上是逆近代化历史潮流而动。
西藏知识人指出，今天当局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思路与手腕与文革时代并无大异。中共虽然宣布了文革结束，但在少数民族地区，换汤不换药，本质上与文革期同样的的強权破坏性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并没有改变，因为文革式的统治手腕继续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因而民族问题至今还在激化。中国政府或许在汉人内部对文革进行了部分的清算，但对异民族，却从未见过其诚意。相反地却強化与正当化了文革时的统治方法，因而民族问题复又尖鋭化，彻底解决办法更加遥遥无望。
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主张根本不存在民族问题，在公开出版的有关新疆的历史书籍中几乎没有维吾尔人以正面登场出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却突然变出了“新疆的恐怖暴力袭击活动全都与文革中维吾尔人的反革命分裂活动息息相关”的主张。至二十世纪末仍被封印的民族问题爆发，而解決的方法也无眉目，只能是用上溯到文革时期来“探求暴恐的成因”，不正与文革在新疆尚未结束互为表里的事实吗？笔者杨海英依拠第一手史料在本书论文《维吾尔人的中国文革》中立证了上述事实。
二 国际社会中持续徘徊的中国文革
第2部分主题：《国际社会的中国文革》。
本书在充分认识与考证以往文革研究成果之上，试图从国际社会和边疆地区研究而逆射文革震源地。换而言之，将文革置于现代世界史中进行研讨。探讨国际社会如何受到文革影响？留下了什么样的后遗症？
今天习近平体制正在走回毛泽东时代的老路，对内对外的各种政治手法仿佛全都回归文革时代，已形成了共识并有部分定论。笔者赞同此见，不仅基于笔者自身二十多年的鄂尔多斯实地生活经验，而且出国多年之后无数次往返的田野调查、口述历史与文献研究。
此外，从最近汉人社会內发生的事件也可以看清北京当局真实的面貌。从2015年起连续发生国际事件。在香港经营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店主和店员等五人陆续在泰国、香港和中国南部被绑架，其中一位还具有瑞典国籍。中国的公权力竟然超越了国境直达泰国，标榜“一国两制”的香港更无庸赘言了。
“铜锣湾书店”事件并非只是习近平体制践踏国际社会法律秩序而一时鲁莽之为，而是中共一贯地利用香港作为桥头堡进行对外干渉的旧技重演而已。中共曾以香港为据点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并煽动颠覆英国殖民政府。
马场公彦的论文考据与分析的的事例之一是对1965年9月30日在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据来自美国的报告，由于中共干涉的结果，致使25万人被杀害。马场公彦运用最新的调査资料，将作为“世界革命一环节”的“9.30事件”同文革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考证。
中国政府外交部在文革中实际上成为对外干涉的窗口。马继森的著述记载了外交部文革的情况。从1966年10月起，中国政府要求外交官将对各国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大的任务，将对外使馆作为革命思想宣传基地。在囯内也煽动“革命群众”参与干涉对外事务。无疑，这些激烈的行为必然引发各国的抗议。
作为对外干涉的一环、中国政府还交给外交官们对外输出《毛泽东语录》的重任。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期间，中囯囯际书店面向世界各国和国内边疆地区印发了14种外语的毛语录80万册。加上在各国印发的的数目，实际上用24种语言印发了50亿册。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囗为30亿人，即平均每人可持有毛语录1.5册，名符其实地成为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畅销书”。毛语录的广泛印发引起了中国外交官与世界各国的间激烈摩擦，但自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却自信地认为自已的行动是正义之大举。
“造反小将”红卫兵将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前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将反帝革命”推向顶峰。“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1966年9月7日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说：“將苏联大使馆前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是件大好事，我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
9月13日，在日本出生的、负责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事务的廖承志在北京大学作了煽动性讲话：“我们在外有2000万华侨。这股力量是很可观的，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2000万人华侨就算只动员其中的百分之一，就有20万。这20万人也可以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嘛！”
周与廖都在明目张胆地号召干涉他国内政和颠覆他国政权。由于日本根深蒂固地存在一种“周恩来信仰”与“廖承志大善人”之说，使得日本不敢直面中国的现实，相反站在自己有利的立场，诠释文革政策与中国人文革式的思维。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定说”。仅仅根据自己有利的立场来理解他国的所谓“作为方法的亚洲”观，那么，特定场合下，日本就存在可能再次被误导的危险。
程映虹的论文曾经对中国如何利用文革来干涉世界他国进行过系统分析研究。下面列示了该书的目次，从其结构对中国对外干涉的实际战略就一目瞭然了。
1：毛主义与中国模式对东欧各国和北越的影响——“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时期与反右斗爭时期。
2：文革期对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输出。
3：毛主义与文革对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影响。
4：苏联与中国及古巴共产革命的比较。
5：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与毛主义。
6：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7：秘鲁的“小毛泽东”和他的光辉道路
8：毛主义者切、格瓦拉为什么从古巴出走？
9：西方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式革命的迷恋。
10：古巴甘蔗园里的美国“知识青年”。
11：卡斯特罗为什么拒绝中囯式的改革？
12：独裁型领导者人格的形成。
程映虹分析了建国后北京当局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的国内革命与‘世界革命’，除了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
持有“共产中国＝绝对的善，共产中国＝部分的善的”见解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称赞毛主导的暴力革命，以此探索和反省日本近代史的历程。然而由于未充分理毛暴力革命的思想性根源以及伤痕累累的实践，只不过是不着边际的一厢情愿而已。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找到日本社会旳病根。这个病根指的就是对中国的歪曲理解和对华战略。
程映虹以中国人的观点探索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的。出身于马里的Oussouby SACKO在题为《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援助与在非洲外交领域的影响》论文中，回顾了独特的“中国与非洲兄弟关系”。即使在本国百姓因人民公社化和文革而处于极端贫困，濒于饿死边缘的极端年代，中共仍然在物质上积极援助非洲各国。Oussouby SACKO指出，中共以此试图改善文革的负面形象，其结果，在非洲各国留下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中国的对外干涉，主动输出文革意识和行为方式并非六十代文革期所特有的的现象。中共建政开始，就以作为解放全世界为名向世界输出毛主义和中共革命模式，向南美的墨西哥、玻利维亚以及秘鲁等各国输出毛思想。中国的文革停息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南美的安第斯高原山地仍然继续处在以红色恐怖之下。
细谷广美在题为《安第斯的毛泽东—-原住民、无产阶级、农民》论文中，分析了根植于南美秘鲁原住民社会中“革命”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国际政治学者聚焦于权力和政治中心地，而文化人类学则从形成文化和社会的第一线民众着手研究。细谷广美基于对安第斯山脉原住民社会长期文化人类学调査的经验，逐项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
程映虹也指出“醉心于中国革命的西方知识份子”，关注文革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试图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中利用文革思想资源。
上利博规在论文《法国曾经误解了毛主义么？——围绕公社的起源与行动》一文中对此作了研究。上利整理了法国与毛主义的思想渊源，通过萨特支持毛主义的前后过程的水脉分析，认为毛主义在西欧旳流行只是对文革影响的一个实例，而且法国革命及巴黎公社还是文革起源以及引导文革的一支力量。
英国的新左翼与和法国的毛主义者究竟如何思考并付诸于行动呢？
福冈爱子在论文《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化的政治”》中以“文化”作为关键词进行探讨。福冈指出，“文革尽管是是中国发生的大事，但不能因而忽视那个特定时代对当时思想、运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前的文革研究重点在于文革模仿法兰西革命的巴黎公杜的某部分或者说某一时期，现在也需要反过来研究本国利用文革思潮，试图进行本国与世界的政治变革的侧面，这是上利和福冈的论文中的开拓性的部分。
三 中国无法消逝的文革——无法独立于国家意志的中国人
根植于大脑深处的文革体验与记忆非常难以大脑中去魅。笔者至今还经常无意识地哼出文革小调，強烈宣传力量的革命歌曲已经毒素般渗透浸了人们的身心，想必如此苦恼的人也绝不只是笔者一个人吧。
在一党独裁的专制主义中国，个人的思想无法逾越于国家意志。
“谈到民族问题，即使是汉人中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人，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的观点也是讲少数民族遭受的灾难归于专制政治迫害，不承认汉人广泛参与其中的民族压迫。他们通常的说法是，汉人同样深受专制政治之害，因此各民族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只要共同争取实现民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王力雄《没有墓碑的草原》序）
2015年12月12日，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的以《毛泽东主义——半世纪后的视点》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笔者与《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作者杨继绳先生交流了意见。杨继绳先生曾为中国最开明杂志《炎黄春秋》的编辑，发表了毛时代大饥荒中饿死者超过3000万人的研究成果，被认为具有自由意志，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人。
杨先生曾经说：“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地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体验……写文革史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的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
在这次研讨会上，笔者以《乌兰夫与毛泽东的相克——对蒙古人实施种族杀戮的理论背景》为题宣读了论文。文革给蒙古族留下的集体记忆，就是蒙古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被卷入这场杀戮，而且是被单方面大屠杀＝实质上的民族灭绝，。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上，围绕乌兰夫同毛泽东的思想斗争与理论对立展开实证与分析。蒙古是中国和日本的双重殖民地，南(内)蒙古之所以成为异民族统治下的殖民地，乃是战后《雅尔塔协定》的制约，苏联与美国这样的大国不惜牺牲小国利益的利己主义给弱小民族造成的悲剧。这是以乌兰夫为代表的蒙古人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所认定的事实与政治理想。
听了笔者的报告后，“开明”的杨继绳先生迅速抛弃了自由思想的学者立场，其言论似乎变为外交部发言人：“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固有领土”、“是蒙古族的内讧而造成部分蒙古人被杀害”云云。比中国政府的定论似乎还要后退一步。在此逐一地反驳杨的政治性的发言是不必要的。因为既成的事实己经在笔者主编的《有关对蒙古人种族大屠杀的基本资料》系列丛书中刊载出版。笔者公开的第一手史料全部来自于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和被害者及加害者的报告书。这些第一手史料确证了中国政府的公式见解是不成立的。
不只是笔者不赞成杨继绳的政治性见解。与会者哈佛大学旳麦克法夸尔（R.MacFaquhar）教授举证了一个实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举办以维吾尔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主旨来解释民族问题原因的展览。然而蒙古人和西藏人与维吾尔人都只不过现在国籍上的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范畴，而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经脉来看，从民族自决的思想上来看，他们都从来不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马克法夸尔还认为文革的强力念咒也制约着今天习近平体制。
从杨继绳先生的言行可知，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由于被捆缚在文革精神外伤中而不能自拔，因而同他们的对话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欧美的“开明”学者也同样如此，言藻丽辞上赞扬“人类的普世价值”，但归根结底，这种“普世价值”只适用汉人之间，而在表述少数民族问题上，至今同样还是使用僵化的文革式套语：“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云云。语言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文革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语言甚于血液”。
顺便说一句，2016年夏，代表建制内自由主义的《炎黄春秋》被迫发表停刊声明。
杨继绳先生式“开明学者”面临两大难关：一是少数民族问道，二是日本问题。尽管他（她）高调“普世价值”，而只要遇到日本这个问题，除了痛陈侵略、要求反省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语言。日本人必须特别直视这个问题。这表明同中国人进行对话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不正是少数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不能解决的真正原因吗？
四 文革不能消逝的原因与未来的课题
文革未能消逝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其幽灵仍然在徘徊，甚至以强势君临称覇世界，究其原因何在呢？从文革研究的角度笔者提出如下三点思考：
第一，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发展阶段论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极目所见世界不平等不公正，于是《资本论》又被大量印刷发行。这种返祖现象说明标榜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理论鼻祖的旧皮囊装新酒式的“新说”再现思想的贫瘠。人们忘却了社会主义历经百年的实践早已失败的事实，继续默认中共的暴行。人们有勇气谴责北朝鲜核实验“小恶”，（这个现在大概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了），却支持和利用“社会主义中国”之巨恶对周边世界的持续侵略，支持大量虐杀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称霸现代世界野心。中国开口闭口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坚持逆现代化的专制政体中国，中国也利用了世界的自私自利与小肚盘算，至今仍将文革式的紧箍咒套在本国与世界的头上。
第二，发展阶段论在中国的古代版本就是一贯强调大中华思想。盲目自信比周边各民族更优秀更先进，把侵略少数民族土地美化为开发边疆，弘扬国力，把掠夺当地的资源视为“帮助落后民族经济发展”之善举，少数民族若对此不满而抗争，那就会扣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煽动少数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政治高帽，实质上，中囯人利用大汉族主义封杀了各民族的民族自决诉求。他们从不反思承认过失，隐匿与忌讳文革中对少数民族杀戮的人道犯罪问题，这也是当然文革“常驻”边疆的原因。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从“党天下”变为了“以党治国”，党的利益为第一，人民利益服从党国利益，（这里的人民，从历史的经脈来说，不包括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等民族）。若持异议，那么“反共”、“反华”大棒就会横飞头顶。中共己将民族主义变质为维持其政权的的国家主义了。
日本曾被文革浊流吞噬。明治维新以后翻译出版了众多的马列主义著作，这些思想资源成为精英阶层认知与抗衡的武器。这些左翼“进步知识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充满浪漫幻想而不惜吹捧之力。加之日本的知识阶层自古以来就学习汉文汉典，由于这些汉典中不乏以大中华思想立场的对少数民族的恶意的描写，致使日本人的头脑浸染汉典中的毒素部分。陷入马列假说推论和汉典之毒以致头脑麻痺，日本当代中国研究者们一定要分析总结自已的思想变迁并对文革进行再认识。不过笔者对左翼“进步知识人”早已失望，寄希望于年轻的学者。
如前所述，欧美学者已经构筑独自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日本的中国学者却认为“欧美学者读不懂中文，只是理论先行”，这是缺乏根据的错误认知。
有关文革的中国档案并未完全公开，但Andrew G Walder、苏阳等人已基于公开的地方史志和校史等数据资料，力求究明真相。欧美学者认为，尽管中共公开的地方史志有限，但是如果认真地分析，接近解明文革的巨像还是有可能的。日本学者金野纯的《中国社会与大众动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民众》(御茶水书房、2008年)和谷川真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能动力量》（御茶水书房、2011年），釆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实证其有効性。
宋永毅等学者公开了文革研究数据库，笔者孤陋寡闻，似乎未见日本的左翼“进步知识人”利用这些研究学界写出了的令人悦服的论文。轻视欧美中国学的日本中国学者看得懂《人民日報》，似乎却看不懂謄写油印版和手写的地方档案类读物，因而不能解读具有独特政治语言的各类文革档案。这些人是否更应该谦虚地磨提高自已的中文能力呢。
其实，在论及左翼“进步知识人”的中文能力之前，必须指出，阻碍他们研究的重要因素是其骄傲跋扈。这些左翼“进步知识人”，一边享受民主主义国家自由的机会，一边颂赞一党独裁下的中国，两边通吃，因而，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不仅如此，他们对一党独裁，自由空间逼仄的艰难条件下抗争的学者们出版的文革研究成果投以不信任的目光。试问，左翼“进步知识人”学术研究的未来，何在？你们存在的意义，何在？
上利博规的论文在研究法国的毛主义者最后提到，德里达目击萨特拥护红色中国，吹捧毛中国政权之态后(萨特名言：反共产主义者是一条狗，盛赞“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论及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提出了民主主义（的革命）部分因素与纳粹主义是否具有同一根源的问题。提出思考中国与国际关系时也，法国的毛主义者不单单是发一场红色中国高烧，而需要以文革与民主主义对立的视点俯瞰。我们也不应当自己置身于民主主义的安全地带坐而论道，应该通过分析文革和萨特拥护暴力革命，重新思考“应到来的民主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形态。从民主主义为出发点肯定革命。
那么，日本左翼“进步知识人”是以怎样的视点观察文革暴力呢？希望上利提出的问题，给今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提供启示。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31,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