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日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反右运动的书籍，其中好几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我向大家介绍的是陈奉孝先生的回忆录《梦断未名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纪实》。该书由美国的劳改基金会出版。
在反右运动的1957年，陈奉孝是北京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只有22岁。由于他在鸣放期间参与组织独立学生社团《百花学社》和创办刊物《广场》，被打成右派；又由于陈奉孝拒绝承认错误，并且多次准备逃亡国外，未遂，被捕，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1972年刑满释放，1979年9月反革命问题得到平反，1980年右派问题开始解决，但直到1984年才算得到彻底改正。从1980年起，陈奉孝当上中学数学教师，现早已退休。
《梦断未名湖》这本书主要是记叙了作者22年的劳改生涯，从被捕、审判，到监禁判刑，劳改。按照中共的政策，右派份子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由于陈奉孝是现行反革命，所以受到的惩罚更严重。劳改期满后又被迫去劳改释放人员就业农场劳动，人称“二劳改”，实际上和劳改相差无几。在22年的劳改生涯中，陈奉孝受尽了凌辱折磨，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实在是九死一生。尤其是在大饥荒的岁月，劳改队里的犯人大量死亡，体弱多病的在劫难逃，个子大、饭量大的也饿死不少。亏得陈奉孝年轻，身体好，个子小，饭量小，好歹活了下来。作者写到两次行凶事件，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知道，在监狱里或劳改队里，政治犯、特别是知识份子政治犯，常常要受其他犯人的欺负，管教干部则照例不闻不问，乃至鼓励纵容。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陈奉孝却不然。一次，有一个犯人欺负他，陈奉孝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使出全部力气，抡起铁锹照那个家伙脑袋劈去，对方弯下身子，没给劈死，否则会要陈奉孝偿命的。陈奉孝因此事被关了三个月的小号。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人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等三个月后出来，陈奉孝虚弱得连10公分高的门槛都迈不过去了。众人看到这个大学生居然敢拚命，从此再没人敢欺负他了。另外有一次，他预备好镐把，藏在监舍的风斗里，准备打死一个作恶多端的管教干部，一连等了三天，那个管教干部都没来，原来那个管教干部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劳改队生存条件的极端恶劣和作者刚烈的性格以及当时对生活的绝望，由此可见一斑。
陈奉孝不但性格刚烈，而且见识也不同凡响。许多右派在批判会上都低头认罪，陈奉孝却拒绝认错检讨。许多右派在为自己辩护时总是反复声明自己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陈奉孝却能依据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强调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合法的。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梦断未名湖》一书的最后一章是“反思”。其中作者反思了自己为什么会成右派的原因。作者告诉我们，虽然他自己的家庭和本人以前并不曾直接受到过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但是他的老师同学却有不少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使作者深感不平。另外，作者发现，在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关系很不融洽，积极份子打小报告整人，令作者十分反感。作者热爱专业，学习优秀，却一直被党团组织视为白专的典型，受到歧视和排斥。当年的北大，政治上非常“左”，整天讲思想改造，不允许独立思考，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搞得气氛很紧张很恐怖。这都是让作者十分不满的。在鸣放期间，陈奉孝在北大阅览室读到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感到很震惊，联系到中国的社会现实，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后来又看到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事件，认为苏联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右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错，陈奉孝告诉我们，直到被捕为止，他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是进步，现实的弊端只是出于政治制度。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很幼稚的，不过放回到50年前又是难免的，很可以理解的。在当年，连许多西方知识份子尚且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十分向往，何况年轻的作者。诚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许多57年的中国右派，按西方的标准并不是右派而属于左派。这再次提醒我们，左派右派的区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维护极权专制。因此我们必须说，57年的右派不愧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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