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赤裸裸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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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

今年2月,台北的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一部对中共劳改制度的研究专着,书名是《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作者是魏纶和吴燕娜,魏纶是位美国人,英文原名是PhilipF.William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博士,现在新西兰梅西大学任教,吴燕娜来自台湾,哈佛大学博士,现在加州大学河边分校任教。原着是英文,书名是《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3年前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中文版是由两位作者自己翻译的。

作者引用法国学者亚兰。贝然松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集中营的世纪。”一提起集中营,人们就会想起德国的纳粹集中营,想起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而对中国的集中营,一般人的印象就不那么深刻了。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道,有一次当劳改营迁移到靠近中国的地方,犯人们都希望能离边境更近一点,以便能逃到中国去。可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其实更坏。如中国作家郑义所说:索尔仁尼琴看到的是岛屿,而“我们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是大海,浩瀚无涯的古拉格大海!”近十几年来,包括吴弘达先生在内的很多人坚持不懈地揭露和批判,使中共的劳改制度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了解,其标志之一就是,“劳改”这个中文词被收进了权威的英文词典,《牛津简明英文词典》第十版和《牛津成语和寓言词典》都同时收入了LAOGAI(劳改)这个词语。

《万里大墻》的两大特色

《万里大墻》一书具有两大特色:其一是本书结合了整体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的细节描述,其二是它的跨学科性质。作者一方面对中国劳改制度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以及中共劳改营的创立与发展给出了整体性的理论分析,一方面又对劳改生活的具体情节给出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包括劳改犯们是怎样被逮捕的,怎样被释放的,他们怎样生活,怎样死亡,他们怎样受审判,怎样受折磨,他们怎样被强制学习和被批斗被洗脑;在劳改营里,他们吃什么、怎样吃,干什么活,怎么干,犯人与犯人是什么关系,政治犯与刑事犯是什么关系,等等等等。

斯大林讲过:“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百万人祇是统计数字。”这就是说,暴行的统计数字,不管数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统计的有多准确,因为它是抽象的数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为了避免统计数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选出了若干具体的事例,使抽象的统计数字变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作者采用的材料很广泛,包括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资料,也包括与劳改有关的回忆录、札记、传记作品和虚构的文学作品。

虽然本书的重点是毛泽东时期的劳改,但作者也指出后毛泽东时期劳改、监狱制度的类似情况和一些变化。诚如美国伊利诺大学裴理查(Richard Pearce)教授指出的那样:“这本书几乎包括了所有跟劳改制度有关的各方面资讯,是这个题目在未来长久的一段时期内的权威著作。”中国的劳改营以其规模大、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而著称。在劳改营中,除去刑事犯外,政治犯占相当高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犯,其实大部分是良心犯。换句话,他们并不是因为反抗现政权或侵犯其政治秩序而被缉捕,他们仅仅是因为思想、言论、信仰而被拘禁。其中一些人之所以被当局定为敌人,并不是他们作出过什么与当局为敌的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在中国的劳改营里,政治犯常常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受刑事犯监控,待遇比刑事犯还要坏。犯人们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在这里,劳动主要是一种惩罚,而不是为了经济效益。犯人们不仅在劳改期间备受虐待,出狱后仍然受到骚扰和监控以及其他种种歧视。和苏联的古拉格不同,苏联的古拉格强制犯人身体劳动,但它差不多总是不理睬犯人的心灵。中国劳改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强调对犯人的“思想改造”,包括强迫性的政治学习,没完没了的写思想汇报,检举揭发和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

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在1994年,中共颁布明文,正式取消“劳改”一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式各样的监狱;政治犯、良心犯的数量也减少了许多。“如果我们以国际标准来衡量,邓江胡时期的监狱比毛泽东时期的牢狱看起来要‘正常’得多”。但是作者正确地指出:“我们有很多理由对这样一个乐观的看法感到怀疑。”因为在中国,一党专制依然如故,且毫无放松的迹象。在中国,依然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犯人在监狱中受到的实际待遇和当局的冠冕堂皇的纸面上的规定仍有极大的差距。在这里,作者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

就以政治犯、良心犯数量的减少为例。不错,今天中国的政治犯、良心犯比毛时代少多了,但是这能说明多少问题呢。老话说“杀人立威”,那么,威一旦立起来了,人自然也就可以少杀一些了。正像在清代,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确实少了;但那未必是皇上变得开明了,而主要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里的老兽,很少挨鞭子。

赤裸裸的邪恶作者指出,和毛时代相比,邓江胡时代的中国监狱生活实际上没有多少变化。“很明显的例外是邓江胡时期其实不注重毛泽东式意识形态上的‘改造’”。这一例外非常重要,最能够揭示今日中国监狱之特性。著名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讲过这样一段故事。当初她被打成右派,受到猛烈批判,开始时她据理力争,信心十足,坚决不承认错误,可是当她被告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讲话对她大加赞扬,她却支持不住了。她想的是,既然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在说她是对的,大概她就真的是错了。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今天,如果某个中国的异议人士得知自己受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领袖的高度肯定,他祇会感到倍受鼓舞而更加信心坚定。

在毛时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颇有威力。中共自以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整起人来理直气壮。在那时,不要说一般民众,就连大部分异议人士在主观上都还是认同那套意识形态的。他们缺少另外的精神资源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这就是毛时代中共注重”思想改造”并能取得某种成效的一个原因。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特别是在经历了六四事件、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尽管说到目前为止,中共的改革仍然祇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因为这种改革是在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那对于原有的意识形态也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效果。在资本家可以入党(其实首先是共产党变成资本家),工人农民等“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的今天,再强调什么“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岂不是莫大的讽刺?与此同时,今天的异议人士则坚信他们坚持的是人类普适价值,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现在的问题,早就不是共产党要从思想上改造它的对手,而是它的对手要从思想上改造共产党了。

回到前面引用过的法国学者贝然松的那句话“二十世纪是集中营的世纪”。为什么二十世纪会成为集中营的世纪呢?原因就在于极权主义的兴起。而极权主义、尤其是共产极权主义却是以建立人间天堂为目标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讲过:谴责古拉格群岛是容易的。但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古拉格。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地狱,而且它也是天堂。它是千百年来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对完美社会的憧憬和梦想。人们建立极权社会,本意是为了在人间建立天堂。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完美的天堂,人们就必须把那些不完美的人或事清除掉。于是,在天堂工地的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古拉格。随着天堂工程的朝前推进,那个古拉格也越变越大。以至于不用多久,古拉格倒变成了天堂工地的主体,而天堂本身的营建却被抛到了一边。到头来,人们也就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建造天堂呢,还是在建造古拉格?

按照这里的说法,人们是为了建立人间天堂而建立起人间地狱,那么,随着天堂梦想的破碎,地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乌托邦不存,古拉格焉附?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共产党一党专制也就结束了,集中营也寿终正寝。唯独中国不然。唯独在中国,劳改制度仍然存在,尽管其规模有所缩减,然而其性质却更加恶劣。因为失去了天堂的美妙包装,地狱早已是毫无掩饰、一丝不挂。假如说毛时代中共对人民的镇压多少还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致命自负(fatal conceit)”,那么,今天中共对人民的镇压则完全是出于王朔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今日中共的邪恶,乃是一种赤裸裸的邪恶。而就是这样一种赤裸裸的邪恶政权居然还能存在,居然还能被不少人所容忍,甚至还能受到某种赞扬。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应当怎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掩卷之余,不禁令人深长思之。

——《北京之春》 2007年11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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