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除夕之夜，在室外鞭炮齐鸣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此时已经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收场的十周年了。而如果从延续十年之久的那场空前浩劫的开场算起，则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十年浩劫中一幕接一幕的令人胆战心惊、惶惑不安的恐怖、悲惨、困扰的场景好象是电视剧连播一样重又相继在脑际浮现。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是令人痛苦的。有些好心的朋友也曾多次好言相劝：过去的事了，不说也罢！
然而在牛虎交接的电视晚会节目中居然又听到有人唱起《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的选段来，这就又勾起对那段不愉快的往事的回忆，甚至想到应该写了下来，笔之于书。其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发发牢骚，出出怨气，因为那个阶段早已过去了。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痛定思痛”，也就是从中取得必要的经验教训。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因为从样板戏得以重登舞台一事（我在除夕之夜在电视上看到这一节目时曾经想过：江青在狱中如获准看这个节目，一定会夸耀说“吾道不孤”了！）可以看出，有些人大概觉得那场浩劫给国家和人民的损害还不够巨大，以至认为无足轻重；更多的人大概是患了健忘症，虽曾身受其苦，但好了疮疤忘了疼，随着岁月的推移，过去的痛苦渐渐淡漠了起来。这就孕育着一种巨大的危险，使得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端的拨乱反正，与民更始，兴利除弊，振兴中华的步伐慢下来，甚至重走回头路，让那场惨剧部分地重演。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当前就在我们眼前，“文革”遗风和“左”的言行难道还少吗？
然而，要回忆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却又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只感。整个过程犹如一场噩梦，这里借用先父于力在其五十自寿诗中的两句话：“一场噩梦过中年，道路崎岖走万千”，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文革”发动的1966年。我不过41岁，等到“文革”收场的1976年，我已年过半百，也就是说，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竟然在大折腾之中白白糟蹋掉了。每想到这一点，我差不多总联想到京剧伍子胥过昭关时的一句唱词：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
我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本单位的“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因为“文革”是从文痞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报刊上大张旗鼓，接连不断地狠批“三家村”。我在出版社一直提倡编辑要做杂家，要有广博的知识，于是被成为“邓拓式的杂家”，同时，虽然自己不过是个副总编辑，但由于是实际负责人，因此又有了“走资派”的身份，后来根据被揭发出来的大量言行和内查外调的材料又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等帽子。总之一句话：在劫难逃。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没完没了的写检查材料，打扫厕所、楼道、庭院作为劳动惩罚、抄家、游楼……这段时间持续了大约两年。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运动一开始不久，“革命造反派”便在我住的宿舍门前贴上一纸“勒令”，声称自即日起对我实行“专政”。我感到大惑不解，我认为一个从17岁就参加革命，编过几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论专政书籍的人，居然专政“专”到自己头上来了。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从楼上办公室看到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在楼下宿舍门前观看那张“勒令”时的惶惑而茫然神情。后来他们就被骂为什么人的“狗崽仔”了。有一次晚饭后忽然我被叫出来，说是要去公安部大院中“走一走”，走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游楼”：我被一群人簇拥着，身前戴上了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两手在后面背起来，低头弯腰，不住地有人按着头，在部里大院走了一大圈，人群不停地喊着“砸烂×××狗头”的口号。在这场闹剧收场时，还勒令我把那块纸牌子自己带回家中保存好，以备下次批斗、游楼时在戴，并且警告说：“如有损坏，由你负责”！
二是母亲之死。1959年我家搬入出版社以后，母亲就一直同我住在一起，“文革”发动那一年，她已有71岁，白发苍苍，患血压高症。由于我的宿舍就在办公楼旁边的平房里，楼里开批斗会时的大声发言和喊口号声，我母亲在屋里都能听到；有两次就在院里开会，我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被斗的情景，我母亲也能亲眼目睹。那时她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又患有血压高症，当然经不起这样的情事，她整天愁眉苦脸，为我提心吊胆，担心我会吃到更大的苦头。后来，经过与家兄董易在一起计议，商定将母亲暂时转移他那里去住。因为他虽然也被打入了黑帮，白天经常被批斗，但宿舍与机关不在一起，母亲在那里至少可以眼不见，心不烦。然而，也许真的是“在劫难逃”，偌大的北京城内当时竟然找不到一块安全、清净的藏身之地。在1967年的春天，又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的两股红卫兵找到她，逼她交代有关成仿吾同志的材料（抗日战争期间，成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华北联大校长；先父则任参议会副议长，联大教育学院院长），审讯式的追问，一搞就是一整天。老太太当然经受不住，以至病情加重和恶化，终于在朝阳医院一间作为临时急诊的楼道中“寿终正寝”了。在旧社会，父母死了以后给亲友发讣文，往往有一种固定的格式，说什么某某不孝祸延先考或先妣，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套语。可是我在母亲死时却在内心中当真自我谴责：母亲的过早离世确实是受到了我的牵累。这使我感到内疚，而这又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只有抱憾终身了。
这段时间内还发生了一件给我很大刺激的事情：我的痔疮忽然加重了，每天疼痛难忍。医生建议我住院开刀，好容易才得到造反派的“恩准”。但在我开刀后的第二天，主治医师就告诉我：你大概有问题吧，你们单位来人了，让你马上回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按理说，你应该住一个星期，使伤口愈合后再出院，但现在“一切服从政治”，我们也无法留你了。我只好忍着极大的痛苦勉强出院，到家后马上就被叫到会场上批斗，上下楼梯时，伤口简直疼痛难忍。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当时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了。但是，这件事却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看清楚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左派”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伙假革命！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竟然连一点点人道主义也不讲了，这岂不是一椿天大的怪事吗？
1968年5月8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中午我和同在黑帮队的张志民、李文达突然被叫到造反派办公室，一群军警把我们戴上手铐，塞入汽车，送进秦城监狱。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居然也被抓起来，而且成为中共二办的项目，这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料到的。其内情直到三年后放出我来时才知道。原来“文革”前经我批准从香港购进的图书中有一本《中国电影史话》，里面有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当影星的记载。这本书买来后我根本没看过，一直作为一般不外借的内部数据锁在书柜中。后来经人告发，购置这本书就成了搜集江青黑材料，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了。
忘记是什么人说过的话了：“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关进监狱以后，我才以切身的体验和真实的感受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当我长年累月在牢中枯坐时往往想到陶渊明的两句诗：“望云惭飞鸟，临水羡游鱼”，不禁为自己的困居笼中而哀伤不已。监狱生活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不让看书，因为自己多年来从事文字工作，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而坐牢后除随身携带的一本小红书外，什么书都没有。半年以后才恩准看报，这应该说是最大的享受了。但我接到报纸后总是一览无余，很快看完然后又无事可干，闲得难受。在百无聊赖之际，我开始写起诗来，由于监中不给纸笔，严禁犯人写东西，这些诗十之八九后来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只记得有一首《狱中吟》，已收入《新绿书屋诗抄》不久即可问世。另一首是步知堂先生原韵的打油诗，如下：
自从被逮离了家，身穿黑衣似袈裟。
窗前终日听笑骂，世路崎岖曲似蛇。
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乱如麻。
何时方得出牢去，重回书斋喝酽茶。
最令我纳闷的是入牢以后，除了在一开始提审过一次以外，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根本未再提审过，反而是我一再要求他们提审以便早日结案。有两次我利用他们布置我写外调材料剩余的纸张和笔墨，写了给项目组转报党中央的申诉书。但是他们居然拒绝接受和转送，严厉斥责我这样做要“罪上加罪”，“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并且威逼我自行把申诉书烧掉。他们就是这样无理剥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这使我想到秦二世当政时，李斯被逮下狱后一再上书申辩，但都被赵高扣压了。赵高专横地下令说：“囚那得上书！”在封建社会，案犯是没有任何申诉和辩护的权利的，赵高这样做是毫不足怪的。然而这种做法竟然重现于当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大倒退了！其实“文革”中扼杀民主，破坏法制的倒行逆施又岂只是这一两件而已？我在出狱以后才知道我从黑帮队被逮走关进监狱以后，根本没有通知家属。这就是说，一个公民无缘无故，随随便便地就失踪了，一去三年多，治安机关根本不管，这在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是1971年6月7日出狱的。专案组向我宣告：我已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假党员，应被清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问题性质是敌我矛盾从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配我去本机关的五七干校劳动，每月生活费三十元。遵照他们的安排，我出狱后仅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匆忙整装出发，离妻别子奔赴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去报到了。
五七干校的生活，总的说来，当然比住监狱要自由自在得多，然而劳动强度大，政治管得严，所以日子仍然很不好过。棉田管理，水稻插秧和收割，都是很累人的活。有一段时间分派给我挑水的任务，每天差不多要挑一百二十多担水，肩膀被压得红肿，连碰一下都疼得冒汗。然而更令人难忍的还是政治生活方面。我依然是被管制的对象。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我的处境如何了。有一次我爱人来信说，她经医院查明生了子宫瘤，必须动手术，要求返京照料，但我向军代表请假时，竟然被一口拒绝，说什么我作为一个定为敌我矛盾的人，不能享受探亲假，当我提出申辩时，他不但仍然不给假而且蛮横地命令我必须在全连队做检查，接受大家的批判，他在全连讲话中说我这个“臭老九”又“翘尾巴”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云云。
尽管如此，干校生活总比坐牢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因为这里可以得到许多好心人和热心人的同情和支持。这种患难中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例如上面讲的我爱人患病，不但不给假反而挨了批一事，就有不少同志私下里安慰我，痛骂那些丧失人性的家伙。可是，在与大家的交往中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惊恐的情节。例如有一次我把嵇康在《太师箴》中写的四句话：“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抄给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如获至宝，一再讲嵇康说的好，似乎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说的一样。别人告诉我：这位同志由于受到严重迫害有时精神会失常。这个字条万一落到军代表和造反派手中，那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我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为此担惊害怕了一些时日，才终于侥幸平安无事过去了。
1976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可以说，他给每个人的生活都打上了印记而特别令人难忘。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一年相继离开了人世。广大的愤怒的人民群众在清明节自发地掀起了反抗祸国殃民“四人帮”的斗争不久，又发生震撼全国的唐山大地震。最后在10月6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少人兴高采烈地吃着“三公一母”的螃蟹，痛饮白干，以示欢庆。那时我正在唐山市从事救灾工作，消息传来较晚，完全正式确凿无误已是下旬。那里是在大灾之后，当时什么都买不到，只有一包虾皮下酒，然而心中的欢欣鼓舞真是难以形容的。当时的心情确实象有些人说过的那样：我们终于熬过来了，历尽艰辛迎来了第二次的解放！
回顾十年浩劫期间的往事，我认为自己尽管吃过一些苦头，但比起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家庭来，我简直应该算做幸运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个人也长了不少见识。举例说，过去我还有点不理解何以有些同志当时没能“挺”过来，亲手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现在我才懂得我之所以这样想完全由于年龄的差异。当时我才四、五十岁，按身体条件，熬过来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我已年近花甲，再来一次“文革”那样的折磨试试看，恐怕未必能够“挺”得过去了。这样一想，就不能不钦佩当时许多老同志的惊人的勇敢，同时更加认识到这一场浩劫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深重！
十年以来，不少人认为“文革”中的苦难还是少谈为佳，说什么应该宽大为怀，不念旧恶，应该维护党和国家形象，应该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之类。老实说，我对这些论调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清算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应该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党总结了十年“文革”以及我国自建国以来的教训并参照世界无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来的，然而，忽视和压制民主，漠视和破坏法制的人和事不是还层出不穷吗？唐朝散文家和诗人杜牧在其名著《阿房宫赋》结尾处说过：“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愿有识者，三复斯言。让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更加勇猛地前进吧，绝不要再走回头路。过去的蠢事绝对不容再重复！
写于1986年3月8日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