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布莱德市2005年6月18日
叶尔基•格鲁沙（Jiri Grusa）
女士们先生们，
亲爱的笔会同事及朋友们，
让我向大家，向我们这个组织第七十一届代表大会的所有出席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让我对布莱德这里的大会组织者表示感谢。这是他们的巨大贡献。他们加强了国际笔会的共识。而共识要求共同感。
这表示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灵魂。这表示价值、友情和信誉。
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些进步，加强了我们在伦敦总部的工作机构，保障我们和笔会各分会的更好的沟通。我们不是一个垂直领导的机构，而是一个圆周的机构，所以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非常赞赏我和新任国际秘书乔安娜•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之间的亲切而真挚的合作。今天我也在这里欢迎我们新的执行主任卡罗琳•瓦塔克（Caroline Whitaker）。我相信我们聘请她出任这项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她们一起登上了我们的甲板（英语有双关义，也表示出席理事会），将使我们的远航更快更安全。
而我们需要速度和稳定性。
在这个新鲜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纪中，我们在名义上和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能力：为公民（civil）价值提供表达。这些价值本身是脆弱的，需要有创造力的人用公民（civil）写作来处理，而且是在民族主义的、宗教的和其它的限制之内。
听起来这很简单。但正如我们的不同工作委员会所显示的，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并没有轻松惬意的日子可过。
从事公民（civil）写作的作家们可能坐牢，作为妇女作家可能受歧视，也可能因为是用极少被翻译的语言写作而默默无声 – 甚至被剥夺他们的语言权力。他们可能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而那些国家的统治就是强权和暴政或黑手党恶棍对自由的压迫。
此外我们需要促进和平，我们面对着战争，而战争并不因为我们的评论而终止。
这是一个多么大矛盾！
这是否是个荒诞的任务？
不，这仅仅是一个悖论！
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离开古代著名神学家尼古拉•库桑努（Niculaus Cusanus）提出他的“一致对立说”（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那个城市不远，他的意思是说，矛盾也是一种长距离的和谐。
因为公民（civil）写作的作家们看到了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黑白的简单模式，所以国际笔会的历史是一个人和词语之间的调停的历史。
我们的技巧、我们的布道和教诲，都不是最初的词语，也不是最后的词语。
其实它是语义和命名之间的那个晦暗不明的空间，是我们正描写的事物和已被描写的事物之间的那个晦暗不明的空间！
事物首先需要命名！
在我们这个让人困惑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和这种危险有真正联系的名字，这就是我说的写作精神。
这是我们作为个人享有的自由 – 我们的思想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作家会到处树敌！
每一种力量都会激发另一种力量。
然而，和那些政治的力量不同 – 对我们来说只有我们自己是这种危险的牺牲者。
拯救所有的语言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不论是小语种或大语种。我们的目标是不让这些语言消失。
我们进行这项工作大约一个世纪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项工作更加重要。
两个星期之前，我在维也纳见到了伊朗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丝琳•艾巴迪（Sirin Ebadi）。你们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在她的国家为受迫害作家辩护的律师。在奥地利外交学院的学生组织的一个有关伊斯兰和公民社会的研讨会上，她说到，自由是勇敢的人编织的生命线。
她的词语可能是肯定无疑的，而且作为文字来阅读，其他人会获得希望。让我来逐字细读，“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是言论自由。而那些敢于自由表达言论的人，将有追随者和同行者，在价值的阶梯上步步向上。”
我和她见面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这条准则的行之有效的结果。在此我高兴地向你们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的这次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客人、一个朋友和会员：来自中国的王怡教授。他生于1973年，现在是中国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也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副秘书长。王怡曾经被中国的著名报纸《南方周末》列为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开办了自己的网页“宪政论衡”（www.xianzheng9.com），讨论中国的法制问题。这个网页曾经被当局关闭了十次，但王怡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也出版了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在他给我的名片上，他引用了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的一句话“千年暗室一灯可明”。
让我们把认同感理解为更加复杂的模式中的一个特殊的点。
而文学将是这个点的证明。
谢谢大家，特别是“感谢”（此时主席用斯洛文尼亚语hvala lepa）斯洛文尼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