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7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我们设想一下:若中国并未“醒来”,仍静静躺在过去,被某个列强征服或者数个列强瓜分,这里的人民当有何感受?

换一个统治者,换一个朝代,继续面朝黄土,祖祖辈辈耕耘不辍。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异族统治,和遍地白骨的古代乱事相比,洋人们会带来近代文明的成果:新的法律、新的秩序、新的知识和技术、新的伦理、商业繁荣……农民们也许会对洋人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将发现洋人的统治超过祖辈流传下的任何一个美好传说。就象印度人安心在女王头像下平静度日一般。或者象南美印第安人一样,以漠不相干的冷眼看着印加皇朝被西班牙人捣毁,而毫无怜惜之情。

但中国不是印度,这里有强大的世界中心观念,儒家伦理是整个世界的策源,拥有无上的文化优越感,以及顽固的大一统意识。当然这些都是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前面所述的那种景象——老百姓幸灾乐祸地看着皇家被洋人撵得鸡飞狗跳——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曾经两次出现。而农民们对皇权的恐惧和蔑视,因为困苦、目不识丁和别无生计,并不能催生出觉醒的力量。中国人的勤劳和隐忍举世罕见亦举世闻名,用传教士的话说:“这里的人民对苦难拥有不可思议的忍受能力。”

所谓“觉醒”,仅属于士绅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它意味着要抛弃历史上沉积多年的一切优越感,从一个懵懂幼童做起,重新开启一段新文明。进入20世纪,无论是老大帝国还是少年中国,都明白在不久的将来要面临两场无法回避的全面战争:中俄、中日之战。老大帝国已无暇顾及,他正计算着自己的日子,求生不得又不愿死去,未来的祸乱,悉数要由少年中国来承担。觊觎祖产的外人正一天天变得强大而贪婪,重担已经压断了父亲老迈的脊梁,还将压垮他孱弱的肩膀。这位谋求弑父的少年明白:父亲不会给他留下任何财富,除了一屁股的烂帐。

(长沙时务学堂汇集了“少年中国”的英萃们,他们虽然生气勃勃,但人数实在太少了。)

日俄战争就象两位已经明目张胆要霸占祖产的外人,在这对孤苦父子敞开的庭院里大打出手。必须要吞下这两碗毒药中的任何一碗,或者两碗一同吞下。我们把镜头倒回到1897年,在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简朴的宿舍内,一小群怀揣“少年中国梦”的人们正在忧心忡忡:民权不张,四百兆为奴种何去何从?既看不到流血破坏后再重建的可能,也看不到稳步改良的希望。外敌正在步步逼近,只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群治”政府,才有可能挽回灭顶的国运。有一个叫熊希龄的人,说出了各人都打算一辈子烂在肚子里不敢声张的共识:“列强未必与万民为敌,而专制则恒以奴种待之,非瓜分不足以兴民权。”

在保全国权的前提下瓦解专制,建立一个由自强国民构成的公民社会,这是少年中国无法挑起的重担,但这重担无法逃避地必须压到他肩上,他会因不堪重负而长成畸形,最后悲惨地死去,下场也许比被弑的父亲还要悲凉。

巨熊的扩张

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已不停地扩张二百多年,扩张似乎成了这个民族血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感情丰富、性行粗犷直率、充满艺术细胞的民族,何以同时又拥有高超的政治诈术和旺盛的霸占欲望?很多民族身上同时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淳朴、无猜的草原民族随风化作杀人不眨眼的洪水猛兽;隐忍、驯良的中国人,会变幻出地狱恶鬼般的狰狞面目。

民族特性似乎是一种庸俗的论调,人类的复杂性不该归结于某些简单原因。将俄国人的霸占本能,与常年的专制政体挂钩,也许是一种更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个国家的历史表现出一条反人类潮流的轨迹:试图改良专制结构的努力反而使它陷入疲弱;而强化专制,则使它获得“强盛”。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为了学习欧洲,彼德以皇帝之尊亲自到欧洲造船厂当学徒)

我们并不能因此下结论称俄罗斯人具有天生的专制本性和专制才能,这个帝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它崛起的独特时间段,外加无数巧合,导致了这段历史。它没有古老民族那种历史遗留包袱:过度的文化优越感;统治者愿意学习欧洲,引进技术、资金,建立工业体系较为便利;相对欧洲落后的工业使它只能靠一些初加工产品和农产品,作为列强份额之外的补充在全球市场立足,这反倒使它逃过了资本主义前期一次又一次惨痛的经济危机,从而躲过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的可能。彼得的锐意改革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近代技术和海陆军体系,迅速建立起对周边大大小小的东方王朝的武力优势。数百俄军就足以捣毁一个亚洲腹地的小王朝,这些小王朝的臣民们以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旧主子倒台,迅速投向俄国人的怀抱。对老百姓来说,俄国人的统治要比他们的旧主子强许多?扩张征服事业非常顺利,专制与扩张相互强化,互为因果,亚洲腹地人民的纷纷归顺,使军政精英们更加坚信扩张事业的正义性。到了19世纪后期,对外,俄罗斯的国界线同时压制到奥斯曼土耳其、波斯、清国三大传统东方王朝的边缘;对内,俄国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专制秩序:除了我们熟知的传统专制国家机器之外,还有在新时代大获成功的书刊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制度、告密奖励制度。它甚至非常“前瞻性”地发现:在敌国内部制造一小群全民公敌(比如犹太人)作为社会愤怒情绪的倾泻对象,真乃绝妙之极……沙皇俄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留下了大量可以照抄并“发扬光大”的政治遗产,它是工业化时代各种专制政体的祖师爷。

当欧洲文明步入近代,从欧、亚两大古文明的边缘地带兴起一个混合式的王朝,颇符合中国人“天命”观。当“天命”之轮转动时,它的名字叫做俄罗斯。

俄国人关于“黄祸”的记忆并不遥远,也比任何一个受害民族都更深刻,这也许就是他们能从那一带诸多受害民族中崛起的原因。黄种人在各类民间故事中是一场噩梦,在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已经对黄种人形成彻底压制态势,趾高气昂的俄罗斯军政精英们,对在东方的扩张事业究竟持何种心态?我们将透过西伯利亚铁路一究端倪。

这条铁路从莫斯科横跨欧亚大陆直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意为“征服东方”),它对俄罗斯的非凡战略意义无庸赘述。1890年,这条铁路开始修筑,除了财政原因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安全——必须确保这条大动脉免受敌国袭扰。我们看到,在这条铁路的西段,留有大片的战略纵深,使它处于俄国势力的严密保护之下。

但这条铁路的东段,紧紧地压迫着俄、清两国的边界,几乎不留任何战略纵深来保护其安全。我想,至此读者诸君已经明白了许多真相。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落得浑身骂名。和《马关条约》相比,他在次年签订的《中俄密约》才真正值得一骂。早在1858年英国人就警告过:清国唯有实行门户开放(全境对外商开放)和利益均沾(普遍最惠国待遇),让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实现完全对接,清国才有可能保全国权。而中国的统治者们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试图玩弄以夷制夷的愚蠢权术。中国在清代曾经有过很多次加入到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体系中来的机会,但一次次地熟视无睹,那些错过的机会抓住一次都将催生出巨大的变革力量,彻底改写中国历史。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一个睡梦中的人不行动,但当他醒来时,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他再想行动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中俄密约》为了结成对日本的防御同盟,将旅顺、大连租让给俄国,为期99年。并允许俄国在满洲修建两条“丁”字形铁路,将海参崴、旅大、满洲里连接起来。路权归俄国所有,至此,俄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不冻港。

日式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

日本被叩开国门比中国晚了十几年,但它迅速接受了门户开放政策,比中国早了30多年。社会精英们飞速意识到:在所谓“不平等条约”中,日本才是获得更大利益的一方。和中国的士绅阶层不同,日本的武士阶层不仅作为知识精英存在,同时肩负着靠自身的武艺和武器保乡安民的职责,这种社会角色令日本的精英阶层在精神识度上与中国士绅存在明显不同。他们与农民之间有着更深的情感和文化纽带。最显著的表现是王阳明学说在中国被禁绝,却日本得到保全和大发展。该学派是用儒家词汇库打造的一种反儒教思潮,是中国思想界两千年来最生气勃勃的成就,因清军入关而断绝。它将知识精英效忠的对象由君主转向苍生,王阳明和他的后继者们,抹去了“忠君”和“爱国爱民”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等号。日本精英阶层的见识远非中国士大夫所能比,和大陆上的中国不同,岛国人们明白:海上强者需要何种素质?

(这些人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的武士,而是号称“武士道精神”继承者的职业冒险家——浪人)

导致日本变法成功的原因十分复杂,足够写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我们不再叙述。无论如何,门户开放政策居于最关键位置,它深刻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伦理规范。值得赞赏的不仅是日本,还有美国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法使日本取得了令同时期中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就。这个国家随后创造出了欧美所不能的独创之物,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和追随者。

不凡之处有二:一在其国民教育。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础教育系统以不可思议的进度普及,识字率迅速提升教英、美丝毫不差。维新后不到二十年,日本全国建立了5万多所小学,全民接受普及教育,文盲已基本被扫绝。二在其发明的“日式资本主义”,将企业制度与阳明学说中的人情文化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日本拥有一套富有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早期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出现早期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那种血汗工厂。雇员进入某一企业仿佛进入一个大家庭,几乎意味着一生的衣食归宿。在日本,资本并非纯粹地逐利,独特的东方文化赋予了它逐利本能之外更高的责任,首先是对员工的,其次是对社会的。在欧美,那是近百年后才出现的景象。

上层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下层不过分索求,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其早期堪称人类典范。没有太多政治和经济纠纷,使日本朝着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迅速迈进,社会的空前团结会令任何一国的外国人都称羡不已。但不久这个国家就脱离明治维新时期的文治理想而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清国的羸弱不堪一击,为军国主义扩张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胜利,使其火焰越来越高。

尽管日本的国民教育成果令人称赞,但无论如何要建立美国那样的高等教育体系远非二、三十年之功。当绝大部分日本国民摆脱文盲时,正值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泛滥。受过基本教育的日本人能读懂这些庸俗政治学中的进化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法则、种族贵贱等级和种族最终决战等荒谬理论,却难以对这些理论做出甄别思辨。一时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论调风靡日本。在种族主义论调者眼中,俄国势力咄咄逼人的迫近就是未来种族决战的预兆和铁证;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清国因腐朽而任人宰割,是野蛮低劣者理所当然的命运。

明治维新早期的文治精神,被这种来自中下层的普遍庸俗论调拖拽着改变方向。军国主义扩张给亚洲带来伤害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巨大伤害。一个最直接的例子: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国内的教育水平甚至比甲午战争前还低。仅受过中、小学教育的所谓“少壮派”,拖拽着这个国家在扩张的道路上步步向前,中国的疲敝令他们数十年来所向披靡,更加强化了扩张欲望。直到幻想中的“种族最终决战”终于被打响,日本向被一度奉为恩师的美国发起挑战并败北为止。

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的人生轨迹,可以理出日本历史的缩影。1894年,36岁的东乡平八郎私自行动,击沉了悬挂英国国旗的清军运兵船“高升号”,直接导致清、日两国无可挽回地相互宣战,使先前一直试图挽救战争的元老派们无路可退。等到他功成名就,熬成一名元老派,想要竭力遏制少壮派们的扩张冲动,把国家从军国主义泥潭中拉回时。他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只能被新一代以自己为榜样的、比自己当年更加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们,拖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中。

莫理循

1900年,俄国藉口义和团之乱,在黑龙江以北制造惨案,将江北华人摧入黑龙江,近万妇孺溺亡。这便是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随即又以保护铁路为由,大军开进南满,瞬间俄军在东三省云集达十数万之众。

随后,俄国首先向西逃陕西的老佛爷摇动橄榄枝,愿意在八国联军会议上保全她的统治,换取俄军常驻东三省。南方各省脱离清廷“互保”,八国联军逼近山西,立宪派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成立“国会”扬言接管中国最高权力。各方都在犹豫不决,是否容许清政府继续存在。老佛爷丧家犬般逃入西安,全中国几乎都已经脱离了她的控制,只要能重回北京,她连东三省老家都可以不要。于是又一份中俄密约被炮制出来,俄国人准备将东三省合并为一个俄属的“关东省”,由俄国派总督接管。这个计划先要从奉天(辽宁)开始,于是哥萨克包围了沈阳的奉天将军衙门,俘虏了一众清廷官员,并逼迫奉天将军曾祺签订了一份《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军常驻沈阳,解散奉天境内所有清军,由俄国派专员统领奉天将军衙门事务。

曾祺只有采取不停地答应、反悔、答应、反悔来拖延时间,终于把这份《章程》交到了议和大臣李鸿章手上。此时李鸿章刚与各国代表签订了著名的《辛丑条约》,在美国倡导下,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条约规定: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各国须保全中国领土及行政权力完整,各国从中国撤军。

俄国刚刚签署的《辛丑条约》,马上又翻脸不认账。当初李鸿章引狼入室时曾拿着密约得意洋洋向黄遵宪显摆:“如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这过得一天算一天的日子远非李鸿章一人之过,问题是眼下已经到了这一步,打不过、撵不走、条约又签不得,该如何是好?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从李鸿章处刺探得这份《交地章程》,马上发表,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列强甚至威胁要出兵干涉,1992年,俄国只好和清廷签订了一份《交收东三省条约》,这份条约里规定俄军全部撤出东三省,俄国在东三省修建和蒙古修建的铁路由清政府花钱赎回。

(莫理循对中国的爱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他在1912-1920年受聘为总统顾问,1915年,他故伎重施,将袁世凯与日本的《二十一条密约》盗出并曝光。)

这下签了个清爽条约,本以为可以松口气,可是俄军却迟迟赖着不走,他们和慈禧之间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协定,东三省已经吞进肚里,岂肯善罢甘休?记者沈荩因将此秘密勾当抖露到外国报纸上,而被杖毙。1903年,沙皇又抛出一份“七条建议”,虽然不再要求派遣总督接管东三省,但俄军不撤,除俄国外任何外国势力不得进入满洲。清廷的谈判大臣王文韶再次效仿已故的李鸿章,求助英国记者莫理循。“七条建议”一被公开,国际社会又是一片大哗,俄国人破坏门户开放政策,独吞满洲,再纵容下去,迟早有一日“黄俄罗斯”终将变成现实。英、美两国立主武力干预,但他们的盟友并不多,当时俄国号称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国,想说服国会派兵远赴亚洲与俄国开战,希望微茫。此时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接连发表策略:由英美、两国银行提供资金支持,日本出兵与俄国交战。战后保全中国领土及行政权力完整。如果清廷同意,则日本获胜后,将拳乱前《中俄密约》中俄国获得的路权(15年)和旅顺、大连租地权(99年)转让给日本。除此“特殊利益”之外,满洲一如中国全境,实行门户开放。

对清廷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1904年2月5日,日本以“保全中国国权完整”为由,对俄宣战,被英国成为“莫理循战争”的日俄之战打响。

日俄交战,清廷旁观

清廷宣布“局外中立”,规定中国人民不得充当两军雇佣兵和间谍,中国民船不得为两军运送人员、物资,并划定辽河以东为为两国交战区。但清廷暗地里支持日本,因为如果日本获胜,虽说是换了一匹狼,局面仍能回到拳乱前的大致状况,甚至还会因门户开放政策而有所缓解;若俄国获胜,则东三省必然不保。

中国政府并没有给日本提供太大帮助,只是派了一批谍报人员为日军服务,因为日本间谍中东北话流利者不多,容易露马脚,他们需要中国间谍。老百姓记恨老毛子制造“海兰泡惨案”,也在暗助日本。俄军雇佣的华人夫役,有将近三分之一在自觉地为日军提供情报。

两军各有优势,俄军在兵力、财力、物力占优,又占据地利。但日军在管理、组织模式、士气、操作武器水平、现代战术理念方面领先。双方的指挥官,俄军司令克娄泡特金是位足智多谋之辈,却缺乏一名司令官所需的严毅品质使战术得到坚决贯彻,他制定了很多出色的作战计划却又朝三暮四,没有一套被贯彻到底。而日军司令东乡平八郎则是个胆大妄为的冒险家,打定主意后绝无半分犹豫。俄国国内仍对日本充满了不屑,他们在亚洲横行近三百年未遇对手,对亚洲人的轻蔑态度不仅导致轻敌,还大大强化了对手的敌忾之心。俄国舆论热衷于讨论如何在满洲战场获胜后进攻日本本土,甚至连占领日本本土后如何处置这个敢于向自己挑战的亚洲小国,都已经盘算得天花乱坠。日本国内则以存亡之战视之。

我们透过一个小故事来看看俄军的风气。

吴佩孚原本是个秀才,清末,从军成了一条更有前途的出路,于是他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测绘。1894年,这位后来的北洋大帅,被袁世凯秘密派遣为日军刺探情报。

某次,他提着一箱子情报和图纸,在火车站被俄军抓获,面对俄军的审讯,他自称是中国武备学堂的准上尉士官,自费前来考察观摩这场战争。当然,俄国人不会相信,便将这个间谍判了死刑。此时俄军司令部忽然来电,要提审这个间谍,于是两名哥萨克奉命押解吴佩孚乘火车前往司令部。临行时,俄军军官按上尉军衔标准,给了他二十卢布作为路上花差,以示对军官的尊重。

吴佩孚在火车站花10卢布买了上好烟草,一路上自己不抽也不分给两位哥萨克。车到半路,吴佩孚说自己要上厕所,按规定应该由一人押着去,但两名哥萨克正打算趁他上厕所之机偷他的烟抽。于是吴佩孚独自去车厢接头处,他远远看见哥萨克正在座位上大过烟瘾,便轻松从厕所窗户跳车逃逸。

(北洋大帅吴佩孚登上《时代》封面)

战事对俄国越来越不利,远东舰队覆没,俄军不得不调波罗的海舰队,绕地球大半圈,行程2万多公里前来远东助战。等他们来到远东时,旅顺、沈阳已经被日军攻占。这支舰队一共38艘铁甲舰和8艘补给舰,实力远在当年北洋水师之上。但日军发明了一种从日本传统剑道中演化出来的舍身搏命攻击战术。这种战术简言之就是在正面防护不如对手的情况,把舰队迅速开到近距离与对手侧面相对。这样一来,双方都丧失了防护,比拼的是谁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击中对方要害,在这方面,日本士兵的素质远在俄军士兵之上。

日军曾用此战术在黄海重创了北洋水师,俄国人从来没有见识、料想过这种战术。耗时大半年,不远数万里终于来到远东的俄军舰队,拖着一身疲惫还来不及休整,便在对马海战中,一昼夜间几乎被全歼。俄舰沉没22艘,投降9艘,而日舰仅有3艘鱼雷舰沉没。此役后,俄国再也不愿打下去,双方谋求和谈。并于1905年8月在英国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战争结束。

对马海战后,东乡平八郎成了全球家喻户晓的人物,日军激进的舍身攻击战术在后来的二战中演变得越发五花八门,并给美军带来重创。但美国依赖更胜一筹的军事管理制度和更现代化的战术,熬过了一次次地舍身攻击。军国主义日本这头横冲直撞的猛兽,终于撞上了它撞不动的高山。

(晚年的东乡平八郎非但没有功成名就后的志得意满、迁尊降贵之色,反倒是忧心忡忡)

战争的影响

日俄战争使中国未来的国运已经完全明了:中日全面战争已经是一场日益迫近的空前危机。只有加紧国内变革的步伐,才可能为备战赢得时间。但大清仍行行迟迟,变法的承诺敷衍了事。心急如焚的有识之士们纷纷投入革命党阵营,革命成了无需论证的、天生正义的“救国之路”。50年后,中国付出惨痛代价,终于借助国际战争形势之机,打赢了这场战争。而另一场无法逃避的战事——中俄全面战争——却以远远超出梁启超那一代人想象的匪夷所思面目接踵而来。

欧阳小戎-打赏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欧阳小戎-公众号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