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凯达格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召集人）
第一次宁静革命
革命是政治力的爆发，而由其创造出新的政治秩序。如果这一政治力来自于人民，由下而上地推翻了旧有的政治秩序，而创造出新的政治秩序，这就是人民革命或是国民革命。革命的手段没有什么限制，像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或者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当中都运用了暴力的手段。这个暴力手段，在革命过程当中，有时候是针对专制政权的压迫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这算是比较克制的运用。
为什么台湾的民主转型被称为宁静革命？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革命平静无波，除了有少数一、两个人，在这样的过程中牺牲了生命。整个看起来，就是在1990年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生运动，然后呢，由李登辉总统顺势邀请在野反对力量召开圆桌会议，即国是会议，大家形成宪政改革和总统民选的共识，再由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主导进行《中华民国宪法》的修正，制定了在台湾全面开展各级选举的规则，在国会立法院全面改选之后，由李登辉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了新的政府，连战获任为行政院长。这个民主的新政府还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掌握了台湾绝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在这样的优势下，再怎么选，还是会当选，人民对于国民党的执政比较习惯，也比较有信心。国民党在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期间，在台湾人民的自由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无论是在象征台湾国民主权的国民大会、代表台湾多数民意的立法院，乃至于台湾省和各县市、乡镇的地方自治选举，除了民选行政首长或单一席次的民意代表选举。这就让国民党重新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而且是奠基于台湾本土民意的正当性。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被称为宁静革命，为什么呢？从过程讲，它是和平的，可是从它的实质和它的精神来讲，是革命的。为什么是革命的？因为它跟原来的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我想在这边稍微说明一下，1949年12月7日，从中国大陆战败撤退到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对台湾本地人来说，是一个外来的政权。这个基于大中国架构的政权组织，给此后的台湾带来了何其沉重的官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从1947年12月25日起开始在全中国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为了保护各省、各个民族平等的发展权利，所以特别规定，关于国家公务员以及专门技术人员的考试，要按照省区来分配录取名额。我们都知道，台湾如果是放在大中国来看，是最小的一个省，当时还没有海南省，所以台湾是最小的一个省。如果你把大中国的架构放到台湾来，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司法官的考试，以及律师、建筑师、会计师这些专业人员的专业考试，你都按照省籍来分配的话，那台湾本地人能考上的人数是最少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原来台湾人口六百万，在1949年前后总共涌入来自大陆各省的两百万难民。台湾本地人占中华民国实际统治人口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一是外省人。各位可以想象，整个国家依照《宪法》所要甄拔的人选，基本上你只要是外省人，就非常容易进入到国家机器中担任公务员、担任教师，以及成为各种专门技术人员，这就形成了外省人菁英对台湾人的统治。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外来政权。
接下来，在冷战的局面下，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下实施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则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军事战、政治战走向了文化上的对比和较劲，台湾自觉地承担了中国文化传承的使命，可是另外一方面，就台湾本地人来说，蒋中正和国民党认定的中华文化，却是以北方的中原文化为标准。其实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文化，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纵使是汉民族及其文化，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汉人的血统就非常复杂，南方、北方差异极大，但是认同汉文化的，使用汉文字的，就成为汉民族，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这样慢慢形成汉民族的。你看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文化，很多都是原住民汉化演进而来的。台湾也有不同于中国和中原的文化渊源和文化表现。然国民党政权却狭隘地以中原文化为标准，对台湾的本土文化进行打压。所以当时推行的国语运动、国语教育，竟成为消灭台湾文化的帮凶，同样属于汉文化的客家或者是闽南文化，则受到严重的迫害。台湾还有原住民族，原住民族有将近十几个民族，这十几个民族，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现在台湾政府已经在协助他们进行本族语言的文字化了，《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就规定中华民国应当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所以台湾应当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但是国民党来的时候，从1945年开始，就强迫原住民族汉化，台湾省政府更明文禁止在台湾使用“少数民族”的概念，不承认原住民族具有少数民族的地位。我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时代，少数民族的地位，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要求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予以尊重和保护，甚至在此一基础上赋予其集体的政治地位和国政参与权，可是国民党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下令在台湾不准使用“少数民族”的概念，而且也否认原住民族具有少数民族的地位，而用“宗族”的概念来取代“少数民族”。但这是相当荒谬的做法，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族，是属于南岛民族，跟汉民族在血缘、语言、风俗、文化完全不一样。
台湾的第一次宁静革命，我认为其特点，就是中华民国这一内部殖民政权的本土化，目的在解决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第一次的宁静革命，有其相当的成就。依照民主化的理论，第一次的宁静革命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根本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文化，使台湾人民都相信，政治上的问题，最终可以透过自由的投票、自由的选举来解决。台湾在蒋经国执政时期的自由化措施，某种程度上已慢慢地建立起了思想言论保障的制度，这样的观念在人民的心目当中，也就更加根深蒂固。蒋经国解除戒严的时候，他特意设定了三个条件，叫国家安全三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台湾在解除戒严之后，仍然限制而不准有主张共产主义的言论；第二个是限制有关分裂国土、分离主义的言论；第三个是严格限制违背《宪法》的言论。国安三原则，后来被放入到《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当中，然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作为上位法，也对于《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跟《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等等，要求去贯彻国安三原则。
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国安三原则，从一开始就空洞化了。比如说《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人民团体不得主张共产主义跟分裂国土，但是没有罚则，所以你成立了主张共产主义跟分裂国土的团体，政府也没有办法取缔你，因为它没办法处罚你。《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其后的《集会游行法》的不得主张共产主义跟分离国土的条文，被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违宪，大法官说，警察不得对于人民的言论做审查。所以虽然有这个规定，只能要求人民自己去约束自己，但人民如果硬要上街这么主张的话，国家也没办法去限制。
我讲这个做什么？我要强调的就是，国安三原则的空洞化，正好展现出第一次宁静革命对台湾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在台湾，已是一个《宪法》绝对保障的概念。我做一个对比。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唸法律学系，就有老师告诉我们说，法律没规定的就不能做，什么事情，老师就会先问，法源在哪里，法律的规定在哪里？我是法律系的学生，我们以前的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可是现在的老百姓，现在我教的学生，他们所认知的，或是我跟他们讲说的，则是法律没有限制的就可以做，正好倒过来。以前是说法律允许你做什么你才可以去做，我们现在的教育则是，法律没有限制的通通可以做，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违法，通通是合法的。这个就是法律观念跟过去全面的翻转，而这个观念已慢慢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我举例来说，比如在台湾街头常常有五星旗的车队在宣扬共产主义，宣扬跟中国共产党统一，这些东西当然台湾人看起来不太舒服，也有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看了非常地惊讶，为什么在台湾会容许这样的言论。其实台湾的民意并不支持这样的言论，可是台湾民众非常奇特，多数还是反对通过立法去限制共产主义或统一言论，特别是民进党或者绿营的政治人物和支持者，在这方面的立法问题上通常坚决地持反对的立场，除了是对于过去白色恐怖箝制言论历史的反弹，其实也是因为对于台湾民意的判断拥有信心。
第一次宁静革命尽管为台湾的政治文化留下重要的资产，却也有还未能解决的问题遗留了下来，那就是准殖民的结构并没有根本得到解决。虽然说按照省籍甄拔国家公务员以及专门技术人员的规定，在1990年代台湾修宪后就被冻结了。我们可以讲，五十岁以下的公务员、司法官等等职位，都是个人按照能力来公平竞争，而进入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过去的国家公务员考选任用都是要做身家背景调查的，而且还依省籍分配名额，在1992年以后，这些规定完全废除，所以五十岁以上的，多数是旧制度的受益者，1992年之前的公务员，做到现在，也大都是高级公务员等等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的省籍结构，跟台湾实际的省籍结构有很大的悬殊。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国家官僚跟社会、跟真正的台湾人民之间，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以及有关于民主法治的观念，存在着严重的落差。当然这需要时间解决，但终究会解决，因为这些人大概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前后一起退休，由台湾成长的天然独世代全研接班。
第二个问题，跟随这个政权由大陆流亡到台湾来的外省人，以及依附着这个制度的台湾本省人，只要进入了军、公、教体系，制度上乃提供了他们相当程度的保障。比如说我们台湾有所谓的18%的优惠存款，公务员只要退休，依法可以最高拿两百万出来，存放在台湾银行，每年有三十六万的利息可领，你的利息不领取的话，还可以计入本金来年计息。可是台湾现在一般的银行利息，我们去存定期存款，通常都不到2%，而且三天两头银行就会打电话问你要不要借钱，银行烂头寸太多，根本不想有太多钱，所以我们去台湾银行存钱，可能同样拿一百万去，退休的公务员一年可以拿十八万利息，我拿一百万去只有一万多，这当中十几万的差额，是国库贴补给台湾银行的，台湾银行在商言商，会去做这种赔本生意吗？但凭什么国家拿我的纳税钱去贴补公务员的退休金？这个制度长期下来之后，对于台湾政府的财政会造成相当大的负担，政府除了一般的人事开支之外，还要养这么多的退休军公教人员。刚才讲的是优惠存款的变相加给，其实公务员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本身就是相当高的，我举例来讲，比如说，我的太太是法官，法官退休之后，她的退休金将会比她的薪水还高。法官在《中华民国宪法》当中，受有终身职保障，好吧，就让他的退休金等于薪水的收入，也够优惠了吧，但法官却不仅于此，他们最高退休金可拿薪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退休之后比在职时收入还高，需要这样吗？法官是台湾待遇最好的公务人员，但退休金替代率实在太高了。类似这样的状况很多，不及备载。
台湾的政府结构本来就不正常，在小小的台湾，为了容纳大中国的架构，现在还有福建省政府。我再告诉各位，在民国81年，新疆省政府才废除，所以我们还有一批新疆省的公务员，我们还有浙江省，过去还有浙江省政府在舟山群岛的定海县，还有云南省政府在缅甸。这些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让台湾人民承担他们的退休。如果国家财政可以的话，过去国家对他们的承诺，行政法上有所谓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既然国家承诺他们，国家有能力去支付，我们人民生活也不受影响，其实支出这些退休金大家都不会在意的。可是现在问题出现在哪？国家的财政能力下降，加上人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军公教的福利，跟一般老百姓工农阶级的福利相差太过悬殊的时候，这就会导致人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这是前一波内部殖民遗留下来的问题，而随着台湾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慢慢凸显出来。
在宁静革命之后，2000年政党轮替。从台湾历史上来讲，这是惊天动地、地动山摇、地壳板块的巨大震荡，可惜，陈水扁为德不卒，但也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执政，因而在相当程度上跟旧政权进行了妥协。
陈水扁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竟然跑去探望王升，蒋经国的重要助手，前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执行白色恐怖时期的思想言论管制的王升。陈水扁此举受到大家的批判，说追求转型正义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转身去跟这个旧政权的打手来示好？陈水扁为了要稳固他的政权，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复辟，做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妥协。2004年，陈水扁通过操作公民投票，去切割台湾不同的蓝绿选民。他当时的作法，就是透过和平公投，说你如果支持公投，那公投背后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反映着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你支持公投的话，那么在总统选举投票的时候，你也会去投票给支持公投的总统候选人。当时国民党抵制公投，民进党便透过这个方式切割选民，最后陈水扁以非常些微的票数胜选，胜选得非常惊险。当时国民党和亲民党联盟不服气，推说陈水扁以两颗子弹演苦肉计骗取选票，歹徒枪法还准到只轻划过陈水扁的肚皮，因此连战跟宋楚瑜在总统府前面领导抗争很久。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执政，是百般不服气的。
太阳花学生运动与第二次宁静革命
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关系着第二次宁静革命的爆发。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邀请到中国大陆访问，从而开启了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国共双方共同发表了《连胡会谈新闻公报》，提出五项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当中有几个重点，比如说，将“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概念连在一起谈，将两者等同，接下来提到要建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再来还提到，未来两岸要签订和平协议。表面上看起来，两岸和平协议好像过去的《东西德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不小心，或者是有意无意地，露出了口风，连战在北京大学公开宣称，国民党要和共产党“联手制台独”。他所谓的台独，并不是指在台湾被认为激进地要建构台湾民族、把台湾改成台湾共和国或台湾国的基本教义派台独，国共要打击的对象不是那批人，而是当时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和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陈水扁主张台湾和中国大陆各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宪法秩序，而有意推动台湾中华民国的新宪法。连战他认为这是台独，把民进党界定成台独，所以国共要联手制台独。国共要联手制台独，为了这样一个大的目标，他们创造了国共论坛，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这一国共合作的平台，实现了国民党重返执政之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订定，并为接下来和平协议的洽签铺垫了条件。
国共平台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国民党在国会立法院里占有多数席次，却欠缺对中华民国、对台湾的忠诚，把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的关系视为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分，竟要以共产党来压制民进党。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国共论坛上得出的结论，就通过国民党掌握的立法院来贯彻，逼着台湾政府必须要依法行政。这一来，就导致国民党成为共产党在台湾的代理人。国共双方的权贵互相勾结，形成了两岸的政商联盟，这个政商联盟透过立法院多数对台湾政府进行压迫，然后又把两岸的经济和和平红利给掠夺了，所以两岸交流扩大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在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大幅度地开放，大量资金往中国大陆移动。民进党对问题洞见和解决的能力不够，但国民党掌握国会多数，依照台湾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法律秩序，也为国共合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工程。国共第三次合作在国民党重返执政后的马英九总统任内开花结果，却导致台湾内部的分配问题出现状况。
台湾的制造业大量往中国大陆移动，资本家对台湾的投资随之短少，而因为主要生产活动都到大陆去，国家在台湾本地可以收取的税收就下降，再加上前面讲的那个准殖民结构，国家可分配的价值乃出现短缺和不均等的现象。台湾的税制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的税其实很轻，比如说丹麦一般老百姓都要被课大约到所得六成的税，我们在台湾觉得“中华民国万万税”，为重税在哀哀叫，其实我是被课了二成五的所得税，在台湾就觉得很重，我来丹麦一看，觉得好像我对台湾贡献还不太够。可是我告诉各位，郭台铭的所得税率比我还要低。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享有很多的租税优惠，所以郭台铭虽然所得税绝对数字比我还高很多，但他的税率比我还要低。现在我们报税很简单，过去我们要自己找扣缴凭单去报税，政府会查核，就会告诉你说你哪里的所得税漏报，然后就补税和开罚，处罚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不诚实或个人的疏忽，漏报了税额。现在，我们报税非常容易，把自然人凭证号码打到政府的信息网，它就会告诉我们，你要缴多少税，因为我们的每一笔钱的进出，都在政府数据库的掌握之中，任何一毛钱都跑不掉。现在报税很快，大概十分钟税就报完了，以前我却都要搞上一两天，因为我得找出自己所有的收入凭证。
所以台湾的中产阶级、上班族等等，承担了国家最重要的税收，而像鸿海郭台铭、台湾塑胶王永庆这些大企业，他们到中国大陆的投资，除了从台湾直接过去的外，他们还有海外设立的公司而以外资名义进去，海外公司台湾政府可课不到他们的税。两岸之间有《海峡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从台湾投资的利得，台湾可以课到税，但那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都透过第三地进入到中国大陆，这些钱台湾课不到。这个表示，两岸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分工协作的背景之下，反而对台湾的劳工以及国家财政造成严重的伤害，再加上不公平的税制，又对于台湾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造成另外更深层的压迫。
所以我说，台湾的准殖民结构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从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内部殖民，逐渐在民进党执政之后，转变为中国大陆的外部殖民。它把台湾所有追求本土化、自主性的种种作为，都批评为台独。浙江人去发掘他们自己的文化，这叫浙江独立吗？福建的话也叫福建独立吗？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可是却给了国民党跟共产党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借口，对台湾施加文化上跟精神上的压迫。第二次的宁静革命，就是在这样两岸关系的结构下爆发了，也就是，一方面，在经济上分配上的问题，对于年轻人造成的重大压迫；另外一方面，国共联手对台湾民主和文化所进行的诋毁，也让台湾人民感到非常地不满，所以就藉由太阳花学生运动的爆发，把问题掀出来了。
为什么这又是一次的宁静革命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一次群众运动之后的一次选举当中，让民进党再次成为执政党，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次民进党的再次执政，是首度掌握了国会的多数，而且历史正义和转型正义的问题，才正好有机会来全面检讨，从个人的受难平反，上升到历史意识的反省，对不义的准殖民结构的彻底改革。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代表汉民族对台湾原住民族道歉，要对于台湾四百年来，原住民族被汉人和各个外来政权殖民的问题进行反省，要研议如何回复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权，除此之外，也要对于国民党对于台湾内部殖民的问题进行清理，党产问题当然是其中一个部分，但除了党产之外，更包括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党国意识形态，过去白色恐怖对于台湾人民的司法和军法上的迫害，现在都要重新去挖掘，进行清算，将台湾重建为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国度。
《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或者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立法院的审议过程中，国民党不断地在强调，说这些转型正义立法将会沦为政治清算或者政治报复。我也在立法院参与了《政党法》的公听会，我即针对党产的问题有过发言，我说，过去威权时期党国体制之下，就只有一个国民党，所以现在要清算的对象当然是国民党，难道还有别的？但《政党法》并不是一个个案性的立法，它是要建立政党政治的公平竞争环境，但无可否认，它当然有针对性，因为导致政党不公平竞争的原因，就出在国民党身上。所以说这是对国民党的政治清算，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立，对，就是政治清算。《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还在等待立法院通过，现在先通过的是《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这个条例容我稍微介绍一下，各位可以知道，对国民党的政治清算到底有没有必要。
表面上看起来，《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好像就是一个单纯的党产清算立法跟其后执行的问题，可是它对于台湾未来的政党结构、对台湾民主的发展，将影响深远。国民党过去都在运用其庞大的党产，在支付它在选举上面的支出。按照《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的规定，从它法律公布、生效当日开始，只要是国民党来路不明的财产，通通冻结其处分，不准国民党继续使用这些不当财产。如果国民党违法动支使用，没有关系，如果之后认定了果然为违法侵占党产，政府就会透过检察官，来进一步追诉国民党侵占国家财产或妨碍国家债权的责任，而且在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上三管齐下；第二点，该条例课以国民党申报财产的义务，你有哪些合法取得的财产你要申报，如果没有申报的，那就不是你的，之后会收归国有或返还给原所有人。政府会在行政院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针对国民党的申报财产进行调查，也会针对来源可疑或脱产后的国民党财产进行追查。依法国民党要在两个月内完成财产申报，所以对国民党来讲时间非常地紧迫。原先国民党希望亲民党跟它一起在立法院联署提出释宪案，因为国民党认为它也受《宪法》对于人民财产权的保障，国家用清算立法的方式来没收国民党财产，它认为有违宪之虞。国民党邀请亲民党跟它合作，但是被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拒绝了，所以释宪案就没办法成案，未来它释宪的机会只有通过个案诉讼，也就是说，每一个政府处分国民党党产的案子如果国民党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济，打到最高行政诉讼败诉后，就可以提起释宪的声请。从个案的判决结果来声请释宪，这当然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法律诉讼战争。可是我跟各位讲，至少从现在开始，国民党的党产被冻结了，所以才会有洪秀柱主席请求可不可以让国民党的党工先预支五个月的薪水，五个月后发不出来大家再来想办法。行政院就说，你要预支薪水，你就不要超过你未来可能被认定是合法财产的范围就好，你要预支那是你家的事，
下一波国民党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今年九月立法院临时会，不然的话就是到十月后下一个会期，即将要审议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当中对国民党影响最大的，就是白色恐怖案件的重新调查。这个重新调查跟过去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对于白色恐怖平反的最大差别在哪里呢？过去的平反并没有追究加害者，马英九担任总统的时候，他通过江宜桦在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任上，扩大解释《个人资料保护法》，把国家档案当中的所有人名都盖掉，说那是个人隐私保护。所以当受害者或学者去调阅国家档案的时候，找不到加害者的名字。其实这是江宜桦过度的解释。未来如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和《政治档案法》通过，那么这些被过度保护的公共信息就应该被揭露。德国就是这样处理的，德国对于纳粹和东德的人权迫害者甚至是告密人的国家档案资料都揭露，让社会大众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看怎么样进行社会的和解。过去国民党和民进党政府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现在与未来，转型正义的重点，就应当放在挖掘每个个案的事实真相，找出谁是真正的加害者，要求道歉，再基于道歉予以宽恕。我觉得这对于台湾族群的融合、团结有很大的意义。
前面讲过了，1945年以来，统治台湾的是中国的准殖民政权，它使得台湾的外省人背负了原罪，因为所有来自国家犯罪行为的政治迫害，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台湾的本省人很可能会直接去怪罪外省人盘据高位的这个政权，从而归咎于外省人。然而外省人当中，有高级外省人，也有一般的外省人，一般的外省人可能在台湾社会当中是弱势者，因为他没有亲戚朋友，单独一个人，缺乏社会人际网络。过去在台湾的准殖民结构之下，这些人也背负了外省人的原罪，而遭到社会某种程度的歧视。如果我们能够把过去的历史真相挖掘出来，找出从过去到今天台湾政治问题的根源，把真相跟责任理顺，那么真正无辜的那些外省人，没有当官的，或者是还是清清白白的，社会就要还给他公道，而出卖与背叛的台湾人，我们也要让他们在历史前曝光，不要让他们继续嫁祸给外省人。
透过历史正义和转型正义的实践，既然国家已对过去汉人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迫害进行道歉，也承诺对历代政权的殖民伤痕进行修复，那么对于外省人、客家人、或者是闽南人各个族群过去在国家统治当中所受到的性质或程度不同的迫害，国家也应该同等地真心去修复，所以我觉得转型正义是对于未来台湾社会的重建与和解，非常重要且具有意义的一个课题。
民进党应把共产党视为对手
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当然现在台湾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我刚刚讲过了，就是2005年之后国共联手制台独的问题。虽然在蔡英文总统领导民进党重新执政后，这问题暂时被搁置下来，而且在台湾内部清理完国民党的历史问题之后，台湾政治上主要的矛盾，将会从过去的族群和国家认同冲突，慢慢变成大家比较能够一致对外，看到主要的问题在共产党，所以我认为，民进党以往的政治发展过程，比较着眼于跟国民党的政治竞争。未来当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之后，民进党，或是未来台湾的执政党，要把中国共产党要视为真正的竞争对手，而竞争的场域，不仅是在台湾内部的环境，还包括国际跟区域。我是这么认为，未来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光，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对手。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对手，则我们台湾的政府面对台湾国家重要的威胁，该怎么去结合我们的伙伴，找到我们合作的对象，扩大台湾国家战略的纵深，也是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台湾对于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人民的人权、民主以及中国大陆政治环境改革的问题，必须要加以关注，而且要把它视为国家重大的战略，因为只有共产党垮台，台湾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我认为台湾内部还没有充分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问题。台湾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可能不是跟着台湾或是东欧的模式，而是巨变的、瞬间崩溃的模式，对于未来可能八到十年出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充分做好国家安全上的准备，其实我都有点担心。我希望，在我们今天这个台湾第二次宁静革命展开之后第一次重要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会议上，可以发出一些声音，形成一些共识，让我们可以带回去，有机会反映给政府部门，提醒他们重视，在台湾新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怎样把中国大陆带入我们的视野，然后在我们的国家战略规划中，在中国大陆寻找能够合作的空间。在两岸关系当中，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我觉得台湾的国家领导者，必须要具备远望中国和两岸未来的视野。我就先报告到这里。
本文原为2016年8月22日丹麦中国之路国际研究会假哥本哈根文化作坊（Kulturanstalten）主办之《台湾民主化与政党轮替对中国民主化之启示》第三届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台湾民主选举对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影响”场次讲词，
由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研究生游东林整理初稿，民国107年1月31日9时30分定稿于台北晴园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