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文化宫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上，看见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如上图），图说是“截止1961年8月底，西藏全区给2085户赎买对象办清了手续，共支付赎买金2000多万元。图为拉萨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将赎买金送到拉萨市市长崔科·顿珠才仁家里”，这是一段显示党对“爱国上层人士”实行优厚的统战政策的历史，但不过五年，这位过去的贵族、曾经的统战人士，便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最终郁郁而死（如下图，取自于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集《杀劫》一书）。而这个“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很慷慨地，将崔科先生的下场给省略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随心所欲地被使用的。
“解放”一词在中国意味深长。虽然对于文革结束之后出生的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对于文革期间及其之前出生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以我的人生履历举例，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在接受教育的岁月，我对社会的认识被灌输为：我们以及我们的祖辈所在的社会分为两个，一个是万恶的“旧社会”，一个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新社会”。而“旧社会”被改变成“新社会”的过程，即“解放”的过程。谁“解放”了谁呢？当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它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还“解放”了西藏“百万翻身农奴”。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并不在其中，因为西藏尚未被“解放”。不过这并不妨碍党对西藏会一视同仁，自比“救星”的党是不能坐视西藏“百万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毛的军队占领西藏，西藏人也都享受了和中国人一样的待遇：被解放的是“翻身农奴”，被打倒的是“三大领主”，就跟中国人被划为“贫下中农”或“地主富农”等等一样，各自有了阶级成分，黑白分明，非好即坏。擅长搞阶级斗争的党，自以为解决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
然而，搞阶级斗争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得“新社会”比“旧社会”更像人间地狱，以致文化大革命随着毛的死亡而结束之后，吃够苦头的第二代领导人便放弃了阶级斗争，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阶级成分论也随之消失。有关这方面的事实无须我赘述，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在这三十多年来，用各种方式对“新社会”进行了充满痛苦的控诉。如今虽然也有怀念毛时代的部分中国人，而且执政者为了维持专制政权日益收紧管制，但毕竟不好意思公开重拾毛时代的牙慧，既不敢讲阶级斗争，也不敢划阶级成分，而是换个新包装，如“维稳”，如“不折腾”。
吊诡的是，在西藏问题上，中国的当权者却摆出了另一副姿态。这是一副陈旧的姿态，散发着过往时代的陈腐气味，具体地说，即“农奴”论高调复活。当然，中共治藏五十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所做的描述，即西藏的传统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不是“领主”就是“农奴”；这其实是一种改写，为的是合理化其殖民西藏、以及继续殖民西藏的目的。只不过，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此番说法多少有些沉寂，而这，则是与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有关。强硬的、有着阶级斗争意识的官员如陈奎元、张庆黎成了西藏第一把手，文革时代的政治话语便会遮天蔽地，虽然加入了“反恐”之类的新内容，却分明透着我们熟悉的腾腾杀气。
在同一个政体之下，只因西藏有着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历史事实，只因西藏有着失去自己的这五十年，所以，西藏也就与其他地方不同地，继续被沉陷在一个充满不实之词的政治神话之中，而为了让别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这个政治神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后代持续不断的反抗下诞生了。即便是反抗已被举世瞩目，虽遭血腥镇压仍持续至今，这个政治神话却无消停之势，反而愈发喧嚣，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我也相信，如我这样接受其教育成长的人，在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会找到并坚持属于人的而不是机器的立场。
2009-3-2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附：崔科·顿珠才仁在文革被批斗的照片图说（见《杀劫》P127）
这个深深弯腰、接受批判的人是崔科•顿珠次仁。他的高帽上写着：“彻底打倒牛鬼蛇神、米艾崔科•顿珠次仁”（“米艾”是坏人的意思）。
崔科家族是后藏的普通贵族世家。但照片上的这位崔科，并不是崔科家族的人，而是贵族桑颇•才旺仁增弟弟的儿子，因娶了崔科家的女儿为妻并且入赘而继承了崔科之名。
用一位贵族后代的话来说，“这个崔科啊，他可是对共产党大有功劳的一个人。”早在一九五0年解放军发起的“昌都战役”中，崔科作为噶厦政府驻昌都的秘书，与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四十多名僧俗官员被俘，不久接受中共的统战，积极与中共合作，成为噶厦政府里主张和谈的官员，也曾被西藏军区授予大校军衔。在一九五九年“平叛”时，崔科因不“参叛”被视为“爱国上层人士”，并被授予拉萨市市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等官职。但文革时他被斗得很惨。他和桑颇•才旺仁增、邦达多吉、江措林四人被认为成立了一个小集团之类的反动组织，张国华还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把他们交给“人民群众”，从此对他们的批斗升级。一九七八年，崔科病故。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中共表态，认为他是“西藏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要贡献”。
可能因为崔科曾有过解放军大校的虚名，所以在被揪出游斗时，他身上挂上了空的枪套、皮的马鞍和一个望远镜。另外加上长串念珠、噶厦官员的服饰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他没有后代，只有一个养子。
他是河坝林居委会辖区内的“牛鬼蛇神”。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09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