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眼中，造成新疆问题的原因始终是来自外部的，不是国际势力的阴谋，就是当地民族极端分子的煽动，它自己是没责任的。但是事实上，由中共自己造成的新疆问题更多。
虽说“泛伊斯兰”和“泛突厥”思潮的确来自外部，然而这世界永远会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大多数自生自灭，或在少数人的小圈子打转，掀不起大风浪。如果思潮被很多人甚至被一个民族所接受，那说明现实一定是给那思潮的普及提供了土壤。
尽管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的旗号，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打着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在江西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导致以后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国古代小说《镜花缘》里写过一个伯虑国，那里的人把睡觉当成死亡，因此所有人都要千方百计避免睡觉，如果有人熬不住睡了过去，其他人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搞醒，这样最终有人顶不住，倒下去再也不醒——被困死了，于是证实了睡觉就是死亡，人们更努力地防范睡觉，导致更多的人长眠不醒。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现实例子还有，如果甲国怀疑乙国是敌人，扩军备战，进行防范，由此引起乙国不安，随之进行备战，于是就成了甲国怀疑的印证，导致甲国进一步反应，而乙国又会跟进。这样互动的结果，原本不是敌对的两国，最后会真的成为敌人。
新疆问题也是这样。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际关系转向了民族关系。这一定性成为中共这些年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七号文件”发布后，中共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结果如何呢？
不妨把恐怖活动发生的次数作为指标来分析。九一一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篇题为《“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文章，其中列举了1990年到2001年新疆发生的主要恐怖活动。“七号文件”发布于1996年3月，把文章中列举的恐怖活动按“七号文件”发布前后统计，如下表：
两段时间比较起来，“七号文件”出台之前的时间（1990年到1996年3月）还要长一些，然而“七号文件”出台后（1996年3月到2001年）发生的恐怖活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之前的3.67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4倍，其他爆炸、暗杀、袭击、纵火、暴力等恐怖活动都有大幅乃至成倍的增加（九一一之后，新疆的恐怖活动明显减少。当局归为加强镇压的效果，但东土人士的解释是，因为九一一之后的国际环境对穆斯林的反抗斗争不利，所以主动地暂时偃旗息鼓，等待时机）。
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呢？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当北京用新疆出现恐怖活动来宣布新疆存在恐怖组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中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它的“预期”所造就的？
新疆的确可能已经存在恐怖组织，而且还将继续出现更多的恐怖组织。北京公布的情况肯定存在，然而它没有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说过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呢？
恐怖活动永远只是少数人所为，如果没有生长的土壤，仅靠自身是难以发展起来的，更不可能越搞越大。“七号文件”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汉族肯定不要分裂，同时汉族基本不信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倒敌对一方。这种路线无论用什么言词修饰，都无法掩盖殖民主义的内含。仅仅存在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的，新疆问题可就真难解决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摘自王力雄关于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10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