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76年“四五运动”，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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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在“一打三反”中，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到现在，算来已经十九年多了。“一打三反”这个在被刻遗忘一段历史，这个中国现代史上以思想论罪公开判处死刑的空前大规模的文字狱，这次在纪念遇罗克的活动中才被人们提起。否则，这段非常值得反思的历史，就真快没人知道了。
遇罗克作为历史符号在人们心目中远远大于“一打三反”这个历史符号。成如遇罗克的胞弟遇罗文最近说的：遇罗克是个当代民间英雄。而民间英雄只能以民间形式的来追思纪念。
我理解民间英雄的意思，即：非官方的英雄。遇罗克入狱的时候就已经成民间英雄了。我在监狱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8年底。那时，北京公安局正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最高指示。把狱中太多的大批学生、知识分子，转往学习班，或送回原单位。遇罗克和我都是属于剩下来的未决犯。我当时为此心情很沮丧，觉得前途未卜。而他却很放松、自然。微笑着主动和我打招呼，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个走之。叫遇罗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后来他知道我本来是育才小学毕业的就说：“我的朋友平时叫我罗克，和你们的校长的名字一样。”他居然连这些都知道。后来才知道，他博学强记，对任何资料都有强烈的兴趣。
他在狱中那时就被其他犯人视为英雄，首先因为他的一篇《出身论》说出众多非红五类出身者的心里话，成了他们的理论武器。《中学文革报》使得这篇文章广为传播，一时洛阳纸贵，遇罗克的大名，很快就传遍全国。
或许为还历史真实面目，应该指出，他的文章一开始可以出现并传播，可以说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因为，这篇文章出现，是在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论的讲话以后，出身“不好”的学生，等于听到了特赦令。一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替代了“老红卫兵”或“联动”的运动主角的位置。这时，遇罗克抓到了转瞬即逝的历史时机，在舞台的前台高声大吼了一声。并抓到了运动第一阶段中红色恐怖现象的要害“血统论”。血统论一时压倒所有异己，是以“老红卫兵”的对联启动，以谭力夫的讲话为高潮，使“血统论”有了系统的阐述和理论的完善。陈伯达的讲话只是对联和血统论的初步批判。遇罗克则是从理论上对谭力夫的血统论的系统批判，同时从理论上建立了出身论的领地。
可以说陈伯达讲话，当时使人们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才出现了蒯大富等造反派的英雄。但，可惜只是解放了一部分“勇者”的思想，遇罗克进行系统地论述后，才使成千上万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终于抬起了头，使他们也成了“天然合理”的“群众”了。所以，许多狱中的各类底层罪犯，对遇罗克都肃然起敬，是完全出自内心的。认为他是被统治者中的英雄。是他们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对统治者的反抗，由于文化和思想所限，是没有成型话语的。在我们监号里，几个犯人都对我说：“罗克说的话，我们连想都想不出来。”所以，他们对遇罗克思想的近乎崇拜。觉得他是先知。
但在同一监号中的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干部，对遇罗克是有保留的。认为他的理论没什么新东西，还有许多地方是偏激和片面的。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遇罗克的是条汉子。我当时，对他的理论也不完全同意，但我很佩服他的道德勇气。我想：百姓是不管你的理论是否高深完善，而是看你为谁说话，为谁玩命。这点他们看得很清，他们的直觉很准确。
所以，我同意：他是民间英雄。在我出监狱后，被人们多次问及关于遇罗克的问题。无论人们认识不认识他，但都是对他怀念不已，记忆犹新。我们知道：北岛最广为传播的诗篇之一是纪念遇罗克的诗篇。当年“老三届”中“非红五类”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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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认为他是时代的思想先驱，也有人更称他为：中国争取人权第一人。这是很自然的，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的确遇罗克是第一个有著作争取人权先驱。
但平心而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关于人权思想的先驱就大有人在了。就连朱容基先生都说：他为争取人权也早在四十年代就“先驱”过一番了。“五四”运动之后，正如田汉先生写的一样：人道的烽火已燃遍整个的欧洲，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我们的热血，甚至我们的头颅。已经是革命青年的基本共识，不但朱容基先生，甚至当时在搞学生运动的江泽民先生，肯定也有这点起码的人权观念。
所以，就人权思想而言在中国遇罗克按时序就不能算第一人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当年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争取人权的人们中……遇罗克、林昭等人成争取人权者里最重要的人物。
遇罗克可以使人们想起当年写《革命军》的邹容，和当年的女侠秋谨。这次北京合法出版的徐晓等人编辑的，纪念遇罗克的书，虽然由于时代和地点的局限，书的思想深度远远不能起到“纪念思想者”的本意，只能起到纪念这个符号人物的有限作用。
我推荐给一些年轻人看这本书，可是他们既不能找到预期的思想，也不能找到可以使得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的足够历史事实。诚然，能在北京出这样一本书，已经难能可贵了。我是不应求全责备了。我想：海外真是应该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下，更深入地研究文革时期的基本事实，研究当时风云人物们，他们经历的思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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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遇罗克与其说是思想家莫若说他是个有思想的政治家。一个坐言起行的、把思想化为行动的盗火者。遇罗克在监狱中，在已经成为弱者实际代言人之后，继续具体地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争取基本的权益。他象《四进士》中的宋士杰一样，义务为他们作法律顾问。帮他们写申诉书，帮他们分析案情，反驳起诉书。帮他们对付预审员，告诉他们审讯员审讯的程序、方式，以及如何诱供、逼供的各种招数。那些犯人非常认真地向他求教，他们信任他，带着病重者巧遇良医的那种心情；悉心听取，认真领会。
遇罗克可能由于在底层生活多年的经验，又有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很快在监狱里信息匮乏的环境里，居然可以凭借很少的蛛丝马迹，再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他真可以做到“知己知彼”。他甚至可以知道预审员的姓名、背景、行为模式。这往往使我觉得无法理解，其实他是一个猎人般的细心观察者。我们那时还是两眼一抹黑的学生。
所以在当局眼里，他是个“狱油子”，他对此并不在乎。玩这种智斗游戏乐不疲此，他自己经常对我说：这是练手。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更象一个政治家。我想：那时他玩政治也是逼上梁山。可他玩起来以后，似乎还越玩越过界。在当局对他的审讯中，他和他们的智斗愈演愈烈。
最后，在当局对他的审讯到了公布“证据”程序时，他竟然够胆拒绝回答。这是我们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预审员指着他在《毛选》上的批语，问他：“这些是不是你写的？”他一言不发。预审员又问他：“你是不承认，还是不愿意回答。”他说：“我不愿意回答。”
当预审员拿出最后一招时，他还是以嘲弄态度来对付。当预审员让他想想有什么最后的话想和家人说，那是在暗示要判他极刑了。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家庭观念很重，也许会乱了方寸。他只是静静地说：“我想要一支牙膏。”当然就气得预审员拍桌瞪眼。“丁大个儿”常说：等以后，我一定会治了他的罪。
遇罗克的这些行为，博得了普通犯人好感和敬意，同时也更深地得罪了当局。他的预审员丁大个儿最后在“一打三反”中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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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我在监狱见到他的时候，为什么大吃一惊？是由于在我印象中中央文革对他的评价不错。他不至于被捕。他后来也告诉我：一开始戚本禹就赞赏过他的文字，更有人说陈伯达也曾对他倍加赞扬。后来，戚本禹又公开批判他，这不足为怪，这是“飞鸟尽、良弓藏”的普通故事，戚本禹自己后来也同样被抓入狱，这是政治游戏的普遍规律。
但是，即便当局后来出于政治“更高原则”，决定不用他了。也不一定非枪毙了他不可。遇罗克当时自己都觉得按照中共的逻辑，我们的案子比他的要重得多。为什么当局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有许多说法。
当局的表面罪行：诸如“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刺杀领导人”，这是当局都知道这是属于“何患无词”的一种说词。当时，一定有真正的实际原因。
一种说法是：由于遇罗克现象一夜之间成了气候；《出身论》一纸风行后，每天邮递员都得把大量的读者来信，成麻袋背给他们。全国各地都有支持者和志愿者，来自报奋勇。还有许多人汇款支持《中学文革报》。当局知道这样下去，会产生雪球效应。那时就难以控制了。所以，当局就拿他弟弟遇罗文从外地拿回来两棵手榴弹为借口，升级定罪。另一种说法是：由于遇罗克的“恶劣态度”，惹急了那帮预审员。所以他们决心把他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遇罗克当时对部分中国领导人存有好感和信任。可能，他和某些领导人一起谈过什么或得到一些承诺。
他在一直被列为贱民之后，一篇文章使得他被民众承认时候，同时也被一些领导人承认，这是他信任他们的基本原因。他思想本质上是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他在监狱中向我几次对陈毅先生倍加赞赏，正好和我共鸣。
在普通号那时，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处死刑。他觉得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获得释放。他出去后会设法为我涡旋求陈毅帮我出狱。他也告诉我，中央文革有人和他联系过，但他没和我细说。或许是不可说。在他眼里我是个浪漫的学艺术的，多说也无益。我当时觉得他似乎在政治层面介入到了一定的程度。也许，这是我的误会，也许，是他对体制内的开明政治家的一种误会。
有人说，当局上层有人决心枪毙他，是一种杀人灭口。当然关于这一段，目前是无法证明的，也许永远也无法证明。因为过去，我曾经几次，以纪实体在不同媒体上，写了一些对遇罗克怀念和纪念的文字。这次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本文写作宗旨是，使我们对遇罗克的回忆，不能陷于在怀念和歌颂的层面。那样即便是好意，或许就只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文章。我每当想起遇罗克的时候，总有一些不成熟的反思。这次试图写出一二，抛砖引玉。期望人们对遇罗克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