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脑计划”，为此致信给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支持对脑科学的研究，如上个世纪美国“脑的十年”、欧盟“EC脑十年计划”、日本“脑科学时代”。再如2013年美国拿出1亿美元、欧盟拿出7200万美元来支持对脑科学的研究。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是人口上的第一超级大国，据说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中国理应在脑科学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应对这些科学研究给予应有的支持、帮助。
据2年之前的媒体报道：“中国脑计划预计最晚2016年启动”，在2016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脑科学的重要性以及这一领域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我国宜加速制定和实施中国‘脑计划’”。
马兰还说到：“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我们如何感知世界，怎样控制运动，乃至我们的记忆、意识、思想和智力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都属于脑科学的研究范畴。”
马兰还说到：“对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我们在启动时既要慎之又慎，使我国的脑科学计划更具特色，内涵更加丰富，也需要抓住战略机遇，加快步伐，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早制定和实施中国‘脑计划’，参与国际竞争，抢占战略制高点”。
可是至今还没有“中国的脑计划”。
2、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当今科学知道的很少，认识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将会是重大科学发现
在脑中，关于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当今科学知道的很少，认识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将会是重大科学发现。
在大脑皮层中只有前额叶（额叶）是多巴胺系统，而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是一种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可以说精神分裂症应当是一种大脑前额叶出现异常的疾病。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当今科学知道的也不多。认识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也将会是重大科学发现。
我们理应对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和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进行科学研究。
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应当是来使我们人类具有“崇拜、痛恨仇敌”的天性，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应当是“崇拜、痛恨仇敌”天性出现异常。为什么这么说：
对我们人类来说，到了青春期后，人们就会具有崇拜心理，如现在不少少男少女狂热地崇拜明星，过去崇拜的多是英雄。通过对英雄的崇拜、效法，人们就会具有英雄那样的痛恨仇敌的心（正义的心）——强烈地恨那些敌对的国家民族阶级及人，出于强烈的恨，可以勇敢杀敌（坏人），甘愿流血牺牲，而具有勇于牺牲的心。
在我们人类几十万年的原始时代，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战争）；只有每个个体都具有这“崇拜、痛恨仇敌”天性的族群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崇拜、痛恨仇敌”天性的族群很难生存下来、延续下来，应当都被淘汰了。
经过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当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这“崇拜、痛恨仇敌”天性。
当“崇拜、痛恨仇敌”天性出现异常时，应当会出现：“不应当恨的无关人反去恨，同时自然认为那些无关人也恨他，而出现被害妄想”。而，被害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精神分裂症应当是“崇拜、痛恨仇敌”天性出现异常的疾病。
精神分裂症同时还是一种前额叶出现异常的疾病。自然我们可以得出：是大脑前额叶使我们人类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敌”的天性；当大脑前额叶出现异常时，就会出现“崇拜、痛恨仇敌”天性的异常，就会患精神分裂症。
在动物进化程中，大脑的前额叶，猫增加了3％，黑猩猩增加了17％，人类则增加了29％，我们人类具有发达的大脑前额叶。在发达的大脑前额叶基础上，我们人类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敌”的天性；即到了青春期后，随着大脑前额叶的成熟发育，我们每个个体就会具有“崇拜、痛恨仇敌”等心理活动。当某些个别个体——在大脑前额叶成熟发育过程中——出现异常时，这些个别个体就会出现“崇拜、痛恨仇敌”天性的异常，就会出现被害妄想，就会患精神分裂症这类的精神疾病。
我，1979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84年毕业后我先当了几年内科医生，后一直从事精神科医生工作（目前为失业医生）。作为医生，尤其是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一直对大脑前额叶功能和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进行研究。经过这30多年的研究，我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3、研究脑科学，研究大脑前额叶，可以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等宗教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崇拜、痛恨仇敌”的天性，到了青春期后我们就会具有崇拜心理。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人们，甚至鼓励人们，崇拜效法英雄（战斗英雄），人们就会具有英雄那样的痛恨仇敌的心，仇恨那些敌对的国家民族阶级及人，出于强烈的恨，勇敢杀敌，甘愿流血牺牲，而会带来屠杀与战争。
在原始社会，族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战争），只有那些允许人们、鼓励人们，来崇拜效法英雄（英雄多为各个民族的祖先，并被说成了神灵）的族群，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持久下来。
可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农业时代，出现了多民族、多阶级的国家，如果国家、社会依旧允许人们、鼓励人们，来崇拜效法英雄，因人们的内心中充满了恨，时常出现在国家内部的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屠杀与战争，这样的国家、社会就很难持久下来。
为此诞生了一些如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等宗教。在这些宗教中，人们不再崇拜效法英雄，而是敬拜上帝（道）。上帝（道）不曾是活生生的人，不曾具有痛恨仇敌的心，不曾勇敢杀敌，甘愿流血牺牲。人们即使崇拜效法了上帝（道），也不会具有痛恨仇敌的心，也不会勇敢杀敌，甘愿流血牺牲，而不会带来屠杀与战争，这样的社会才能持久下来。
并且，在基督教中，高举了道成肉身的耶稣。通过对耶稣的崇拜效法，人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痛恨仇敌”的心——只恨撒旦，而拿去恨人的心，具有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如此就会远离屠杀与战争。这样的社会才能持久下来。
4、具有基督信仰，崇拜效法耶稣，可以使人们具有耶稣那样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
1982年，我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学，那一年学习儿科学，带我们的老师是何鲁丽老师。她是儿科专家，对患儿是非常有爱心，时常充满爱地对患儿说，先让叔叔阿姨（指我们）看看，再让大阿姨（指她自己）看看。她是那一年北医的优秀教师（另一位临床方面的优秀教师是北大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教授）。
后来听说，她是个基督徒。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那年月在中国基督徒确实很少，仅仅在书中看到过谁谁谁是基督徒，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接触过，何鲁丽老师应当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基督徒。我当年还很不理解，如此有文化的人（何鲁丽老师曾是在解放前考上的北京大学医学院，50年代从北医毕业）为什么会信仰宗教呀，宗教不都是愚昧、无知、反科学的吗。但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一个印象，基督徒应当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人。
1986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书《宇宙的创生》，是纯物理学的书，其中说到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在一百多亿年前，整个宇宙是从一个“起始点”中诞生的，谁能从一个“点”中诞生出如何宏大的宇宙，只能是上帝。从那时开始，我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
1989年2月，我走进北京缸瓦市教堂，在这里听到了，“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45）；“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5:8）。耶稣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很快接受了耶稣，信主成为了基督徒。
信主后，耶稣的爱进入到了我的心中，使我逐渐拿去了恨人的心，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由于具有了这心灵的改变，也使我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如同换了一个人，心情也变好了，心态也变好了，连脸色都变好了。
在前一年的1988年，我在当了4年内科医生后，转行当了精神科医生。作为精神科医生，我自然需要来解释，为什么人们接受耶稣后，人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就会具有这心灵、生命的改变。为此，我进行了这近30年的研究，现研究终于告一段落，我也完成了论文《宇宙与精神的终极》（十多万字）。其中说到：
我们人类具有发达的大脑前额叶；使得青春期后，人们就会具有崇拜心理；使得人们崇拜效法了“谁”，人们就会具有“谁”那样的心。使得人们崇拜效法了耶稣，人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
就是这么简单。
5、我们中国太需要具有耶稣那样大爱的心了，为此我不得不为基督信仰来争辩
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太需要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了。为此自信主后，我一直坚持为主传福音，坚持带领一些基督徒学习《圣经》。
可是，在我们中国，由于很多人缺乏应有的科学知识，缺乏现代科学知识。这些人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包括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是愚昧、无知、反科学的，为此打压基督教，打压基督教教会。为此，我也不得不为我们的基督信仰来争辩，来维护我们的基督信仰权益。
2000年辽宁鞍山，因为聚会学习《圣经》，一些基督徒遭到酷刑、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打嘴巴、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电、烤电炉等，不少肢体被罚款，李宝芝、孙德祥、侯荣山还被劳动教养。
2001年，他们来到北京请求帮助，虽然我们之间并不相识，但是肢体之痛，我们必须帮助。为此我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致信给我的大学儿科学老师、当时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何鲁丽副委员长（此时何鲁丽老师已经不再当医生了，而是成为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003年，因为我们写文章、写信反映了这鞍山基督徒遭酷刑的事情，为此我们也被抓了，并被判刑。其中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06年1月30日我出狱后，也一直不自由，是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使我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一直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低保、没有医保，有病也不能及时做手术。
关押、监视、软禁我的一些警察曾对我说过，警察刑讯逼供的事情为什么非要在网上说。我实在是不理解，难道警察刑讯逼供的事情不能反映吗，不能在网上反映吗，难道反映就有罪吗，难道反映给全国人大就有罪吗，难道反映给自己老师就有罪吗。
警察答不上来，但是这些年来，依旧是一直监视我，时常软禁我。这不因为这两会，我又遭软禁了，从2月26日开始，我不能随意出家门，我出门警察跟着，即使是我出门买菜警察也跟着。
虽然经历这些苦难，但是我没有停止我的科学研究，正是在这苦难中，我完成了我的研究，完成了我的论文。
6、就脑科学致信两会代表委员，希望我国也有自己的脑计划，来为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支持对脑科学的研究，我们中国也应该对脑科学研究给予应有的支持、帮助，也应当具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脑计划。
当今科学，对于大脑前额叶的功能知道的很少，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知道的也不多，我们中国应该大力支持、帮助对大脑前额叶功能和精神分裂症发病机理的科学研究。
脑科学研究将可以帮助人们知道，崇拜效法耶稣，人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而中国最需要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我们国家实在不应当打压、限制基督信仰。
因为反映了警察酷刑基督徒的事情，因为向自己的老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反映了警察酷刑基督徒的事情，我就遭判刑，出狱后又一直被监视、时常遭软禁，而使我一直无法恢复原有的医生工作。
为此，今天，我致信（公开信）两会，一是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我的事情，二是希望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推动下，我们中国也来具有自己的“脑计划”。
附上17年前（2001年）我的《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徐永海
2018年3月7日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18600229405，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