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直流传着据说是著名画家陈丹青的一段话:“这是个弱智民族,必然会有更深重的灾难。你看都讨论些什么:文革这么反人类的暴行,还在争论正不正确;还在讨论民主与专制谁好谁坏;饿死几千万人,还在为毛好毛坏争得面红耳赤。这些都是常识,像分辩食物与屎一样容易。”像分辨食物与屎一样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民族却还需要争论,这种民族要达成共识,比要太阳打西边出还难。

前不久在网上又看到谈这个国家如何达成共识的文章,还有清华大学法学系教授,见他的这个国家倒退得厉害,公开发表文章要“保卫改革开放”。国家或国家领导人要倒退,高级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反倒退,你说在这种国家还“共识”个大头鬼啊。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见一自家晚辈发帖说南韩人可能是泡菜吃多了,把人吃傻了,要装萨德即导弹防御系统,让他伟大的祖国即中国不高兴,因此南韩被中国人骂甚至其商场被砸被抢实属活该。我这个显然比他要明事理的长辈当然不赞成,并说出了不赞成的理由。于是,你来我往地争辩一会儿,这个晚辈显然争辩不过,于是改口说这些国家大事你也管不了,只把你自己的生活弄好就行了。一听这话,才真的来了气:既然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只管你自己的生活(他生活得很差),却要骂人家南韩国家的正常举措呢?你一个小小中国百姓,也学咱政府,居然要干涉人家南韩内政!这其实正是一种典型的“五毛”思维方式。他先弄个胡说八道的话题,别人一批评,开始他也还争辩,见争辩不过,就转移话题。最可气的是有些已经七老八十原本应该受到小辈们尊敬的长者,这些人不用说一定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可你一说毛时代饿死多少多少人,他就说:“你怎么没饿死?”直接否认连中共也不敢否认的历史。你说与这种人如何能达成共识?

还有一个应该说传得更广的例子,那就是几年前,大家从胡耀邦小儿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联谊会上的一个发言中得知的事情,后来那个发言有了文本,变为文字帖子,于是开始在网上广为流传,但凡看过帖子中那个例子的人,只要不是那种“五毛”思维,无不为那个姓孔的“红二代”感到羞耻。发言中胡德华讲了两个“红二代”简短的一次争辩“记录”: 两个红二代,一个姓秦,一个姓孔。

孔:“你个普世价值,别来给我们添乱来了!”

秦:“哎呀,同学呀,你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其他社会上的话你还能听的进去吗?”

孔:“你他妈还是共产党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了?”

秦:“你有信仰没有哇?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你有信仰没有哇?”

讲到这里,胡德华绘声绘色:“然后这(孔姓)伙计就挂不住了,戳了他肺管子了,就爆粗口:‘我操你妈!’”

看看看看,这就是中国红二代中一些所谓“有信仰”者的德行,毫不尊重事实。当他们理屈词穷、感到明显输理后,要么转移话题,要么就蛮横爆粗口直接骂人。你说这两个不同的红二代还能有“共识”么?有人说“两派之争的实质,是公义与利益之争,是进步与保守之争”。本人觉得,这说得有点过于文雅了,或者说还不够透彻,不那么文雅或者更透彻的应该是:有人认为应该用脚行走,有人认为也可以用头行走;有人认为人应该吃饭,有人认为人也可以吃矢(矢通屎)。关键是,一些认为人应该用脚行走以及人应该吃饭的人,还常常遭到那些认为人也可以用头行走以及人也可以吃矢的人攻击。这还不算,国家政府非但不正确引导那些非正常思维者,反而还打压有正常思维说真话的人。

你说这种国家正常吗!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仅是中国普通个人与个人包括红二代们相互之间也没有共识,而是这个国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共识——这么说吧,世界大多数国家唱的是一个调,而中国和极少数国家唱的是另一个调。你说中国也应该实行自由民主,也应该搞“三权分立”,更应该军队只属于国家,因为这些都是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常态。可他会跟你讲这讲那。说到民主,他说我们正在“逐步扩大人民民主权利”,也不知他这个逐步要逐步到什么时候;说到三权分立、军队只能属于国家,他会对你恶狠狠地说:那都是“邪路”!如果你还要跟他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怎么可能是“邪路”呢?如果说是邪路,岂不等于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他们自己也承认的一些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喜欢走邪路?而既然那些国家走的是“邪路”,按逻辑推理,那些国家的人民应该生活得比我们这种不走邪路的国家要痛苦啊?特别是其中有些国家更不应该还文明高度发达,让我们总是希望他们能卖点高科技给我们呀?难道只有“走邪路”才能文明高度发达?这个时候,他的“杀手锏”出来了: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与人家不同,云云云云。

最典型的是在歌颂极权统治时,喜欢说“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可前不久,美国一家私企却造出了世界现役最强大的重型运载火箭“猎鹰重型”,携带一辆特斯拉跑车发射升空。为什么可以集一国之力的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做不到或说据说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才能做到呢?可以说,在某种国家,说话只凭权力,不讲道理,不讲逻辑。几年前,有个“郑言实”的官员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最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这与西方的政党轮流执政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中央集权的强大,在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保了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诸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诸如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等等,无不体现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无论是印度式的民主,还是日本等国家(地区)的政治乱象,都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大家看一看这段话有多可笑。如果说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执政党的绝对领导下,因此就“与西方的政党轮流执政有着本质的区别”客观上还要算一句真话的话,那么后面那些想用来证明这个“本质的区别”的优越性的“举证”,是多么地可怜、多么地说不通哦!这还用举例吗?因为是不证自明的东西。说这些话依靠的是什么逻辑?说这些话时脸就不红吗?

所以说,你不能怪我那个典型五毛的自家晚辈以及那个孔姓红二代,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天天给他们灌输的就是这种不通的思维,你叫他们怎么能有正常人思维?

那么什么是正常思维呢?就是讲道理,所讲的道理,从学理上讲,符合逻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要站得住脚。可你从这个国家的“五毛”们到国家政府,你会发现仿佛他们一概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思维。周有光要我们从世界看国家,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却一直坚持从国家看世界。这样一来,世界说得再好,做得再对,正常思维再流行,只要不符合政权维稳,一概否定。中国大陆从个人到国家的行为,莫不如此。难怪数年前茅于轼先生就公开发表文章:社会不讲理,是因为政府不讲理。

在澳门“回归”十五年时,本人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澳门居民幸福感来自哪里,以及

大陆民众凭什么就不能有这种幸福感。因为只要讲道理讲逻辑,可以说这个国家完全站不住脚。比如本人在文章中就这样质问道:享受“一国两制”地区的居民能享受到的自由,为什么不允许生活在它的主体国家即中国大陆的人们也能享受到?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说那种自由不好?澳门居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不是也正包括了能享受到这种自由?如果是,岂不表明,生活在“新中国”生活在“社会主义”反而还不如生活在“半殖民地”生活在所谓“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换而言之,中国大陆人民的这种幸福是不是就是被“新中国”被“社会主义”剥夺了?“当家做主”的人们反而享受不到“亡国奴”们所享受到的幸福,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是大陆人民不配享受,还是几十年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人物不配领导这个国家?是这些自由不好,还是不想实行这些自由的人不好?

更想不通的是,既然事实证明只有实行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社会,人们才会获得大家都想要的那种幸福感,中国大陆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强调要走所谓“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明有一条光明大道为什么不走,偏要带领十几亿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到底是人民想这么干,还是只有几个政客带领着一群官僚要这么干?有谁听说过人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吗?许多年来,不论强调马克思主义还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抑或鼓吹几个“自信”,这一切都难免让人生出一种疑问:要这样搞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想维护什么?不是口口声声说人民的利益最大吗?什么是人民的利益?让大陆民众也能像澳门居民那样充分享受现代人的那种自由和人权,难道不是大陆人民利益?这么多年了,一直自欺欺人,自说自话,谁都不知道有些人所说的“人民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陆人民不能享受到只有“一国两制”的人们才能享受的那些自由和权利?

我知道,这两段话中一个又一个问号,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制度之前只能是无解,没有人能回答。可也正因为这一个又一个不实行民主制度就无解的社会现实,你叫这个国家的人们还怎么能有共识,你又让“我们”的国民与“他们”的政府怎么产生共识?

2018年3月4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1/2018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