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7 睿见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且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话语是:“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带给教育的是祸是福?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高教何以在错误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2009年初,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建议: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著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很不幸,有关部委一意孤行,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跃进”,大学遂成为重灾区。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癫狂。

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所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折腾得人仰马翻……

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校长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大学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教育应该是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与其主观武断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折腾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纪元”之类豪言壮举更有利于高教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无论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积累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但是动辄以政府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权,现在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迫使大学顺从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政界“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

我深信,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自我完善,大学也能够自我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
延伸阅读

章开沅专访:教育不能以成绩论英雄,首先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

3月14日上午10点20,在接待一位日本学者后,91岁的章开沅先生在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社湖北站站长雷宇的专访。

由于年龄原因,章老现在很少接受媒体记者采访,但《中国青年报》采访的话题是“我的中学时代”,因为章老喜欢青年学子,所以才破例接受专访。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直到一个半小时才结束,由此可见章老对年轻人的喜欢。

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章老满脸幸福感。他说,那时没有学习压力,老师和家长对学习成绩都没有要求,只要活着就好,当时缺吃少穿,但却很有幸福感。可是现在的孩子完全不同了,在重重压力之下,缺少幸福感。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他指出,家长期望不要太高,要给孩子松绑,让孩子的自由天性得到发展,这样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学习成绩并不决定孩子将来的发展,而是是非观、独立意识、批判精神。“我当时的成绩一般,偏科,文科好,理科差,我特别喜欢语文,想当一个作家”,章开沅说。

章老痛心说,现在父母老师提前把孩子的人生预先设计好,一切都按着成人的意志设计孩子的未来,这是极大的不尊重,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剥夺了孩子的人权。可是,很难改变,已经进入恶性循环,根深蒂固,病入膏肓。现在中学也搞排名,一附中校长为孩子减负,可是家长不愿意,升学率低一点就要挨骂,这边减负,那边增负,怎么行呢?

章老说,母爱本来是让人感到温暖幸福的,可是母亲一个个变成了虎豹妈妈。大家不认为不好,反而争相效仿,这是很可怕的。现在对孩子的做人要求少,只追求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问,哪有这样教育孩子的,这都不正常。

谈起中学时代对自己的影响,章老说,不要轻视中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整个人生的基础。“我的文化基础、历史知识、科学常识等,都是在中学积累的,对我后来的历史研究都有帮助。可以说,我的精神世界是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即精神的毛胚是在中学形成的”,章老说。

章老认为,中学阶段兴趣激发很重要,教会孩子做人,明辨是非,有正义感,这些对孩子的成长更重要,能够确保孩子任何时候都不会堕落。如果孩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不能明辨是非,没有一点意志力,学会是很容易的。中学阶段培养孩子的精神内核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内核好,将来发展一定会好。

章老告诫说,教育最怕求快,违背人的成长规律,教育要看远一点,不要只看眼前,只讲成绩,急于求成,终究会害了孩子。中学教育首先就是要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而不是考名牌大学,考重点大学。中学教育不能以考试成绩论英雄,要培养孩子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感,有了这个品质,无论孩子读什么样的大学都会成才。
最后,章老应记者要求为中学生写下寄语:“珍惜中学时代,不要虚度时光!好人章开沅丁酉春年方九一”

虽然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章老每天仍然很忙。除了接待来访的学者,读书治学仍是章老的生活常态。他说,目前手头正在给一部学术著作写序,这是一位年轻学者花费十年功夫完成的,水平很高,不要小看年轻人。从不完善到完善,都有一个成长过程。

章老说,自己虽是一个老人,但思想不保守,一直向年轻人学习,力争做到与时俱进。他现在思考的更多是整个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我不仅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章老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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