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少不了要在前面给读者作一番交代。
这里搜集的几篇短篇小说，跨的年代自一九四0年至一九八0年。一九四0年的《站年汉》是在延安写成，寄给胡风主编的《七月》月刊（重庆出版）发表的。全国解放后，胡风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那种生怕殃及池鱼的畏祸心理，使我不敢把这篇小说编入我的小说集中，我宁愿让它跟胡风一同埋葬。庆幸胡风同志如今已获得公正的平反，这篇东西才得以给大家见面。
一九五六年冬写成的《掩不住的光芒》，本来它是真实地纪录了一位转业军人的光辉事迹。他的光辉正是跟那位人事科长的官僚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即揭露了黑暗才显出正面人物的光明面。这原是一篇报告文学，发表时考虑到那位人事科长恐怕要记恨在心，故不得不把真事隐去，变成“假语村言].
《见大人》作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时加了一个副标题：《五分钟电影》。这个副标题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想提倡一下拍短篇的电影；另一个意思想说明我是按照电影剧本的规格写的，我对写电影剧本一窍不通，但我又想“实践]一下，就尝试着写个五分钟电影作为”开步走].这原是一篇很不起眼的小品文，当时却受到美国聂华苓女士的注意，将它译出，汇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百花文集》中。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引起了轩然大波的短篇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这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号《文艺月报》上。这是一篇并不出色的作品，伹这篇小说的发表，却遭到了家破人亡的厄运；这里面饱和着我的血和泪，饱含着酸辛和激愤。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跃进那个时代，而这篇小说从写成到被扼杀的过程。现在总算有机会把蕴藏在心中二十年的辛酸告诉读者，同时也可以告慰于因这篇小说而死去的李明同志了。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我真想把这本集子奉献给我的亲人——李明同志的在天之灵。
一九五七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也卷了进去，首先向我开火的是外号叫“上海一霸]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和他的两个大弟子张春桥、姚文元。我妻子李明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扩大化、残酷斗争的政治运动很不理解，她的思想感情始终站在我这一方面，这样她自己也在本单位里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残酷斗争。她是一个工业公司的经理兼党委书记，又是市委候补委员，被撒销了这一切公职还罢了，最后还来了一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对她下了最后通牒式的命令：
“要党籍还是要王若望，由你选择。”
李明哭着回答说：“我们有这么些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那个家伙悻悻地气愤地走了。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坍了，许多反常的行为出现了。（后来，总算没有开除党籍。）有时，她会突然抱住我号啕大哭；有时，嘴里骂着：“你为什么要反党？”并且用头撞我，打我，踢我，我那时非常驯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点违拗的意思也没有。我意识到，她把心里的怨恨朝我身上发泄，或许能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乐意干。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害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须管束自己，千万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去伺侯她，安慰她，报答她。
整个家庭，这几年中笼罩着阴沉的哀愁的气氛。去农村下放劳动，不把我当人看待的那种歧视和政治压力，并没有损伤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实说，这一切对我已经失去了威慑作用，因为我的神经变麻木了，我的感官变迟钝了。萦绕在我心头的唯一的悬念，便是我的神经不正常的李明同志。“她现在怎么样呢？她肯按时吃药吗？我不在她跟前，她会砸碎家里的什么东西吧？……一时脑筋想不通，她会从窗口跳下去吧？……”
当我一想到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场面，我身上直出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己地向朝西的大路上奔去。直奔得两腿酸麻，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停下来，我才悟到刚才那个悲剧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这是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悸动。我拍拍自己的前额，自问自答地说：“王若望啊，沉住气吧，首先不要让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为了李明，为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活下去，千万不能得精神病呀！”并且意识到我是在这里“监督劳动”，不辞而行又会招来新的折磨，于是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又慢慢走回来。
这样充满着忧患的日子，一直熬到一九六0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这时准许我回到上海作家协会来工作了。其实摘帽对我的待遇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党籍没恢复，工资也没恢复。不过在“右派”前面多加了“摘帽”两字罢了。但是我尽量利用这一优势，扬长避短，给我的李明同志描述我的政治地位如何改善，党组织如何重视我之类夸大其词的话，来治疗她心中的创伤，来恢复她的理智。果然，心病还得心药医，她相信了我描述的一切。李明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而且又能去参加工作了，分配在离家不远的医疗器械厂里。
经过这一场折腾，我们之间的爱情又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在业余时间里，我教会她下象棋，我跟她一起朗读《西厢记》，我还教她如何欣赏唐诗，蒸汽机车的马力也没能把我们俩拆开，我们反而凝结得更紧密，谁也离不开谁。过去，由于我们俩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一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消受陶醉在艺术里的天伦之乐。如今，我们俩无官一身轻，有足够的余暇把自己的宿舍经营成一个安乐窝，把外界的一切政治歧视，无谓的惩罚，卑劣的虐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一次我又惹得她哭了，那是我漫不经心地回忆起她在神经失常的时候打了我。她听了我的这段痛苦的回忆，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一定要看打在什么地方，并说：“我从来不曾打过你呀，打痛了吗？你能原谅我吗？”一面说着，就伏在我身上哭起来了。这时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觉着鼻子酸，眼睛湿润了，我真懊悔不该再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早有体会，不要朝后看这个提法是多么正确！
一九六二年从广州传来一股春风，周总理、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做了振奋人心的允许放宽文艺政策，提出了三不主义的报告。叶以群同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并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写。本来我对写作已经心灰意懒，我从事职工运动十多年，过去只是业余时间动动笔头，没料到跌筋斗就跌在写文章上头，把个党籍也丢失了。我发誓今后还是去工厂跟工人打交道，再也不干这危险的事业了。
可是，另一个私心杂念又占了上风，如果真能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文章，这就是给我的李明以莫大的慰藉，是弥合流过血的创伤的良药；而且，也好让关怀我的朋友知道，王若望又站起来了，在中国的风俗，作者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等于是一份广告，告诉人们，此人已经不是敌人了。正是在这一冲动的情况下，我写成了《一口大锅的历史》。我按照在大跃进中的切身感受，尽力用温和的晦涩的暗示批判大炼钢铁中砸掉农民的饭锅的做法，小说里并没有写大锅被砸碎，而且还给大锅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用心良苦，惟天可鉴。
李明同志看了我的草稿，也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问：“他们真能登你的小说吗？”
我说：“会登的。”
“把锅砸掉炼钢，这是神经病，比我的神经病还要神经病，亏你转弯抹角把它写成这个样子。”这就是李明同志对我这篇小说的评价。我将把它这句简单的评语看作是对作品的最高奖赏。
小说终于刊出来了。这一次在报刊上的重新露面，得意欢乐的心情远远超过我年轻时第一次投稿被报纸刊出的那份高兴，笼罩在家庭里的灰暗的悲愁的气氛一扫而空，几乎是迎接一个光荣的节日，懂事的孩子也一同祝贺爸爸的新生；欢笑和幸福又召回来了，它是被“一口大锅”召回来的。我自己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压抑在心中的重压似乎像烟云一般消散，我天真地孩子般哼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来。
这篇小说刊登后的两个多月，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等待李明回来一同吃晚饭，快到七点了，天已昏黑，她跌跌撞撞地打开屋子的门，一看到我，泪如泉涌，绝望地讲出两个字：“完了！”说完，便扑向沙发，整个身子瘫了下来，她像孩子一样哭起来，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一九五八年那么呆滞。我着急得不知怎么办好，接连轻声地问她：“什么事？又犯病了？送你去医院好吗？”
她把手从我的手中挣脱出来说：“不要，不要理我！”
我打发孩子扶着妈妈上了床，让她平躺在床上，大女儿习惯地想给妈妈倒水服药，妈妈又摆了摆手，说了一句“不要理我”然后她把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哭。
我还不知道，新的灾难又降临到我们的家，明朗的天没有维持多久，如今又是黑云密布，多灾多难的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多灾多难的王若望和李明呀！
原来，这一天下午在上海展览馆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市委书记“上海一霸”做的报告，是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子的精神，这个会李明同志参加了，她在会上听到了市委书记讲了下面这段话：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的，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还有一篇《小火表赞》①，登在《文汇报》上，是攻击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
这对于李明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就像是一把匕首猛地扎在她的心窝里。“上海一霸”是以整人为业、以整人起家的大红人。我的那篇小说写得那么含蓄，而且还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但在当时舆论一律、密不通风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的尖鼻子还是闻出了这篇小说里的气息，这简直是胆大包天，大逆不道，这是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威的挑战。“上海一霸”有两句名言：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目的地步！我的这篇小说刚好剠痛了他的神经，他抓到了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又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声讨。他在全市干部会上点着谁的名，就等于宣布了谁的死刑！
李明的耳朵里起了轰鸣，眼睛里千万颗金星飞迸，很快这千万颗金星又演化成了千万双眼睛，会场里所有的人似乎都认得她，都朝她看，认得王若望的爱人正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她感到一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她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会场。她精神上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受不了这个突然的打击，她像逃避从上游冲击过来的洪水似的，带着恐惧、疑惑和愤懑离开那个可诅咒的地方。
她走出了会场，步履艰难地扶着墙根，她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她走过马路，以为马路上的人都认得她；她失魂落魄地、竭力想躲开世上一切人的眼睛，正是这卑微的可怜的愿望支撑着她扶着墙找回家来。这时，她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她在哭声里发出断断续续的谵语：“老王，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准备着吧，这一次不会让你轻松……”
我的心碎了，我的血在心里往外流！我的最后一点温暖和爱被“一口锅”毁了，我看见了一个从苦难中挣扎着站起来的忠贞和坚强的女性，又被同一根无情棒猛地击倒在地。
我的本意原是想通过发表文章来愈合她的破碎的心。我万万没想到正是这篇文章的公诸于世最后炸毁了我的家庭，炸毁了李明的精神支柱，炸毁了刚刚升起的可怜的希望。
是我害的她呀，又是我引起的祸端呀！又是我顽固地表现我的“反党思想]才让”上海一霸“抓住了把柄呀！我虽然注意了写文章不要给旁人抓到把柄，但是虎视眈眈的人还是抓到了把柄呀！我懊恨我刚刚摘去了”右派“帽子，为什么不写一篇不授人以柄的四平八稳的文章呢？偏要去揭开这个用几层膏药覆盖的烂疮疤呢？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不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吗？
我本来可以扬长避短，我可以编造一些好形势来安抚李明，如今我一点本钱也没有了，是她亲自听到市委书记的公开点名，她知道的比我更详尽，那可怕的窒息的空气是她亲自感受到的。我想：那天报告会，她要缺席，由我去参加就好了。不过我真要在会场里，首当其冲的挨这一顿突如其来的冰雹，恐怕我也会受不了吧！可是让她来承受这个打击，未免太残酷了。我变得一无办法，我只能用一种绝望的懊丧情绪迎接这一场从天而降的灾祸，唯一使我安慰的是，她在哭泣声中说出的谵语，虽然孩子们听不懂，我是完全懂的，而且这些话不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话，她讲得多么深刻，她的理智还是清醒的，她仍然关切着我的命运！如今每想到她那一进门喊出的“完了”的声音，就像录音带一般经常在我耳朵里回放，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怒的声音，那是一种跟迫害狂者搏击的声音，那是迎接死亡的声音。
这次的精神分裂跟五八到五九年的发作大不一样，这一回的大发作，她会无故地笑，她睡眠很少，吃了安眠灵还是睡不着，当她莫名其妙地大笑时，她那形象更可怕，更令人难过。偶尔她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看到她给自己梳头了，并且背得出几首唐诗，我判定她又好了，这就像太阳光重新照进我们家的窗口，我狂喜，我含着热泪拥抱她，我带她去看电影，我给她唱喜欢听的歌和京戏，我又像回到初恋时那样的年轻、活泼，忘却了一切忧患和愁苦。
人长期生活在无望的黑暗里，即使有一刹那的欢乐和阳光，我们也就如大早之望云霓，尽情地去享受这种欢乐，并且在这一刹那欢乐里获得生的乐趣，获得更为尊贵的爱情。
在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她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关于那个可怕的“一口大锅”]她再也没提起，她小心谨慎地不去碰我敏感的伤痕。
她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
由于精神失常引起的几种并发症，她被弄得骨瘦如柴，在战争年代能够挑着箩筐跋山涉水的壮实身子，只活了四十五岁，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含寃离开了我们。
李明呀！永别了！为了我的摇笔杆，牺牲了你的性命，这是我百死莫赎的终天之恨。有一点我没能遵照你的遗嘱办，如今我又拿起了笔杆，我可以告慰于你的，在那可怕的岁月里加在我头上的一切污泥浊水都已经冲刷无遗，精神病大发作的疯狂已成了历史的过去，孩子们虽然受到了种种难堪的株连，但都健康地成长了。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给后代人创造一个理想的愉快的精神舒畅的境界和土壤，我又拿起了笔，或许这支笔还能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李明同志，是上海南洋烟厂的女工，七岁就进厂，十一岁时父母双亡，一个人养活弟妹和外婆共四人，十六岁参加革命，并参加了崔嵬、陈荒煤、姚时晓等同志组织的左翼戏剧运动，成了工人们喜爱的演员。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抛家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一九四0年和我结婚，一九四三年在陕甘宁第一届劳模大会上被推举为“劳动英雄”，在边区党代会上荣获“模范工作者”称号。日本投降后至山东任渤海区行署人事处副处长。济南解放后任济南铁路局人事处长。上海解放后任食品工会主席和机电局电机公司党委书记等职。
香港《文汇报》（一九八0年一月廿七日）曾刊出陈荒煤同志写的《忆老崔》的悼念文章，其中有一节回亿，正是描写李明（原名李杏菊）在年轻时参加工人话剧活动的历史材料：
一九三六年春节前，提兰桥的女工夜校也已经知道我写过点小说，就再三要求我给学生们写一个剧本，于是我写了《黎明》这个独幕剧——后来在《文学界》第二期发表，并且亲自担任了导演。可是，我到底对戏剧不熟练，总觉得排不出戏来，后来只得请人来帮忙。有一天晚上，老崔、徐韬几位同志来了，他们一边看排演，一边就自己参加进来，给演员作示范动作，连比带划，结果演员们也做了观众，和其它女工们一道欣赏了这一场没有化妆的表演。我记得阿韬表演了老太婆那个角色，他那蹒跚的步伐、颤抖的声调，引起了女工们的欢笑。而老崔一个人表演了几个角色：忽而是福生！那个失业的杀人的工人，忽而又是女工莲香！他可怜的妻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崔作为一个演员的才能。他使你忘了他是那么一个大个子男子，却使你感受到莲香那个角色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心情都很真实。原来扮演莲香的演员叫李杏菊，是一个十多岁的宁波小姑娘，是英美香烟厂的卷烟工人。她一直紧紧盯着老崔看。后来我发觉她偎着我的身子颤抖起来，回过头来看时，她苍白的脸上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里都已经蕴藏着晶莹的泪珠了。后来这个戏在夜校演出了，就在教室的一角，拉上一根绳子，挂上两张破旧的床单作为幕布。老崔算是这个戏的总导演、舞台监督、化妆师、布景师、后台效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这是在春节期间，青年女工们都穿着节日里的花棉袄来看戏。主角李杏菊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花小袄来到学校里，脸上因兴奋而泛起两朵红晕，一双大眼睛显得更加明亮起来。可是演完了戏，她坐在墙角捂着睑，半天也抬不起头来，她哭得很厉害。我看戏时已经忘记她只是一个原来很天真活泼的十几岁的女孩子了。她简直是一个脸色苍白显得十分憔悴而悲苦的莲香，眼里经常盈满泪水，闪烁着悲凄的光波。当她向被捕的丈夫宣布孩子死了倒在台上时，她放声痛哭了，观众们也都哭了。当我紧紧握着老崔的手表示感谢和祝贺时，我一边抹着眼泪，也看到老崔的脸上挂了泪珠。这算是我和老崔的第一次艺术创作的合作吧。这次演出的成功，我认为并不是剧本写得好，主要是这位青年女工在演出中把自己生活中的感受化为真挚的情感融合与人物之中，才这样强烈地打动人心。自然，也由于老崔导演的激情，赋予这个角色以真实可信的生命。
非常感谢陈荒煤同志，他为李明同志描绘了她做童工时参加戏剧活动的一幅肖像画。时隔四十五年了，他还记得那么清晰，这对我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因此我转录一段在此，私意也是给我的李明举行十六周年祭增加一份不寻常的奠礼。
自一九六二年因《一口大锅的历史》赢了个“屡教不改”的名誉，十七年中再也没有发表一个字。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去株洲跟一位等待了我整整十年的爱人会师，我在难得的安定的新居里花了一个月时间写成了《饥饿三部曲》，发表在一九八0年的《收获》上。发表后不久，北方一个刊物有一篇评论文章，其中只给了这个中篇小说一句评语：“有的小说描写吃虫子，吃癫虾蟆，不能不指出这是自然主义的倾向。”如果仅仅指出吃虫子之类便是自然主义，这就把自然主义理解得未免太简单了。比如鲁迅的《药》里吃人血馒头，《阿Q正传》里写阿Q跟小D此赛咬虱子，算不算自然主义呢？一九八0年三月一日的《羊城晚报》上，有一篇“食物奇谈”，其中就讲到美国人爱好吃蚯蚓，法国人吃蜗牛，广东人吃蛇和龙虱等等。当然，对某种食物的爱好跟饿极了吃昆虫是两回事。
一九八0年写成《伤心沟代序》，写的原是上海郊县在一九七七至七八两年中开挖直线河道的事情，这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的一场瞎指挥战役。仅以开挖大治河就毁坏农田八千多亩，这些土地如按每亩产粮一千六百斤计算。每年损失就达一千二百多万斤。消耗的物资，仅市拨的部分：钢材一万八千多吨，水泥十三万多吨，木材二万三千多立方米，拆掉民房数惊人，鲁汇镇竟被拆迁重建（据《上海农业经济》试刊第二号）
当时郊县农民写了许多反对挖河的信给报社，但报社一篇也不能刊出，理由是刊出不同意见会影响挖河农民的士气，当局还是盲目蛮干到底。这些口口声声要虚心听取群众呼声的指挥官们，碰到这种节骨眼的重大措施上，就偏偏不听群众的意见了，结果就在肥沃的江南的寸金地上，留下了这篇小说里所写的若干条长约几十里的伤心沟。农民挖苦说：挖这条河只能养金鱼，不过在暴雨成灾的年头，它还有排除水灾的功能。如果这一优点不在这儿提上一句，那些指挥官又要说我“片面性”了。
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有两个县里的读者来信询问我，问我写的“伤心沟”是不是写的他们县里的x x河。这说明挖伤心沟的蠢事非止一地一区有，而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时候，恰逢《人民日报》发表揭露山西昔阳县西水东调造成劳民伤财的严重损失的报导。我对这篇〈代序〉中的人物，深感刻划得不够深（这是由于我对今日的农村生活不够了解所致）。作为一个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碰上这样的“阴暗面”难道能够保持心境平静，漠然置之吗？不过，读者看了这篇《代序》，也可看出作者的为贤者讳的一片苦心，如把发起挖沟的年月，移至“四人帮”帮统治的时期，这就是竭力想维护现今的党的威望。最近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讲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两年里，党中央在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下，仍然执行了求成过急和其它一些左倾的政策。在“四人帮”粉碎后的江南地区到处开挖伤心沟这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这里说明了我的“写真实”还是有很大的保留的，而作家在笔头上的这种保留，看来无助于革命事业和文艺的兴旺发达呢！不过由此反证了一个作家在作品里真正忠于生活是极重要的品质，而作者和报刊编辑真要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又谈何容易！
拉扯得未免太远了，就此带住吧。
王若望 一九八一年八月
①《小火表赞》乃是一篇五百多字的杂文，大意为：居民用小火表省电，许多人家合用一个火表就费电，由此悟出光强调集体，不照顾个人利益和个性是不行的。中心思想即反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该文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文汇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