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以文祭友悼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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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悲痛悼念曹思源先生。在我刚看到曹先生对拙文《协商民主只能在民主转型而后谈》的批语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曹思源”三个字,其它,空空如也。这,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只能说明我高度的孤陋寡闻,竟然使我到了有眼不识泰山的程度。

我从曹先生逝世的消息中才得知,先生乃著名经济学家、宪政研究学者、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的创办人,曾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人送雅号”曹破产”,从破产、兼并到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一路研究下去,也因此又被人送了‘曹兼并’、‘曹旁听’、‘曹私有’ 、‘曹修宪’、 ‘曹议会’,等等等等,一顶又一顶的桂冠。

截至2000年底,曹先生已出书14部,发表论文600多篇,共420余万字,其主要著作有<人间正道私有化>及<破产风云>等;演讲494多场,直接听众7万余人次,包括广播电视听众共约23亿人次。

1988年底至1989年初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考察美国的破产制度、议会制度和联邦制度。1997年及1999年,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乔治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德国鲁尔大学等处讲学。

一家文摘报1999年 8月 2日,用半个版的版面阐述曹思源是“国策专家”,是当今中国改革“三大智囊”之一,是驶出水面、受社会关注的“理论旗舰”。

这位著名学者因癌症于11月28日逝世,享年68岁。遗体告别仪式,星期二上午8点30分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东礼堂举行。在灵堂内,曹思源的遗照上方,横幅写着“平安送别亲人曹思源”,遗体覆盖着带十字架的白布,棺木两侧摆放了白色花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敬献的花圈上书“精神不死,风范永存”,鲍彤献的花圈写着:“思源千古”,另有其生前友人敬献的各种挽联。悼词上的评价是,在曹思源的全部学问中,宪政就占了很多比重,从1998年出版的中国宪政,到2013年出版的亚洲宪政启示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权权赤子之心,应荐可见。可惜的是他与夫人合作的中国宪法修改大纲,无奈天不假年,书未尽而人已没。悼词中还称他,曹思源这位生于南国景德镇的读书人,堪比万里之外的胡杨,尤其是在当下的士林中,他的不拘一格,独立特行的人生轨迹,更显得突傲。
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拙文是我寄给杨逢时先生进行思想交流的。曹先生对拙文的批语,基本精神是反专政、学民主:

谢谢杨逢时先生转来了魏先生的大作,一口气看完,非常感动,真情真言就是令人感动,我们不能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

最近还看见一些吹捧毛氏“大民主”的文章,并要求“发扬光大”;好像只有毛氏的所谓“大民主”才是真民主,其他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需要加以批判; 什么时候才能使得大众认清“御用民主”的危害,在此就更加显得魏先生的文章之可贵。民主也是需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曹思源敬上(2014-07-06 11:32 GMT+08:00 EMW :)

这是一位小我十几岁的年轻学者,对夕阳下奋耕老牛的鞭策。我领教后受宠若惊,自当感激知遇之恩和激励自己“不用着鞭自奋”;并把曹先生的鼓励、视作他对民主的崇尚和鼓吹,也是他本人、自己特别虚心和对别人特别厚道的成于中而形于外的自然流露。可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曹先生与我们永别矣;再也不能领受他的教益了。我与曹先生生前没有一面之交,只有一文之交。现在,此文已成为我与曹先生——阴间与阳间沟通的隧道。呜呼哀哉!尚飨。最后,让我将被先生夸赞的拙文,展现于后,一方面作为我们友谊长存的纪念碑,让我铭之肺腑、永久地怀念曹先生;另一方面,用它来宣扬曹先生反专政、学民主的思想。曹先生反专政是不遗余力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曾是体制内的人,竟能旗帜鲜明、明确无误、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以同样的态度倡导学民主,他是这样说的:“民主也是需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有鉴于读过 “这篇文章” 的人毕竟有限,故而,有必要将它转录于后,以供想读“这篇文章”的读者能够读到,同时,转录,也更而使我的 “以文祭友”的“文”落到实处,不是徒托空言,而是成为言之有物、落地有声。所以我认为,“貂尾”之于“貂”是完然整体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迥异于“画蛇”还再添加上多余的“足”。

( 附 )

协商民主只能在民主转型而后谈

论述某项理论,或是实施某项工程,首先要考虑应具备的最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 “大前提”。具备了大前提,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呢,那样,事情则断无成功的可能性。话再说回来,即便有可能性也不见得能成功;无可能性,则把话就说绝了;你懂得的,即便你有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使尽全身解数,也绝对不会成功,也绝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干脆地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同理可证,要谈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施,从正面说,首先必须具备民主这个大前提;从反面说,首先就须绝然地把这个大前提的对立面消除掉,即废除极权专制制度。综合起来说就是,协商民主,只能在实现了民主转型而后谈。在这个极端绝对的场合下,毛泽东说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正着的。为什么不说是“正确”的呢?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完全正确,而在本场合下,他则是歪打正着。在他说得“正着”这一点上,你就不能反对他,否则,当还没有对极权专制制度进行破、塞、止的时候,你却一味盲目地鼓吹协商民主,要它急匆匆立、流、行起来;这就无异于是在说废话!甚至比说废话还更可恶,还更具危害性。因为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而与虎谋皮,则有让虎果腹之虞。

“协商”作为政治学的概念,在中国,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我认为是发源于1945—46年期间的蒋中正与毛泽东举行的重庆和谈,以及随后导致的国、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等,举行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协商失败了,但从概念上讲,那次,也只有那唯一的一次的历史机遇所提供的协商会议,才是最符合明确无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真精神。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那次会议秉持了民主这个大前提。协商各方都是具有平等、自由、人权的主体,而这些,就是民主这个大前提中必备之义。

后来的冠之以“新”或“人民”字样为前缀的,今天大陆实行了六十多年的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则因其不具备民主这个大前提,而被世人正当地、实事求是地把协商对象讥讽为“花瓶”。你说他不民主吗?他却振振有词:“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这是见之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二章中的列宁的一句名言。不过,这又让人莫明其糊涂了:比民主还民主百万倍是个什么概念?在民主中,选票是能够以量计的:如果前者每个选民有一票之权;是否在后者中,每个选民就会至少有一百万张选票呢?就此一对比而论,如果把前者比作正常细胞,后者就是癌细胞,即恶性肿瘤了。作这样比喻,正好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形象化地揭示出民主与专制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质性。毛泽东没有具体数量化,但他把民主分为大民主、小民主和小小民主,以及分为新民主和旧民主;但他却讳言真民主和假民主。

斩钉截铁、一锤定音、干净利落、简单明了:民主就是民主!如果你再画蛇添足,例如增加倍数或附加说辞,那就除了只能表明你居心叵测外,别的任何作用都不起。现行的符合党性的说辞是毛加了“新”字的民主,即新民主或新民主主义。推论是:新民主主义就是人民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要问:谁是人民或无产阶级?答曰:共产党。——“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民主机制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首先强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大限度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广泛充分地进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注1)如果再打破砂锅问到底:既然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最大利益,那么,“人民民主”和“党主”就可以一而二、二而一,等量齐观了;这样推演,那就一有“党主”而已矣,何必再曰:“民主”?

很显然的,也是尽人皆知的,这纯属中共在自吹自擂,自捏佛、自烧香。但是,你如揭破皇帝没穿衣裳,质问他是谁加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及他“最大限度地代表了谁的利益”?这就成了不怀好意的、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不属于协商的范畴。只有留待凡参与协商者都能成为具有平等、自由、人权的主体时,也即民主转型后,才能做到揭示真相者也无罪。否则,凡在今天冒犯“当今”、揭示真相的,就都是犯了造谣罪(实际是实话罪)。现就着所坚持的前提条件不同,让我来对“新”、“旧”政治协商会议寓褒贬,别善恶、真假、是非、成败:

一、平等

“旧”政协的主体平起平坐,在地位上、在职能上、在各项权利义务上一律自由平等,一视同仁,有话直说,畅所欲言。是反对、是怀疑、是同意,甚至是参与或是退出;悉听尊便。“参加不参加,也许不是由着我的;但我想退出,难道也没有自由了吗?”看下去你就会明白的。后果的严重性远非你能想象得到的。“新”政协则是:“中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它是中国特色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中国的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我国政策框架的一个前提。”(注2)

协商,如果不是在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进行,那还叫什么协商?所以要把“自由平等”列为前提条件是绝对必要、不可或缺的。“新”的协商也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整个政治框架的前提性条件”。把“在谁谁领导之下”列为协商的前提条件,这,在地位上就不平等了。领导是教人服从的对象。服从领导是属常规、常态;不服从甚至反抗领导是反常、是恶行、是大逆不道、是罪行。不管领导人在主观上是否自高自大、高高在上,在客观上就自然而必然地形成一种不对等的所谓“协商”:一个居高临下;一个俯首听命。如果认为这仅是逻辑推理、无的放矢的话,就让我再提供事例来实证一下:“目前的执政党和政府掌握着充分的权力资源、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占有明显优势,因而一些协商民主意识淡漠的党政领导在内心和行动上有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势,不屑于协商;或者主导协商的过程和结果,导致协商形式化、作秀化。”[下划线是引者所加。下同,不另说明。 ](注3)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四个坚持”的核心。“四个坚持”是极权专制的现代化表达。极权专制怎能容得协商呢?因为,协商的精髓是异中求同。而共产党则上前就容不得“异”;“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全民的行动守则。上海市闸北区政协主席陈永弟有一篇研究协商民主的论文,其中的心得体会之一是:“把握和处理好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中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尤其要注重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平等协商。二是坚持交流交锋,就是要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三是坚持公开透明。”(注4:)。陈永弟提到的“三个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全然落空;何故?这是因为只要前面提到的“四个坚持”,首先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得到落实,后面的陈氏“三个坚持”就会不期然而然、自然而必然地要落空。要是在1957年,还要划右派。

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中央主席毛泽东连对他的接班人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异”都容不得;两个主席都不能进行协商。而你却还要相信,并且大吹大擂这个“协商民主”如何、如何地是具有中国特色民主的优势之本质表现。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是不是太有点儿鬼迷心窍,岂有此理了?根据周恩来在文革中揭发,两个主席在历史上曾有这么个“异”的过节:“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其实是不敢。是斯大林逼人太甚,毛才怀着一肚子怨气壮着胆去的——紫丹注,下同 ] 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难道说,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数以百计的将军们和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们都是假死的?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也假],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我们的这种无耻谰言],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说穿了”什么呢?是揭穿了毛的(而不是蒋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之所以在这时和谈尚未开始,就提前这般诬称蒋,居心是,想在毛假和谈一闭幕、真内战一开打,就大事宣传预先设计好的嫁祸于蒋的这番说词。] 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两面三刀,阴险毒辣,阴谋诡计使不完!难道你还会相信他签字过的协议就会算数吗?就不是在未签字前就居心要破坏、撕毁的吗?]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注5)
下面我们再来看: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当面喊哥哥,背后动家伙,或曰:口蜜腹剑。此之谓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注6)

一些御用学者们众口一词,大骂蒋介石破坏和谈、撕毁协议、发动内战,殊不知毛泽东自始至终、睡思梦想的都是如何破坏和谈、撕毁协议、发动内战。这一点,除如上已有所点明外;下面我再举一典型实例,对真情实况予以证明,对弥天大谎予以证伪:“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两年多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直刺斯大林。毛泽东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三次讲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难抑胸中的怨愤,说:“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再次提到:苏联根本不让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当时斯大林给中国革命设置了障碍,并宣布不得发动内战,我们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听从,革命胜利了。”[我画线的两处,是为了凸显“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明眼人一望而知:这里面的全部文章就包含在发动一词的主语和宾语里。就尊重史实而言,应该说明的是两点:一、内战是毛发动的;二、“胜利了”的也是毛。但,应不应和能不能因此就以一胜遮百丑、以成败论功罪呢?显然不能。](注7)

在这个课题下澄清这段史实,是为了说明:以极权专制为其灵魂或制度者,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到“协商民主”的踪影。凡极权者都是唯权是图,独吞权力而不与别人分享的。并且迷信战争解决问题,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谈只是备战的图谋,图尽战争现。你要协商吗?好!我叫机关枪、大炮、坦克跟你协商——于是1946年的国共内战打响了;1966年的文革——包括文斗和武斗在内的全面内战打响了;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被血洗了。天安门双方: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却在冒充外国侵略者在屠杀中国人;是“人民”,却被诬蔑成反革命暴徒被消灭;是“解放军”,却像是皇“军”大大地、在对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解放”。

如果说,专制政权捏造个“群众闹事”的罪名就能“理直气壮”地进行镇压,那么,以和平、理性、绝对非暴力方式争取民主,甚至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先生,按说该是协商民主打着灯笼难寻的平等协商的理想对象了吧!我已说过,这是没有可能性的事情。残酷无情的现实是专制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刘先生给送到一个最无协商余地的处所——监狱去了,并且连他的亲属也遭到惨无人道的株连。如果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张着血口狞笑道:刘先生休矣!你打根儿就不应该对我们抱有民主幻想。我们除了为了骗人,用民主虚晃一枪外,什么时候当真过?作为一个聪明、智慧、博学的文人学士,你就没有想一想:难道我们在维稳上花的巨额费用超过了国防费用,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异议反动分子”[和谐社会的新名词]创造稳稳当当地享受协商民主的条件吗?

二、自由

自由是人生价值的核心目标。不自由毋宁死。动物不存在这个问题,笼子里的虎、豹、豺狼、狮子,虽属猛兽,但也只能对着“笼子”兴叹;兴叹也决不会浩叹:“生不如死”。作为社会体的人类与作为生物体的动物,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改造环境以求自由,自由是社会目标;后者则是通过适应环境以求生存,生存是生物本能。如若混同目标与本能,则人类就无异于禽兽了。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说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目标,是孙先生自己、并且还要要求接班人也要继续坚持的。坚持打倒兽性的专制制度、建立和健全合乎人性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应乎人群之需要。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便是内心极端专制的政治家,也要骗人地宣称“咸与共和”。毛泽东就也说过:“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注8)然而,他终生干的却不是维护,而是剥夺人民的这几项最重要的自由。

1、言论(包括出版、集会、思想、信仰等项)是协商的工具。言论不自由,你用什么协商?

一言堂,没有言论自由,是专制制度蛮横霸道的表现之一:只有我说的、没有你辩的。要说不许辩论,也貌似武断了点。君果不闻如雷贯耳、辩论声隆隆乎?问题是,概念一到专制者手中就变质了。我是1957年打成的右派,对挨辩论有深切的体会。“辩论”而能“挨”者,就说明与“自由辩论”、“平等辩论”、“民主辩论”、“心平气和的辩论”、“友好的辩论”等大异其趣了!虽然他们声称: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但让我领受的却是,摆脱实事、讲倒理。理都倒着讲、歪着讲、唯独不正着讲。“挨辩论”是一种斗争手段,目的是要把你斗倒、斗透、斗臭!从文字上、望文生义、文绉绉地讲,类似“声讨”;声讨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而“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却是文、武带打:文者,臭骂也;武者,揪头发、打皮带、罚站、罚跪、罚爬、、、、、、之谓也。

没有言论自由是专制制度的普世价值,若再加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就又是更上一层楼: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不言论的自由。我认识一位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划他右派是因为他“内心歹毒、本质反动”。此其一;其二:政治运动中,不批判运动对象;墙倒众人推,你不推就是立场不稳,划不清界限;沉默意味着支持;但到神化领袖时,你沉默就又意味着反对了。其三,当大跃进时,都说亩产万斤粮,你有不说真话的自由,岂但自由?甚而至于说假话者重奖!但却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不说假话者有罪,就要拔你的白旗;轻者削官,重者入狱,不轻不重、戴一顶“右倾”帽子。

还有一项自由是“网络自由”。这是105岁的周有光老先生把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项自由”添加为“五项自由”。(注9)专制制度的条件反射是,见自由就剥夺。最近,从2013年8月以来,中共发起了一场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的严打行动,数千人士被捕。这倒是不能直接归罪于毛泽东,因他在世时尚不知网络为何物。他只知道逮捕和枪毙偷听敌台者。继承他思想衣钵的胡锦涛、习近平,则把剥夺言论自由的魔掌伸进网络领域,对网民严加监督、限制、惩办,算是与时俱进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因而历史将宣判他们应承担这一罪责。

包括在最重要的自由中的,还有信仰自由。这项自由不仅在镇反、反右、文革等运动中遭到惨无人道的蹂躏、摧残,就算在人权状况被声称为最好时期的今天,也难逃恶运;恶名卓著的“南乐教案”(注10),可做恶迹昭彰的明证。

和“协商民主”比翼高飞的,还有“网络民主”。二者都是甚嚣尘上而盛行于狱中;相映成趣而又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协商也好,网络也好,都没有为民主加彩,反而成为对民主的丑化和热讽冷嘲。说来也是,难道在专制制度下你还幻想民主会有更幸运、更体面的下场吗?

2、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是协商的内容。在内容上尽设禁区,不许逾雷池一步,你还能协商什么?

现实的所谓尽设禁区,最集中和最典型的表现是:“五不搞”和“七不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吴邦国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注11)

政治协商的中心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政权问题,是政权的体制和形式问题。可你一锤定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你如此横行霸道,竟以朕即国家的态势指令道:“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试想,如果不是“多元化”而是“一元化”,那么,协商者就只能是应声虫:党说“方”,我说“不圆”;党说“公鸡能下蛋”,我说“亲眼见”。这可是大大地奚落了协商民主的吹鼓手。如果经过协商而后议决出这些“不搞”,倒还堪称“协商民主”;但,这等于把厌氧菌放进氧气瓶中,会要专制这个细菌的命的。再回过头来,仔细观察共产党搞的这个“五不搞”,就会发现它从形式到内容、从性质到功能,都是达到了专制透顶的程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注12)

闲话少说,干脆用封条把人们的嘴封起来,除了吃饭的时候由宣传部指派大员临时揭开外,其余时间一律紧封。这也就随之彻底解决了“祸从口出”的问题,但是,扶得东来又西倒,不期又派生出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宣传部就会大幅度扩编,形成机构臃肿;一是中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封人之口、钳制舆论、“舆论一律”的臭名、恶名、骂名。好在,中共不在乎这些。他处事的原则一向是,能够既做婊子又树牌坊更好;二者不可得兼,则宁可做婊子。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嘛!

“五不搞”和“七不讲”——在直言不讳、鼓着腮帮子说实话这一点上,是勇气十足的。这简直与毛泽东的如下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堪与之媲美:

“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注13)

人皆曰:毛泽东、共产党没有一句真话;我独曰:不尽然。上述言论不就是赤裸裸的真话吗?他本是真话的天敌,但真话与他有利时,难免会得了便宜再卖几句乖。你反驳道:历史的巨轮已转到了今天,共产党还能公然说出“五不搞”和“七不讲”这类在政治上如此落后、腐朽、反动、专制的言论而脸不发红、心不跳,这和毛泽东因陶醉于自己的独裁地位而自鸣得意、得意忘形一样;都不啻是自拉自唱了一支专制独裁的凯歌。如果有人问我:这是否也和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一样,反映了他们太过恬然而不知耻,甚至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呢?要我回答,我没了词,只好以无声胜有声。不过,转而思之,如上所举事实倒也的确使如下结论得到了无可反驳的实证,这就是,在专制的狞笑声下,毕露了自己的原型,使得所有把协商民主鼓吹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说法都已经统统不攻自破,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哗众取宠了。通过这些简单的事实,显明的道理,正确的结论就该是:仍在当今中国大陆甚嚣尘上的协商民主论,确实是到了可以休矣的时候了。

三,人权

所谓“人权”,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说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称作“人”。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实践只是感性的途径或方式、方法,实践并不就是必然地正确无误,它本身还有个对错的问题,仍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检验。所以它并没有资格冒充“标准”。那么,到底应该什么是标准呢?具体说,毛泽东对文艺实践规定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对于鉴别香花、毒草规定了“六条标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们这样做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在“实践”之外另取标准。道理很浅显:就好像小学生做数学作业,“做”相当于实践,作为实践结果的“答数”的正误,要与标准答案相对正。或问曰:“标准答案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又回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来了吗?”余应之曰“否”,起码不“唯一”。实践是经验,按康德的认识论,认识来源于经验和先验的合二而一(我在另文会做详细展开)。另外,即便单以实践而论,牵着实践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实践的形成性要素,无目的则无实践。毛泽东也是如此说的,也是把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当做实践标准的。不过他的论证过程却是逻辑混乱的。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其次是,坏人得逞,比如反右派运动大获全胜,毛泽东大树淫威,这样他就达到了目的;难道这也能说是符合真理标准吗?这就说明还必须有个价值标准。所以,在社会科学里,应该确立:“人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是非、善恶、美丑、高低、利害,人权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爱等,都是从人权出发、通过人权、为了人权的;极权摧残人权,是人权的死敌。而在自然科学里,研究如何利用和发挥大自然养育人类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灾害的副作用,这就是正确的“人类中心论”的意思。而其驳论就是指责:不能与万物和谐共处,破坏环境、生态等等,这只是能驳倒错误的“人类中心论”,为正确的“人类中心论”扫清道路。所以,说到底,人类的一切认识和实践的活动,都是为了更好、更正确地维护人权。

维护人权,增进人权,这就是各式各样、只要堪称为“民主”(包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唯一目标和标准。用这一目标和标准,就可以检验出真、假民主及其死敌专制独裁,对这样三种货色加以澄清。其他任何另立的标准,其结果只起到混淆是非的作用,都如同是毛泽东把“阴谋”说成“阳谋”那样,是要把“专制独裁”说成是附加前缀的“民主”。

“为了规范协商民主,毛泽东提出了政协发表批评意见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注14)

连同上述吴邦国的“五不搞”;习近平的“七不讲”;再算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邓小平的“四个凡是”则更直接是来自反右运动中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最近的习近平讲话:“马克思的经典是唯一标准,是我们共产党的圣经。”这些黄貉、白貉、大貉、小貉,本质上都是一丘之貉的光怪陆离、纷然杂陈的众多标准,若剥去画皮,则统统都是流着剧毒毒汁的“专制”毒草。

我把专制称为“毒草”,是拾毛泽东的牙慧,反其道而用之。

“回顾党执政以来的历史,在任何一个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走出困境、走出危机,用的最多的制度资源就是这个资源,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来化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同注14)

好一个“化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矛盾”!

1956——1957年,在共产党看来是多事之秋: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工商界资本家进行了实质上的掠夺,幷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之后,国内形势反而更形紧张,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人民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日渐增多和激烈。这是国内情况。

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20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 』,……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 』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注15)

1956——57年是“一个历史关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走出困境、走出危机,用的、、、、、、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来化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矛盾”的?应该说,这一次毛泽东对协商民主作了淋漓尽致、炉火纯青的表演。我听到的是毛当时讲话的传达稿。有幸听到讲话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注16)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处理群众闹事的“四条办法”。毛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传达稿)

这迥异于一个月前、毛给省市自治区书记的讲话:“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而是说“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也没说阶级仇恨和大学生多是地富资产阶级子弟;还没说让他们放臭屁,后发制人……而是说 “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若与事后的说法和做法相比,就更显出其虚伪与残酷。事后说: “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 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 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注17)

事情又是这样做的: 真正在反右前后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即 “汉阳中学事件”中枪毙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谬之极矣。然而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许多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但三个死者是无法复活的。难道这就是毛所说的处理学生闹事的 “四条办法”吗?即小见大, 毛按其需要虚构出的 “汉阳县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个反右运动的一只麻雀。

毛随后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道:“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 ‘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注18)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愿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 ‘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只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 ‘放’,竟是‘放屁’的意思:“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注19)

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有70余人次发言。从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有108人次发言。从5月4日至2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9个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报纸对发言作了报道。同时,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卫生界也先后召开座谈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言向党提意见。

经过毛泽东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动鸣放,于第二天,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幷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文件中说的“自由退出”,形同废话。你用协商民主的方式,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助你整风,自然是参加和退出都是自由的;这还用说吗?另外,毛不厌其烦地呐喊,恨不得喊破嗓子:“言者无罪”。这也形同废话。帮你整风提个意见,你爱听不听,爱改不改,我即便无功,总不会有罪呀!我说“形同废话”,它的潜台词是“实非废话”,而是比废话严重、恶劣、残酷千百倍。“自由退出”,后来由国务院改而宣布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效忠人民民主制度,一律参加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

“言者无罪”的落实,据解密材料发布:“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这些个人,有的枪毙、有的判刑、多数是劳动教养,较轻的是开除、撤职,最幸运的是只戴右派帽子、免予其他处分。这些个人都遭受了严重摧残,被搞得家破人亡,妻子离散。而对于组织,毛于那篇背信弃义、声名狼藉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注20)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因为,“人民 ”并非别的什么玩艺儿,就是、也只是“毛自己 ”。而于最后,可能是“人民 ”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着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屁逐臭,彻底走狗化,完全名存实亡了,才暂且恩准它作为花瓶,“长期共存 ”,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经过这样大批量的杀鸡儆猴之后,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等类事件,便给釜底抽薪、滚水止沸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便“走出困境、走出危机,用的、、、、、、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来化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矛盾”的。
“毛泽东无论是对协商民主政治逻辑的探索,还是对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推进,都具有历史丰碑性的时代意义。”(同注14)

好一个“都具有历史丰碑性的时代意义”!
在历史的不是丰碑上、而是耻辱柱上,铭记着:正是毛泽东破坏了第一次各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协商会议,把中国人民拖入内战的血海中。后来的所谓“新政治协商会议”,人们还把它当成协商会议,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其实已经根本不是那回事了。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出自《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是一种绿色小虫,蜾蠃是一种寄生蜂。蜾蠃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我这里引用此一典故,唯一要旨是为了揭示真相,排除中共制造的误解。我们希望,都能认识到无论中国的新、旧政协,还是新政协与西方协商民主相对照,都俨然是两种货色,就像螟蛉与蜾蠃是两种昆虫不能混淆一样。前者已经被后者吃掉而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协商,正如螟蛉被蜾蠃吃掉了那样,在今天的大陆已经不复存在、一去而不复返了。

在历史的不是丰碑、而是耻辱柱上,铭记着:正是文革时的毛泽东唆使红卫兵用《语录》打刘少奇的头脸,对刘的病不与医务人员协商治疗方案,反而把他残酷折磨致死;对周恩来的病,也不与医务人员协商,而专断独行地不准动手术,像唆使红卫兵迫害刘一样,唆使癌细胞杀死了周。毛对大多数革命同志,包括他身边亲密战友,都不是用协商民主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一以贯之地采取肉体消灭,“把杀人当儿戏”(注21)。例如对王明下毒,只是没有得逞;对“肃AB团”得逞了,一下杀了七万多!据中共自己的党史记载:共产党自己杀死的共产党,比敌人杀死的都多得多;其悲惨之状,使写回忆录的那些老革命,至今心存余悸、不寒而栗。

这就是“毛泽东无论是对协商民主政治逻辑的探索,还是对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推进,都具有历史丰碑性的时代意义。”深得毛泽东真传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杀了1/4以上的国人和北朝鲜金家王朝甚至恩将仇报把亲中派也给斩尽杀绝;这要算是具有世界共运历史丰碑性的时代意义了。

“毛泽东在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开创政治协商制度使得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走在世界前列。”(同注14)

好一个“巨大贡献”和“走在世界前列”!

首先,怎么能说是“他所开创政治协商制度”的呢?如果说是蒋中正先生“所开创政治协商制度”,倒还更接近历史事实。毛开创了什么呢?只能说,他开创了政治协商制度的“螟蛉义子”时代。把“政治协商制度”彻底花瓶化,他是始作俑者。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走在世界前列”的是什么?

本来,你指望着他这个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大独裁者,能对协商民主作出哪怕是些微的贡献,都是最残酷无情的黑色幽默;那他又如何能做出“巨大贡献”和“走在世界前列”呢?——此乃今古奇观上的大哉问也!

原原本本发出这个问题,不使这个问题成为伪问题,就应该作如是问:在什么情况下,说“毛泽东在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使得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走在世界前列”;这话就能够成立呢?

这使我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问数学大师华罗庚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2乘2等于5”?华罗庚想了想,说道: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2乘2等于5”。你说呢?侯宝林答道:在算错了情况下就可能出现“2乘2等于5”。

好了,让我也来个东施效颦:在“实话实说: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就等于极权专制”时,说“毛泽东在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使得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走在世界前列”;这话就是千真万确的,一点儿没错。

让我对“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就等于极权专制”这一命题,略加展开如下:
1、协商的主体:由一个主体做领导,来审定其他的参与协商的主体资格,甚至决定其命运。叫谁参加、不叫谁参加,参加后准许、不准许退出,你的协商言论合、不合我的胃口,判定言论是或非、罪或非罪、甚至该当何罪;毛在毛说了算,邓在邓说了算,现在是习近平说了算……

2、协商的内容:由一个领导主体划定界限,规定标准、设定禁区。其他小喽罗主体,竭诚表态,唯恐失宠;万一越过雷池一步者,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坐号子,后果不堪设想。

3、协商的平台:由一个领导主体垄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都是党的喉舌。集会、结社(独立组党、工会、农会、商会)、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以至剥夺到零权利。媒体设限、网路封锁、处处是机密、党政黑箱作业,在两眼一摸黑的情况下,何去何从?只能盲从;如何能协商呢?
4、那么,什么是协商呢?协商就是统战:能统就统、不能统就战。协商就是说服:经过说服,我说你服;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抓不服就杀。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绞杀机。专政和协商,只有你死才有我活,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附注
注1:《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红旗文稿 期号: 2011/08 作者: 龚群
注2:俞可平:《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2013年11月27日08:35 来源:光明日报
注3:《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做到“四个把握”》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3-05-29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田晓玉。作者系大连市委党校统战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注4:《把握好协商民主中的五对重要关系》,2014年01月17日 07:35来源:文汇报作者陈永弟,为上海市闸北区政协主席
注5:本文转载自潇洒如风《【潇洒毛泽东-51】周恩来谈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是周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问题、、、、、、
注6: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注7:《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转载于: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3/0312_2664_438050.shtml
注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0页
注9:周有光说:“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是五大自由,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网络不应该被控制。来源:独立阅读2010年4月号[2010-05-10]
注10:见新唐人2013年12月12、13、24各日讯
注11:来源: 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注12:只有事实根据,查不到文件根据。
注13:1958年毛在成都会议上说的话
注14:王平:《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当代思考》,文章来自: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95063939-dd7f-4d6e-96bb-c933520f3aa9_3.htm#
注15:《毛泽东选集》五卷,页333—334,页338。
注16:《傅雷家书》页158
注1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2
注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14-415
注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55
注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94
注21:周恩来语。見《毛澤東與周恩來》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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